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张保皋，韩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支来自于韩国的张保皋大使海洋经营史研究会的学者们，不远千里来到 淮安区 ，只为追寻唐代新罗人在楚州（今淮安）留下的历史印记，寻找新罗坊和新罗沟的遗迹，还原他们祖先曾在此生活与经营的过往。
于是他们来到了邗沟的终点——末口，这里是淮安历史的原点：公元前486年，一条邗沟自长江蜿蜒北上，最终抵达淮安的末口，在此与流经中原的淮河相会。江淮在此交汇，使得这片土地一跃成为沟通南北的“天下咽喉”，人流、物流循水道辐辏于此。可以说，正是古末口的兴起，奠定了后世淮安城繁荣的基石，整座城市的命运从此与运河、淮河紧密相连。
时光流转至盛唐，凭借漕运之利与海运之便，淮安区（楚州）崛起成为“淮水东南第一州”的重要港口。奔流入海的淮河，更将淮安与隔海相望的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紧密相连，成为两国官船、商船赴唐必经的关键中转站与落脚点 。
为适应日益繁盛的商旅往来，众多新罗人陆续定居在楚州（淮安）的古末口周边，在楚州北门城外形成了独具异域风情的聚居区——“新罗坊 ”。这里不仅是他们在异乡的安身之所，更是当时中外交流最生动的缩影 。他们还设立了自治管理机构——“新罗所 ”。这份新罗印记延续至北宋，楚州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其诗作《离楚夜泊高丽馆寄杨克一甥》中，便记录了楚州新罗坊内“高丽馆”的景象：“客去水关闭，疏灯亦复收。川鸣半夜雨，卧冷五更秋。扁舟已寒暑，冉冉真乘桴。一灯照客睡，短梦良悠悠。”诗中所提“水关”，即淮安老城的水门。因城门依制定时启闭，为赶乘第二天清晨的舟船，有条件的过往商旅常需提前一日投宿于新罗人开设的高丽馆中。
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了楚州新罗坊的繁盛景象。书中清晰记载，当年日本遣唐使为筹备归国事宜，专程从扬州赶赴楚州，在此雇佣了九艘新罗船只与六十余名新罗水手 ；圆仁本人也曾目睹新罗商船满载木炭驶向楚州的场景。这些细节，无不印证了新罗人在楚州水运及海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
新罗坊的规模与影响力，更能从侨民管理体系的变迁中得以窥见。圆仁记载，会昌五年（845年），他在楚州遇到的新罗人刘慎言，身份还是一名译员；而至大中元年（847年）他再度到访时，刘慎言已升任管理新罗侨民的“总管”。依据唐朝“五千人置总管一人”的制度推断，这一官职的变迁，有力地揭示出当时楚州境内的新罗侨民数量已颇具规模 。他们保留自身风俗，享有唐朝税收优惠，更凭借精湛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广泛涉足水上运输、海外贸易及船舶制造等领域，成为推动楚州走向繁荣的重要力量 。
朝鲜“汉学鼻祖”崔致远，也曾与友人来到楚州。在楚州与友人分别时，他留下了《山阳与乡友话别》一诗：“相适暂乐楚山春，又欲分离泪满巾。莫怪临风偏怅望，异乡难遇故乡人。”楚州作为新罗人重要中转驿站，人们在此短暂停留、相聚、补充物资、雇佣船只，随即又各奔东西。
当年这片河海相接、万商云集的土地，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一度繁盛的新罗坊，不仅为淮安（楚州）注入了强劲的国际商贸活力，为这座运河名城烙下了独特而厚重的国际印记 ，同时也为古末口遗址博物馆留下了运河与丝路交汇的千年印记，留下了多元文化交融的鲜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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