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警告：若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将是中国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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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相信吗？仅仅40年之后，印度的人口规模或将达到中国的三倍！这个数字不是科幻小说里的设定，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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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语气急切，直言不讳：“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有力措施，到2065年前后，我们将直面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他的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权威数据发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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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新华网就援引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印度人口预计将在2065年达到约17.5亿的顶峰，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维持超大规模人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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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人口拐点来得更早且趋势更为陡峭。根据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触及14.5亿的高点后开始持续下滑，到了2065年，总人口可能仅剩不足6亿，相当于印度同期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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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披露的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粗出生率仅为6.77‰，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虽然较前一年小幅回升52万，但整体生育水平仍处于深度低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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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在应对“人太多”的压力；如今，梁建章的一席话让许多人猛然惊醒：原来人口萎缩的速度远比想象中更快。而更令人困惑的是——印度凭什么能实现如此巨大的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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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种三倍的人口差距背后，潜藏着比数量下降本身更为严峻的社会结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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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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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所担忧的核心，源自两条截然相反的人口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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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司的长期模型清晰地描绘出这一图景：中国的人口峰值提前到来，并迅速转入下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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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约14.5亿的历史最高值，随后进入不可逆转的衰退阶段，呈现出类似“自由落体”式的下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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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25年新生儿数量略有回升至954万，但6.77‰的出生率依然极低。横向对比，这一水平与韩国曾经历的0.72总和生育率相差无几，均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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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而当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1，连基本替代线的一半都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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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做过测算：即便从今天起全面推行强有力的鼓励政策，未来四十年内也难以阻止人口大幅缩水的趋势。更何况，目前出台的支持措施无论在覆盖面还是力度上，都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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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印度，其人口走势则显得平稳而持久。据新华网引用的联合国预测，该国人口直到2065年才会达到17.5亿的峰值，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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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关键的是，印度当前的生育率仍在2.0左右徘徊，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尽管也在缓慢下降，但尚未跌破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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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年龄结构的巨大差异。印度目前的平均年龄仅为28岁，属于典型的年轻型社会；而中国的平均年龄已升至38岁，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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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40年后，当中国社会步入深度老龄阶段，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超过一人年过六旬，而印度仍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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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人少一点生活更舒适”，但梁建章明确指出：人口不仅是数字，更是国家创新活力和经济动能的根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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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采访中强调，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更多潜在的研发人才、创业者和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规模红利”。一旦失去这一基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都将失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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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社会被养老负担压得喘不过气，年轻人不仅面临沉重的税负与缴费压力，还会因职位被年长者长期占据而晋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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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印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三倍人口差距，实质上是两国长期竞争力的鸿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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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不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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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多重现实困境叠加作用的结果：养不起、住不下、没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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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障碍来自“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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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5年起，国家开始向0—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这笔钱看似实在，实则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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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我国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平均成本超过50万元，折合每月近万元支出。而每年3600元的补贴，仅占全周期养育成本的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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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300元，还不够购买两罐进口奶粉。相比之下，韩国政府为1岁以下婴儿提供每月50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助，直接推动2024年新生儿数量实现九年来的首次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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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支持力度，国内现有的补贴政策显然难以撬动家庭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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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障碍是“住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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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长期关注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他指出，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畸高，房贷已成为家庭开支的最大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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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夫妻算完账后发现：一套房的首付，足以覆盖多个孩子的全部教育费用。在这种背景下，“先买房再生育”成了默认逻辑，可房价涨速远超收入增速，导致生育计划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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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公开建议：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减免50%房贷利息，三孩及以上家庭全额免除利息。然而截至目前，这类实质性支持政策仍未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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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人坦言：“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怎么敢承担养育下一代的责任？”这不是矫情，而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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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障碍则是“托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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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兼顾工作与育儿。请保姆动辄每月五六千元，正规托育机构更是“一位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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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超过50%，部分北欧国家甚至高达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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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接触过大量职业女性案例：不少人因为无法解决 childcare 问题，不得不辞职回归家庭，职业生涯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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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职场晋升的压力，一边是无人代劳的育儿责任，许多女性最终选择放弃生育。若不能打破这一困局，生育率回升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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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难题，梁建章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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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场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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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举措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真正做到“真金白银”补贴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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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经验表明，当1岁以下婴儿每月获得5000元补贴后，次年出生人口即实现3.1%的增长。这说明经济激励确实能够有效提升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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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建议我国借鉴这一做法，不仅要提高现金补贴额度，还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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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收入群体，可通过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抵税；对于低收入家庭，则应直接发放育儿津贴，确保资源精准流向最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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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金投入到养育家庭，既能刺激短期消费，又能保障长期劳动力供给，比投资传统基建更具长远价值。”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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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破解“托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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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提出两个关键方向：一是加快建设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托位供给，显著提升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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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行“父母共享式育婴假”制度，要求男性必须休满一定比例的陪产假或育儿假，政府同步对企业给予用工成本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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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让女性承担育儿责任，企业自然倾向少招女员工，性别歧视只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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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直击当前职场痛点。现实中，不少企业在招聘时会直接询问女性求职者“是否已婚”“何时生育”，无形中形成生育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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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通过制度设计平衡育儿责任分配，才能真正减轻女性的职业风险，释放生育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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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灵活办公”也被视为一项极具操作性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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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认为，推广远程办公、弹性工时等模式，有助于职业女性更好地协调工作与育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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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生育的心理门槛自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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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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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的发声，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情绪，而是试图唤醒社会对人口趋势的深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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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看似缓慢，实则具有高度刚性。等到问题全面显现时，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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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后的三倍人口差距，本质上是由当下每一对育龄夫妇的一个个生育决策累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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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人口模型不会撒谎，韩国的政策成效也已验证：只要支持力度到位，生育意愿是可以被激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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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继续抱着“象征性补贴就够了”“育儿是私事”的旧观念不放，未来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不只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连基本的社会服务都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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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当护工、护士、快递员、教师等岗位普遍缺人时，谁来照顾我们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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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生儿，正是四十年后支撑社会运转的主力劳动者。他们的数量，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尊严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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