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以右为尊”，为什么左将军地位高于右将军？

“以右为尊”向来被视为两汉礼制之通例，史不绝书：朝班则右丞相位次在左丞相之上，贬谪则称“左迁”，选官则号“右职”，乃至成语“无出其右”皆由此出。

然若细考两汉军制，则四方将军班次赫然以“前、左、右、后”为序，左将军位在右将军之上，似与“尊右”之制相悖。

此一“礼”一“兵”左右异位之现象，既非史官笔误，亦非后人传抄之讹，而实映射出两汉帝室“因事设职、以能定秩”之实用精神，以及军功爵制与礼仪秩序互动之深层脉络。

一、礼制之维：两汉“尚右”传统考述

1. 官制层面

西汉初期官爵多承秦制，而秦人尚右，故“右庶长”高于“左庶长”，“右更”优于“左更”。

汉高帝刘邦入关，即以“右丞相”为百僚之长；文帝即位，陈平让周勃居右，亦以示尊崇。

东汉虽省丞相，而“三公”班次仍以“太尉—司徒—司空”为序，太尉旧称“大司马”，位在“大司徒”之右，其尚右之意犹存。

2. 语义层面

“右”由方位词衍生褒义，“左”则渐带贬色。丙吉临终荐贤，称杜延年等“皆在臣右”；“右贤左戚”一词，亦以右为尚。

社会称谓中，“豪右”指高门，“闾左”指编户齐民，贵贱判然。

3. 礼俗层面

《仪礼·乡饮酒》云：“主人降席，立于右。”郑玄注：“右，阳位也。”汉代画像石、墓室壁画中，尊者皆在右厢；甚至车驾出行，御者居左，乘者居右，以示“虚左”敬宾。

可见“尚右”已渗透日常仪节，成为社会共识。

二、军制之维：四方将军班序与“尊左”之实证

1. 班序之明文

《后汉书·百官志》录“四方将军”位次：前将军最尊，次左将军，次右将军，后将军殿后。

其官品同列“中二千石”，而朝会、拜表、奏事之先后，必依此次第。

2. 拜除之实例

汉武帝元朔六年，以卫青为大将军，同时拜公孙贺为左将军、李息为右将军，班序已分；元狩四年，霍去病出代郡，以李敢为左将军在前，路博德为右将军在后，史臣特书“左将军先出”，明其权重。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诏“使左将军邓骘屯汉阳，右将军冯绲屯扶风”，亦先左后右。

3. 爵赏之差异

军功赐爵，左将军所得往往优于右将军。

宣帝本始二年，匈奴之役，左将军辛武贤以功封营平侯，食邑二千户；右将军许延寿仅增邑千户，未列侯班。

此虽系个案，然可窥朝廷品第军功之微妙。

三、冲突之释：军职“尊左”之所以然

1. 战术—地理之因

汉军面北制匈奴，常自代、云中、朔方三路出师。

地理上，左路（东道）地近单于庭，水草丰饶，易获首功；右路（西道）多沙碛，行师艰远。

故统帅例以宿将主左，偏裨辅右，久而久之，“左主右副”遂成惯例。

2. 军功爵制之激励

汉武帝以后，军功爵复盛，“斩捕首虏”以差次受爵。

左路兵易遇敌，立功机会倍于右路；若仍拘“右尊”旧义，则必抑功臣而沮士气。

朝廷为鼓舞将士，特于军职中“虚左”崇位，使勇锐者先得旌赏，此与礼制之“右”并行而不相悖。

3. 胡俗影响之可能

匈奴“尚左”，其单于居东方左地，以左贤王为储君。

汉廷为对敌之便，亦习其称呼，故表奏、檄文皆称“左部”“右部”。

汉军既以“左部”当敌之主力，则“左将军”自然位崇，此亦文化互动之副产品。

4. 制度分层之逻辑

两汉官制素有“文职尚右、军职尚功”之分层：文职以礼序尊，故右丞相尊；军职以功序尊，故左将军尊。

二者各守其域，不相侵越，正体现“因事设职”之灵活性。若混为一谈，则礼与兵皆失其当。

四、观念之维：史家叙事与后世认知

1. 史臣书法

班固叙李广、卫青诸传，凡言“左将军”必先书，“右将军”辄后之，虽同在一句，而先后不紊。范晔《后汉书》亦同此例，是史家已默认军职“尊左”之制。

2. 文学折射

《汉书·艺文志》录《军礼司马法》，今虽残阙，然辑本有“军尚左，卒尚右”之语，可见兵家自有一套方位尊卑观，与儒生礼学并行。

3. 后世沿革

魏晋以下，军职渐紊，然“左将军”名号犹重。

蜀汉以刘备曾居左将军，故举国相承，左高于右；吴、魏则循汉旧，亦先左后右。

直至南朝宋，始复“右”居左上，而“四方将军”之制亦废。

故两汉军职“尊左”实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之产物，非可一概施于历代。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两汉“以右为尊”与“左将军高于右将军”并非矛盾，而是同一制度体系内“礼”“兵”分途之结果：

——在朝仪、官爵、社会语义层面，“右”为阳、为尊、为褒，乃国家意识形态之核心；

——在行军、爵赏、战术分工层面，“左”为锋、为功、为勇，乃军功爵制之支点。

二者各守其界，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了“文治—武功”双轨并行之帝国秩序。

左将军之所以高于右将军，非对礼制之背离，而是对战争实践之积极回应；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两汉政制“因事立名、以能定位”之宏阔气象。

今日回望，不仅可补“尚右”论之偏，亦可窥见古典国家治理中“礼”与“兵”互动互补之深远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