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怀英碑刻行迹考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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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陕西冯翊，占籍奉符（今泰安城区），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党怀英以其卓越的书法、文学成就而名重一时，尤其书法造诣深厚，工篆籀，有“独步金代”之誉，《金史·党怀英传》谓“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党怀英的一生，始终与笔墨相伴，创作了众多碑刻，但因年代久远、战乱损毁等原因，不少碑刻已经不存。笔者依据《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山左金石志》《金文最》《金石汇目分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全金石刻文辑校》等古今金石志书，并加以实地调查，共搜得党怀英撰文、书丹或篆额的碑刻48种，最早为大定十三年（1173）《环翠亭诗刻》，最晚为大安三年（1211）《六逸堂碑》，分布于山东、河北、河南、北京、山西、吉林等地，而尤以山东泰安、长清、曲阜一带最为集中。其中，党怀英撰文25种，如《礼部令史题名记》《鲁两先生祠记碑》《中都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感应碑》等；书丹17种，如《王去非墓表》《杏坛碑》《谷山寺记碑》等；篆额32种，如《大金重修东岳庙碑》《大金重修中岳庙碑》《大金得胜陀颂碑》等。这些碑刻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更成为映照党怀英人生轨迹、思想境界与时代印记的“立体传记”。探寻党怀英的碑刻行迹，不仅能揭示党怀英的人生轨迹与艺术生涯，还能通过碑刻这一“石质史书”还原金代中晚期文人与政权、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理解金代文化融合的特质提供典型个案支撑。

早年底色：齐鲁沃土的学养奠基

党怀英生长于泰山脚下，齐鲁大地的文化基因自小便融入其血脉，加之官宦世家的出身，为其打下坚实的文史基础。少颖悟，日诵千余言，与辛弃疾同师于名士刘瞻，二人并称“辛党”，在泰安一带的书香氛围中砥砺学问。泰山的封禅文化、曲阜的儒家文脉，以及遍布各地的寺庙碑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怀英的艺术审美。他早年对篆、隶、楷的研习，便得益于对泰山石刻、孔庙碑版等齐鲁本土文化遗产的观摩。这段早年经历虽未直接留下碑铭石刻，却为他日后碑刻创作的“文气”与“法度”埋下伏笔。此时山东虽处于金代统治之下，却延续了北宋以来的文化传统，重视碑刻这一兼具纪念功能与文化象征的载体，用于彰显皇权正统、记录功勋德行、传承宗族谱系。尤其世宗、章宗时期，稽古礼文之事，委曲详尽，这为党怀英的碑刻创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碑刻与仕途：文化使命下的碑刻实践

党怀英的碑刻创作与仕宦生涯紧密交织。金大定十年（1170），三十六岁的党怀英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初任莒州军事判官、汝阴令等地方官，大定十八年后内转而充国史院、翰林院，先后任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翰林学士等。纂修史书、制撰词命为其本职，撰书碑刻自然亦包含其中，因而这段时期成为党怀英碑刻创作的高峰期，其作品多与“官方文化工程”“地方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折射出他作为金代文人“以文辅政”的责任担当。

（一）奉诏书碑：以文翰事君，以碑刻立名

党怀英深受世宗与章宗赏识，多次受命撰书朝廷重要碑刻。金代初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东岳庙、中岳庙损毁严重。至世宗时期，政权逐渐稳定，为巩固统治之需，一方面恢复女真旧俗以凝聚民族认同；另一方面推行“尊儒重礼”政策，重视对中原传统祭祀体系的修复。东岳、中岳分别作为“五岳之首”与“五岳之中”，其祭祀不仅关乎“天人感应”的政治合法性，更象征着女真政权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大定十八年（1178），世宗敕令重修东岳庙与中岳庙，四年后完工，立碑记录重修之事，此即《大金重修东岳庙碑》（存泰安岱庙）与《大金重修中岳庙碑》（存登封中岳庙）。大定二十五年（1185），为纪念金太祖“得胜陀誓师”开国之功，彰显金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金世宗敕命在得胜陀立碑颂德，此即《大金得胜陀颂碑》（存松原石碑崴子村）。党怀英以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充国史院编修官的身份，为以上三碑篆额，既是其作为金代官方文人承命颂德的职责体现，也暗含汉族士大夫在少数民族政权下以文化存正统的立场。这些碑刻作为金代的“国碑”，极大提升了党怀英的政治与文坛地位。此后，地方名门望族、名僧高道等纷纷求其撰书碑刻，既体现了他在当时社会的文化影响力，也反映了金代文人通过文化活动构建社会网络的特质。

（二）泰山碑刻：皇家祭祀与地方认同的双重载体

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承载着深厚的底蕴，党怀英撰书的碑刻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除了“国碑”《大金重修东岳庙碑》外，还如大定二十四年（1184）《重修天封寺记碑》、明昌六年（1195）《灵岩寺田园记碑》、明昌七年（1196）《十方灵岩寺记碑》等。《重修天封寺记碑》为党怀英撰文、书丹并篆额，记载了天封寺的兴废沿革及泰安地区历史变迁，不仅具有极高的佛教史价值，还为研究金代泰安城建置演变提供了重要史料。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碑作为党怀英现存少见的楷书作品，书法展拓秀整，兼具唐楷法度与时代特征，展现了其楷书的深厚功底。党怀英与泰山之阴的灵岩寺亦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结，寺中《灵岩寺田园记碑》《十方灵岩寺记碑》等便是由住持广琛牵头促成，党怀英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同修国史的身份参与创作。前碑为党怀英篆额，后碑由党怀英一人完成，实现了“撰、书、篆”三位一体的创作，展现了其“文章、字画、篆籀”三绝的综合素养。党怀英不仅藉其文才与书艺为碑刻注入生命力，更以名家背书的方式增强了碑刻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种“高僧请名士、名士记寺事”的模式，推动寺院从宗教场所向文化符号的升华，既反映了灵岩寺作为北方佛教中心对文化权威的借重，也体现了金代汉族文人对地方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传承，成为金代文人与佛教寺院互动的典范。

（三）曲阜碑刻：儒家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这里也留有党怀英的碑迹，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重修郓国夫人殿碑》、明昌六年（1195）《曲阜县重修文宣王庙碑》、承安二年（1197）《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承安三年（1198）《杏坛碑》等。《重修郓国夫人殿碑》与《曲阜县重修文宣王庙碑》由党怀英撰文、书丹，《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的撰、书、篆皆其一人为之。以上三碑皆以修缮记事为载体，兼具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思想表达的深刻性。碑文紧扣“圣道与王治共生”的核心主题，明确提出孔庙修缮并非单纯的建筑工程，而是“立民极、彰教化”的政治象征，与金代的文治太平直接相联。这种论述既呼应了金代统治者藉儒学巩固中原统治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汉族士大夫通过崇圣维护文化正统的价值追求，构建了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威相互支撑的论述逻辑。党怀英对儒家文化的尊崇，还体现在曲阜孔庙《杏坛碑》的创作中。他采用秦代“玉箸篆”的笔法题写“杏坛”二字，线条圆劲有力，结体端庄茂美，气息和顺通达，被时人誉为“李阳冰之后第一人”。党怀英的题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呈现，更代表了金代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接纳与推崇，而他作为山东籍文人，为孔庙题刻更带有“地域文化代言人”的意味，彰显了齐鲁文人对儒家根脉的守护。

除了以上碑刻外，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也能寻觅到党怀英的碑刻行迹。如大定十八年（1178）《礼部令史题名记》（存北京法源寺），为党怀英撰文、书丹；明昌元年（1190）《大金西京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存大同善化寺）与明昌七年（1196）《重修洺州曲周县学记》（存曲周文庙），为党怀英篆额，等等。党怀英跨地域的碑刻创作，推动了金代书法艺术的全国性流通，成为维系不同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晚年升华：退居林下的艺术纯粹

泰和元年（1201），党怀英致仕，退居家乡泰安一带，潜心书法与文学。此时的碑刻创作，褪去了仕途的官方色彩，更趋纯粹化，多为寺庙、书院等文化场所题写，尽显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如为泰和元年《谷山寺记碑》、泰和六年《袭封衍圣孔公墓表》撰文、书丹并篆额，为大安三年（1211）《六逸堂碑》撰文、书丹，等等。此时撰书的碑刻虽不如早年规模宏大，但笔法更显老辣凝练，篆书线条柔中寓刚，隶书浑朴雅正，楷书疏朗自然，少了法度的拘谨，多了文人的萧散之气。如《谷山寺记碑》，隶书笔画质朴自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宁静、悠远的气息，与佛教寺庙的清幽氛围相得益彰。大安三年（1211），党怀英逝于泰安，享年78岁，为其一生的“文人坚守”画上句号。

结语

党怀英一生的碑刻行迹，犹如一条文化纽带，将金代的历史、文学、书法艺术紧密相连。从齐鲁少年，到金代文宗，党怀英始终以“文化传承者”的身份立足，而碑刻正是他“以艺载道”的终极载体，从而将其文学才华、书法技艺与儒家理念融为一体，既完成了“以文辅政”的仕途使命，也构建了个人的文化坐标。党怀英的碑刻从来不是孤立的“书法作品”，而是其人生阶段、思想状态与金代社会的“三重镜像”：从人生维度看，碑刻串联起他“早年学养——中年担当——晚年升华”的轨迹，展现了一位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践行；从时代维度看，他的碑刻既是金代“汉化政策”的文化物证，也是彼时“多元文化融合”的缩影；从艺术维度看，他以碑刻为载体，将篆书的古雅、隶书的醇厚与楷书的规整推向金代顶峰，实现了书法艺术与文化功能的完美统一。可以说，党怀英的一生“以碑刻立名，以碑刻传世”，碑刻成为这位金代文人“活”着的生命印记。探寻其碑刻行迹，对于理解金代文化特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孟凡港，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