什么是自由、权利和良知?

什么是自由、权利和良知?

导读：“自由”是人类拥有独立意志的最基本体现，她无比珍贵！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 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于殖民地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的最后一句：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都清晰地表达了人类文明的这个基本人生价值观，用一句通俗的话可以这么说：没有自由，活着干什么？ 而另一类不能融入人类文明的人却有相反的观念：不能活着，要自由干什么？

“权利”和“良知”则更为抽象，现实中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的人往往还会嘲笑捍卫个人权利的人，良知溟灭的人常常还会攻击正直、正义之士没有良知。是非不分、常识缺乏是某些满脑“标准”答案的行尸走肉的最大特征。网络上一位佚名作者用曾经的中外故事和历史事件让人们来体味这三个概念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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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笼中鸟惧怕飞翔！

著名学者刘军宁曾说：“自由来自于人性，来自于造物主。人性是不变的。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人性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爱自由，我们的祖先也一定是爱自由的。”

然而，这种爱自由的天性，常常被制度禁锢，被谎言遮蔽，以致“保卫剥夺他们自由的制度”竟然成了不自觉的习惯。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清朝皇帝说：“清朝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

然而，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政务？”

故事的真实性待考，讲述的道理却耐人寻味。

笼中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他们宁愿折断自己的羽翼，也不愿跟随自己的本能，逃离方寸，去追寻自由。

权利：财产权是第一权利

十八世纪时，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了一座行宫。

一次，他在行宫里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视线。皇帝大为扫兴，认为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

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拆除磨房。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出卖磨坊。

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这座磨坊是德国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

于是，威廉二世便亲笔回信给小磨坊主，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供其偿还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风能进，雨能进，但是国王不能进。

私有财产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

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霍普，将财产权的重要性上升到伦理的高度。他说：

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是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在这里财产权超越了经济的范畴，作为伦理规范，成为绝不可以违背的公理。

正如他的书名《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财产权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保护财产权，就是文明的基本伦理。

良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入西德。几声枪响后，克里斯当场毙命，成为了柏林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

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士兵，叫英格•亨里奇。九个月之后，他因犯杀人罪，站上了法庭。

柏林法庭最终认定英格•亨里奇故意杀人，判处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

法官当庭指出：

你明明知道这个逃亡的人是无辜的，却杀了他，就是有罪。作为士兵，不服从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正如自由主义先驱阿克顿勋爵所说：

“良知的至高无上性否认那种固定僵化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事物。”

这正是文明社会中自然法和社会法的区别。洛克认为：“自然法乃是上帝意志的宣示。它是人心中的‘上帝之声’，是至高无上的法。”

自由、权利与良知的价值，犹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理应人人都懂，但现实却不尽然。

——“笼中鸟”常常不知道自由的存在。这是一种最可怕的“理性无知”，正如学者刘瑜所说：当“无知”合乎“理性”，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无知，刻意逃避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威廉一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理所应当，因为他们的思维是皇权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非基于私产伦理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英格•亨里奇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军人的忠诚。但是他只是盲目服从上级命令，并不思考是非对错，这被学者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

那么，怎样才能告别“理性无知”与“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拳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

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拳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