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丨金翼鸱枭越千年

金翼鸱枭越千年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八片薄如蝉翼的金箔静静舒展着鸱枭的羽翼。这些来自三千年前的金属精灵，以0.1毫米的纤薄身躯承载着西周秦地文明的厚重记忆。当阳光穿透展柜，金饰片上变形的窃曲纹便在光影中流转，仿佛鸱枭的翎毛正在微微颤动，将观者带入那个金戈铁马与艺术辉煌交织的时代。

大堡子山的文明曙光

公元前9世纪，当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赐予“西陲大夫”的称号时，绝不会想到在陇南礼县的群山之间，会崛起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诸侯国。大堡子山遗址的发现，揭开了秦人早期发展的神秘面纱。这座海拔1300米的山梁，在199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鸱枭金饰片在内的200余件金器，其规模与工艺令学界震惊。

秦人先祖非子因善养马得周孝王赏识，获封秦地。这个以牧马起家的部族，在周王室东迁后逐渐崛起，最终完成“克殷灭周”的壮举。而大堡子山墓葬群，正是秦人从西陲小邦走向霸业的重要见证。八片鸱枭金饰片出土于M2、M3两座中型墓葬，其摆放位置与青铜礼器相邻，暗示着这些金器在祭祀仪式中的特殊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饰片的制作年代恰逢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交界。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而秦人正处在由附庸向方国转变的关键期。鸱枭金饰片上商周纹饰与秦地特色的交融，恰似这个部族在文化认同上的微妙平衡——既保留着对周礼的尊崇，又孕育着独树一帜的审美追求。

金属与艺术的完美邂逅

面对通高52厘米、宽32厘米的金箔，现代工匠或许会惊叹于三千年前的工艺精度。I型与Ⅱ型金饰片的差异，展现出秦人匠作体系的成熟：I型腹部双眼钉孔呈等距分布，Ⅱ型窃曲纹间镂刻的十个不规则孔洞，这些细节暗示着当时已存在标准化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的双重体系。

匠人先将金块捶打成0.1-0.2毫米的薄片，这种“捶揲法”比同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金器加工技术早了五个世纪。随后用石质或青铜质模具压印出窃曲纹雏形，再以铜制刻刀精细修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正反面的打磨差异：正面经反复抛光呈现黄金本色，背面保留捶打痕迹呈现暗哑质感，这种“表里不一”的工艺处理，既保证视觉美感又增强结构强度。

镂空技艺的运用堪称神来之笔。Ⅱ型金饰片上那些看似随意的孔洞，实则遵循严格的几何布局。考古学家通过三维扫描发现，每个镂孔的位置都与鸱枭的骨骼结构相对应，这种将装饰性与功能性结合的设计理念，比古罗马时期的透雕工艺早出现八百年。至于镂孔是否镶嵌宝石，虽然镶嵌物已佚，但残留的绿色铜锈暗示着当时可能使用绿松石或孔雀石进行点缀。

鸱枭意象的文化解码

在商周青铜器纹样中，鸱枭常与饕餮、夔龙并称三大神兽。甲骨文中“枭”字作鸟首人身状，象征着沟通天地的能力。《诗经·豳风》有“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记载，将这种猛禽与家族守护联系起来。而秦人选择鸱枭作为装饰主题，暗含着深层的文化心理。

大堡子山金饰片中的鸱枭造型极具写实性：钩喙如弯月，环目似星辰，屈爪若劲竹，长尾若流云。这种将自然特征夸张化的手法，与《山海经》中“五色毕具，举尾似鹗”的异兽描写形成奇妙呼应。更值得玩味的是，鸱枭在秦文化中可能兼具双重象征——既是守护神兽，又是战争图腾。

考古发现提供有力佐证：与金饰片共存的青铜戈上，铸有相同的窃曲纹；而在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出土的战车饰件，也可见类似的鸱枭造型。这种将礼器纹样与武器装饰统一的现象，暗示着秦人将神圣守护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文化特质。正如《史记·秦本纪》所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鸱枭或许正是这个部族图腾的物化呈现。

流失与回归的文明记忆

1992年，当大堡子山的盗墓黑影笼罩这片土地时，八片鸱枭金饰片开始了一段漂泊海外的旅程。它们辗转于巴黎、伦敦、纽约的古董市场，最终在2015年通过外交斡旋回归故土。这段曲折经历，恰似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阵痛与重生。

文物回归引发的学术思考远超艺术范畴。通过同位素分析，科学家发现金饰片的金料源自陇南当地的沙金，这与《水经注》“洮水出嵹台山，山多黄金”的记载相印证。更重要的发现来自残留物检测：Ⅱ型金饰片镂孔处的铜锈含有锡、铅成分，证明当时已掌握合金镶嵌技术，这为研究中国早期金属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站在展柜前凝视这些金箔，现代人或许会想起《考工记》中“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的古训。鸱枭金饰片的制作过程，实则是古代工匠对自然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当0.1毫米的金箔承载起3000年的文明记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个民族在文化认同中的精神觉醒。

如今，这些沉默的金箔，既是秦人走向霸业的物质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在技术革新与艺术创造中不断突破的永恒缩影。它们的回归，不仅填补了考古研究的空白，更让今人得以触摸到先民们对美的追求与对文明的坚守——这份跨越三千年的文化基因，正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主播：欣忆

编辑：龙天、孙琦

一审：岳青

二审：刘小曼、丁守敏

三审：肖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