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三张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

1949年12月，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张大千站在机场的跑道上，风里混着汽油味，耳中只有发动机的低沉嗡鸣，他的指尖却攥着三张机票，这三张纸片决定了他和家人的命运，让他和家人的命运从此发生变化。
张大千没有犹豫太久，身边跟了十几口人，还有弟子、朋友，众人眼里都写着焦急，但他只看了徐雯波一眼，她的怀中抱着三岁的女儿，不是她亲生的。

年幼的张心沛不知道自己即将和其他兄弟姐妹分离，看着这陌生的地方，忍不住啜泣起来，张大千低声说了一句：“别哭，爸爸在。”
腊月的天总是格外的冷，张心沛依赖在徐雯波的怀里，而徐雯波的心情很复杂，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带着，而是被托付给其他人照顾，想到分开时，女儿懵懂的眼神，她就感觉痛苦，但机票只有这么多，她更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张大千，只能对不起孩子们。
随身带着的行李并不多，但那一箱箱画卷重得让人喘不过气，里面有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苦熬两年画下的壁画临本，夜里打着油灯，白天灰尘呛得直流泪，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停笔，那些画是他拼命抢出来的命根子。
飞机舱门关上的一瞬间，张大千回头看了一眼成都的天，灰蒙蒙的天线拉出一条模糊的界限，像是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硬生生切开，他没说话，只有手上的画卷被握得更紧了。
飞机称重有限，每个人都拼命的想要带更多的行李，还有金银财宝，但哪有那么多的空间，将近八十幅画卷的重量可想而知。
杭立武为将这些画卷保留下来，自愿将用装着黄金的行李，来换这些画作，只有一个要求，要张大千以后将画作捐赠出去，为保留这些珍贵的画作，张大千忙不迭的答应下来。
飞机穿过云层，张大千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敦煌那无数个昏黄午后，洞窟里只有他和画，身边弟子问他累不累，他只回了一句：“这地方待久了，人都会画画。”
等到飞机落地台北，异乡的空气又冷又新鲜，他不知道还有没有跟家人见面的可能。
最初几年，张大千像是一直在找寻什么，搬家、展画、受访、写信，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有记者问他：“你最想念什么？”
他从不正面回答，只是说：“画还在，心就不散。”

后来，张大千带着家人南下，去了印度、阿根廷，最后在巴西买下土地，修了个大花园，取名八德园，园里假山、湖石、翠竹全都照着四川老家布置，园子里还养了黑天鹅和丹顶鹤，饲养员是本地工人，却被要求学会中文口令，每天早晨喊：“起！”丹顶鹤就扑棱棱张开翅膀飞起来。
“只要还有园子，还能画画，活着就有点意思。”张大千在八德园的画室里对徐雯波说，阳光下的画案上摊着未干的墨痕，他拿起毛笔，随手勾勒出莫高窟的飞天，动作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躁，反倒多了几分沉稳。
他并没有把敦煌壁画的记忆埋在心底，相反，张大千频繁举办画展，把自己对敦煌、对中国古画的理解带到西方，每一次展览都像是一次文化的“逆流”。
画坛评论家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画能有这种泼墨泼彩的气势，纷纷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可张大千只摇头：“毕加索有他自己的路，我有我的路。”
等到八十年代，张大千已是白发苍苍，昔日留在大陆的心碧、心建也已成家立业，张大千在八德园的茶室里给家人写信，信的这头是巴西的鸟鸣，那头是成都的夜雨，谁都没有提起当年的离别。
“画还在，人安好，就是好事。”张大千话说得轻，却没人能体会他真正的心情，徐雯波偶尔会在角落里发呆，手里摩挲着那本旧画册，仿佛还能看到小女儿当年被紧紧抱在怀里的模样。
张大千一生的奔波，没有一刻真正安稳，早年画马，后临古人，最后却在异国花园里自创风格，泼墨泼彩，画出自己的“心象世界”。

八德园的春天来得早，园子里桂花盛开的时候，张大千会提着一壶酒，带着画卷走到湖边，静静坐下，看着湖面倒影出自己的脸，那一刻，无论是四川、敦煌还是台北，都仿佛离他很近。
几十年过去，张大千的画作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谜题，那个冬天的决定，到底是无奈还是智慧，外人难以断言，但每一幅画卷里，都藏着他对家国、亲情、艺术的全部执念。
至今，台北故宫和四川博物馆各自保存着张大千亲手带走和留下的敦煌临本，游客在展柜前驻足，或许很少有人理解这些画背后的苦难与选择，但只要画还在，故事就不会结束。
参考信源：张大千惊心动魄的一天——194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