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

氢弹爆炸成功那天，于敏回家只是随口说，买只烤鸭庆祝吧，桌上只剩一只空碗，钱也没凑够。

妻子不明所以，还以为他是随口胡诌，孩子问成绩怎么样，于敏没多说什么。

那年头，院里不少人“消失”，家里日子紧紧巴巴，大事小情都埋在柴米油盐里，一句家常，背后压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于敏调入“轻核理论组”，整整七年，外面的世界像消失了一样。

他回不了家，信件查得比工资还严，甚至逢年过节都只能靠单位分发的几斤米挂念亲人。

屋里生着冷风只能裹旧棉袄，食堂打饭，排队到最后只剩干饭团，办公室没有暖气，算盘敲得手都僵。

小本子翻烂，白纸攒成废篓就扔，一连熬夜，眼圈像画上去。

没人知道他们在算什么，家属问“什么时候能回来”，一句“还要加班”就把所有苦和难藏住。

柴米油盐压着脊梁，外头不知内情，只觉得于敏整天忙得连家都认不全，等孩子奔着“爸爸”喊时，他反而有点愣。

其实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下，当年外面实验室一切现成，导师劝他大好前途别耽误，可没两年，国家一封信递来，说国内需要人，于敏什么都没多问，直接回国。

后来人问起有没有后悔，他摇头，说：“国家需要我，我要是不做，这事谁管？”

那阵风声很紧，项目刚起步，人手紧张，走进基地身影就淡了，名字从名单上消失，回家要批条，家里人几年都见不上一面。

他父亲说：“为国家做事，家里再苦也顶得住。”于敏点头，又回实验室接着算，从没和家人讲过外面的诱惑，是哪一天下的决心，只觉得，既然回来了，这活就不能丢。

最难的日子是在实验楼没窗的屋子，每天除了数据就是方程，什么都得自己琢磨，资料都是手抄，临摹国外期刊，一行字一行推导，夜里两点还亮着灯，风把门吹响，于敏挪个身子，继续在废纸上写；

那些年设备简陋，计算只能靠算盘和笔记本，有时候深夜冻到脚麻，裹条毛巾继续顶，熬夜成了家常便饭，一瓶墨水用完还不舍得扔；

碰到算不通的公式，有人拍案子，有人怔着，最后都得咬着牙推下去，有一次他连续几十天改稿，手颤得筷子都拿不稳，每一份草稿都留着涂改痕迹，堆成一摞放墙角，经常是到隔壁借张纸都怕惊动了别人；

一到下雪天，窗户挂着一层冰霜，屋子里只有呼气的白雾，手指冷得蜷缩在书页底下，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连做实验要的试剂都得掰着指头用，实验失败时只是在门口叹口气，第二天又准时回来，谁都不说苦，也没人在意谁最难，底下所有人都清楚，这事不推不行。

最难的是家里等消息，几乎年年都这样，妻子守着电话，孩子一进门就去翻信箱，盼他能回来吃一顿家饭，偏偏总被单位一纸调令带走，桌上剩的还是冷饭，院子里的邻居别人能早回来，只有他们家连团圆饭都要延期，唯一的节日惊喜，是父亲单位偶尔送来两斤猪肉，壮壮孩子身子，孩子们见了父亲也变得胆小拘谨，总想喊爸爸却忍着不开口，家里有时候连双合脚的鞋都配不上，大的穿二手，小的学着补袜子，妻子生病那年，于敏请不下来假，医院留了病床，晚间只能靠邻居帮衬着送饭，偶尔晚归在门口吐口气，也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等到有一天，单位专车到了院子门口，干部带头来了，说要表彰，“于敏同志团队有大功”，妻子才从只言片语听出点真相，那年奖章和证书摆了一桌子，大人小孩站在一旁，有记者赶来要拍全家福，孩子怯生生挨着父亲边上，父亲只说一句：“大家都辛苦，都是团队的。”那些年熬过的日子没人提，奖状发下去，父亲把它收进抽屉，没挂墙上，单位发奖金，说可以改善生活，妻子以为以后能多吃点肉，孩子还问什么时候能坐下吃一只烤鸭，父亲还是摇摇头，说今天歇一天，明天还要回实验室，家里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真正的光亮仿佛还是藏在那些寻常日子里。

这些科学家守着实验室，外界只知道他们“失踪”，但每年的项目审批表、政策报备，所有名字都是空白，真正的称号只在内网和密档里传递。

他们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事业，多数时间连同事都叫不出全名，团队里有人离岗休假，回来的时候带着家门口的土豆，一堆人分着吃。实验遇到技术封锁，设备报废连提修都要层层走流程，他们没抱怨什么，只在方案表格上涂涂改改，谁的公式算通了就和大家交换笔记。年终考核时，领导只留一句“可以”，学历、职称、业绩全都让位给一纸安静的保密协议。院里把门卫换了两轮，孩子上学填父母职业只能写：“工程师”，其实做的是无人可见的大事。

有时候实验室灯熄了，剩下的几个人窝在角落里喝凉水，谁听见楼下风声，总要轻声提醒别说话。地板上堆着三年前的材料，里面不少是外文原稿自己翻译。计算机没配齐，算盘永远响个不停。团队新进的人家里多半都已经习惯了寂静，邮件上没信，再多想只能关上窗。科研处有时候也不太受待见，预算每年都紧张，家的事没人问，也没人觉得委屈。他们工作没新闻，离开时座位都还留着，不管谁走完这一段，留下的是公式和报告，不是名字。

其实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成果，还有一种天然的底线。这种东西没什么奖章可挂，平时谁都不提，但一遇到大事，所有人都排得分明。碰到意外大家都知道要守规矩，实验时出了纰漏谁先站出来不是争功，是主动认责。团队里从老到新对纪律的要求比工资还严，有时候家属来信让带点糖果，内部有人提醒“基地规定外物”。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才是真的火种，制度里所有的坚固，大多依赖一群人的自我要求。

谁不讲底线，谁就无从立足，奖章能发但不能换，真正让国家稳定的从来不是荣誉，而是这些绕不开的规矩——大家心里都有数。外面能见到的光鲜报道里看不到这些人，多数镜头都拍不到他们，但制度就是靠这股低调的劲儿一点点撑起来的。

日子过得太久了，家里人也慢慢习惯了缺席，挂历翻一页又一页，谁在厨房炒菜，谁在院子理草，都不会问于敏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写公式的时候头发掉得多，偶尔给家里带点数字化的新闻，其实都不讲项目具体，外头的孩子也只是觉得父亲很安静，不善言辞。

邻居偶尔好奇，他母亲就说“都一样，吃饭没变”。奖章拿到手里，也没挂大门，桌上的荤菜还是要攒到节日。

孩子长大后才慢慢明白，父亲那几年是真不见人，等祖国变强了，这些人还是早上起，晚上归，有时在走廊里遇到老同事，互相点头就打了个招呼。

柴米油盐这样走了几十年，光鲜在新闻里，坚守就在院门后，没人谈理想，也没人追名分，只是觉得，有人把这事扛住了，后面的人才能好好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