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49岁才恍然大悟：如果别人请客不想去，千万别用“有事去不了，下次再约”搪塞，可以回这一句话
创作声明：本故事内容、情节、人物及所涉及的单位、职务等均属虚构，为文学创作需要，与任何真实人物、事件、组织无关，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
“王建国！你到底把我们家老李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尖利，带着哭腔和压抑不住的愤怒。
“他跟所有人说你今天陪大领导来不了，可人家下午在公园里看见你一个人在遛狗！现在所有亲戚都在背后笑话他吹牛！他跟人喝闷酒，刚刚跟人打起来，现在人被派出所带走了！”
01
我叫王建国，那年48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里当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层干部。
生活就像单位门口那条常年失修的马路，平坦是够平坦，就是偶尔会有些坑洼，但只要绕着走，也颠簸不到哪儿去。
我这辈子最大的优点，或者说缺点，就是怕麻烦，尤其怕那种人情往来上的麻烦。
那天，我刚踏进家门，把脚从束缚了一天的皮鞋里解放出来，换上妻子刘芬给我买的棉拖鞋，感觉整个世界的节奏都慢了下来。
客厅里，电视正放着家长里短的肥皂剧，刘芬在厨房里忙碌着，抽油烟机嗡嗡作响，伴随着锅铲碰撞的清脆声音。
这就是我一天中最安逸的时刻。
我把自己扔进沙发里，刚准备拿起报纸，茶几上的电话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那尖锐的“铃铃”声，像一把锥子，瞬间刺破了我用安逸吹起来的肥皂泡。
我瞥了一眼来电显示，一串熟悉的号码。
我的眉头下意识地皱了起来——是李卫东。
我拿起电话，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热情一些：“喂，卫东啊！”
“建国！是我！干嘛呢？”电话那头，李卫东的声音像一台小钢炮，洪亮、热情，带着一股子不容拒绝的劲头，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没干嘛，刚到家。怎么了，有事？”我一边说，一边用眼神向厨房里的刘芬示意。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好事！”李卫东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这个周末有空没？来家里吃饭！你嫂子今天托人从水库里买了条大草鱼，七八斤重！她说这鱼就得请你这个文化人来尝尝鲜，别人都不配！”
我的心猛地一沉。
又是饭局。
对我来说，应付饭局比写一份万字报告还累。
尤其还是李卫东的饭局。
我的大脑几乎没有经过思考，一套早已烂熟于心的说辞便脱口而出：“哎呀，卫东，你看这事儿闹的，真不巧！太不巧了！我们单位这个周末要搞什么岗位技能评比，我是评委之一，得提前去单位准备材料，估计两天都得泡在那儿，实在走不开啊！”
我把语气里的惋惜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错失了一顿国宴。
“哦，这样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低落了下去，但随即又恢复了热情，“那行！工作要紧！你们当干部的就是忙！那等你忙完，咱们再聚！鱼我让她先给你留着一半！”
“别别别，千万别！”我赶紧说，“鱼放着就不新鲜了，你们先吃。等我忙完这阵，下次，下次我一定去！下次我做东，咱们找个好点儿的馆子，好好喝一个！”
“好嘞！那就这么说定了！下次啊！你可别忘了！”
“忘不了，忘不了。”
挂掉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刚打完一场硬仗。
整个人都瘫软在了沙发上。
“又是李卫东？”刘芬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甚至都没问我聊了什么，只看我的表情就猜到了七八成。
“嗯，”我拿起一块苹果，心不在焉地啃着，“叫我去他家吃饭。”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单位有事，去不了。”
刘芬白了我一眼，把果盘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脆响：“王建国，你这个‘下次’到底要说到什么时候？我没记错的话，这都快一年了吧？从去年他儿子考上高中请客，到他自己过生日，再到前阵子搬家，你哪次去了？每次都是‘下次’。”
“那不然我怎么说？”我有点不耐烦，“直接跟他说我不想去？多伤感情啊。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咋咋呼呼的，死要面子。我这么说，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不是挺好吗？”
“面子上过得去？”刘芬冷笑一声，“你这是在吊着人家，你知道吗？你给他一个念想，让他总觉得你们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好，总觉得下一次你就会去。结果呢？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你觉得这是对人好？”
“我……”我一时语塞。
“建国，我跟你说，你这就是虚伪。你怕的不是伤感情，你怕的是撕破脸之后的尴尬。你就是个老好人，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你不错，结果就是谁都交不了心。”刘芬的话像刀子一样，句句扎在我心上。
我有些恼羞成怒：“你懂什么！我和卫东几十年的兄弟，这点事他能不理解？我确实忙嘛！”
“你忙？你这个周末的‘忙’，是不是又要在家看两天电视，再到楼下公园溜达溜达？”
被她说中了心事，我索性不再争辩，把电视声音调大了些，假装专心看起了电视。
刘芬看我这样，也知道再说无用，叹了口气，转身又回了厨房。
我看着电视里花花绿绿的画面，心里却一点也不得劲。
刘芬的话，像一根小刺，扎进了我的肉里，不疼，但就是别扭。
我和李卫东，确实是几十年的兄弟。
我们在一个国企大院里长大，小时候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一起掏过鸟窝，一起下河摸过鱼，我学习好，经常帮他写作业；他力气大，院里谁要是敢欺负我，他第一个冲上去。
那段岁月，简单又纯粹，是我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光辉岁月”。
可是，人总要长大。
长大，就意味着分离和不同。
高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通过父母的关系回到了这家国企，从一个普通科员，一步步熬到了今天的科长位置。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工作稳定，收入尚可，在亲戚朋友眼里，也算是个“吃皇粮”的体面人。
而李卫东，高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
接了他父亲的班，进了厂里的车间。
后来遇上下岗潮，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开始了不停的折腾。
在路边摆过摊卖水果，开过小卖部，倒腾过服装，什么赚钱做什么，但似乎财神爷总是不肯眷顾他，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几年下来，不仅没攒下什么钱，反而把家底都快折腾光了。
如今，他靠着老婆在外面打零工的钱，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个小小的烟酒店，勉强维持着生计。
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院里那条被车轮反复碾压的路，裂缝越来越大，渐渐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不是看不起他，真的不是。
我是怕。
我怕他那过分的热情。
每次见面，他都要大声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我最好的兄弟，王建国，大科长！”那语气里的骄傲，让我浑身不自在，仿佛我成了他用来装点门面的工具。
我怕他找我办事。
虽然他从未开口，但我总觉得他那些饭局背后，藏着“求人”的伏笔。
帮他孩子找个好学校？
给他老婆安排个清闲工作？
这些事，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科长，哪有这个能耐？
我更怕饭桌上相对无言的尴尬。
除了回忆小时候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们还能聊什么呢？
聊我的工作？
他听不懂。
聊他的生意？
我插不上嘴。
剩下的，就只有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和酒后的胡吹海侃。
那种感觉，比加班还让我疲惫。
所以，我开始下意识地躲着他。
而“有事去不了，下次再约”，就成了我最好用，也最安全的挡箭牌。
它既能让我脱身，又不会在明面上撕破我们“兄弟情深”的假象。
我以为，这样挺好。
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些事，看破不说破，心照不宣就行了。
02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下次”大法屡试不爽。
李卫东的邀约，就像永不缺席的季节问候，隔三差五就会响起。
而我的借口，也随着他邀约的升级而变得越来越“高级”。
起初，只是“单位加班”、“家里有事”。
后来，李卫东开始改变策略，他不再是临时起意，而是提前一周就打来电话，并且会加上一句：“建国，我把咱院里那几个老哥们，张强、刘军他们都约好了，就差你了啊！”
这一下，我的拒绝难度陡然增加了。
这意味着我的谎言不再是只对他一个人说，而是要对一个群体负责。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碰到张强，他随口问我：“建国，周六老李家聚餐，你真去外地出差啊？我怎么听你爱人说你周末在家休息呢？”
我当时脑门上“嗡”的一下，冷汗都快下来了。
我只能强装镇定，干笑着解释：“哦，是临时取消了，领导体恤我们，让我们歇歇。票都买好了，又给退了，嗨！”
张强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但那眼神，分明写着“我懂的”。
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脚下是万丈深渊，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从自己编织的谎言之网上掉下去。
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
拒绝李卫东，从一件简单的小事，变成了一项需要精心策划的系统工程。
我甚至开始有点怕听到电话铃响。
就在我被这种焦虑折磨得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一个“终极邀约”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枯燥的报表，李卫东的电话又打来了。
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颤抖的兴奋。
“建国！建国！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几乎是在喊。
“什么事啊？这么激动？”我应付着。
“我……我要开饭馆了！”他一字一顿地说，仿佛在宣布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在咱们小区东门，原来那个倒闭的理发店，我给盘下来了！我把烟酒店转了，又找亲戚借了点，凑够了本钱！这次，我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建国，”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哽咽，“我李卫东这半辈子，干啥啥不成，让人笑话够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折腾，再不成就真认命了。下周六，我的‘兄弟饭店’开业，你……你一定要来！”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跟所有亲戚朋友都说了，我最好的兄弟，最有出息的发小，大科长王建国，会来给我剪彩！你是我最大的面子，你来了，我这饭店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建国，你可一定要来啊！”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恳求和期望。
这个电话，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我那张由谎言织成的脆弱小网上，瞬间将其砸得粉碎。
我彻底慌了。
我能想象到那个场面：几十个我不认识的亲戚朋友，嘈杂的环境，李卫东拉着我，用他那大嗓门向所有人介绍我，然后把我推到前面，递上一把系着红绸带的剪刀……光是想想，我就感到一阵窒息。
去，还是不去？
去，我将要忍受整整一天的尴尬和折磨。
不去，我该用什么理由？
“单位加班”？
“家里有事”？
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面前，这些借口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几乎能想象到李卫东那失望透顶的表情。
挂了电话后的整整两天，我坐立不安，食不知味。
刘芬看出了我的反常，问我怎么了。
我把事情一说，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看着我说：“建国，去吧。这一次，你就当还债了。还你过去一年欠下的无数个‘下次’。”
我何尝不知道该去。
但我的社交恐惧，我对那种场合的本能抗拒，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
眼看着离周六越来越近，我的焦虑也达到了顶点。
我必须想一个办法，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一个能让李卫东毫无怨言地接受我缺席的理由。
周四晚上，我脑子里灵光一闪，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终极谎言”形成了。
我拨通了李卫东的电话，用一种既兴奋又极其遗憾的语气说：“卫东啊！先跟你说声恭喜！饭店的事我听了太高兴了！你放心，哥哥一定支持你！”
“哈哈！我就知道！”李卫东显然很高兴。
我话锋一转，声音压低，带着一丝神秘和无奈：“但是，兄弟，你这开业的日子也太不巧了！天大的不巧啊！”
“怎么了？”
“你开业那天，市里最大的那位领导，要来我们单位视察工作！而且是突击检查！点名让我全程陪同，负责汇报我们科室的工作！你想想，这是天大的事，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请假啊！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我的饭碗都得丢！”
我把这个谎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连我自己都快信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甚至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这样啊，”李卫东的声音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巨大失落，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说，“那……那确实是天大的事！你可得好好表现，别出岔子！我这边……没事，你不用管我。”
“卫东，你听我说，你千万别多想！”我赶紧补救，“等这阵风过去，不出一个星期，我亲自带我们单位的同事，去你那儿摆个十桌八桌，给你把场子找回来！你放心，哥哥心里有你！”
“好……好，建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那你先忙，我不打扰你了。”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倒在沙发上。
我为自己的“急中生智”而感到得意。
这个理由太完美了，既彰显了我的重要性，又让我的缺席变得合情合理，甚至还带着一丝“为兄弟牺牲小我”的悲壮色彩。
李卫东不仅不会怪我，甚至可能还会感激我的“坦诚”。
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周六那天，阳光明媚。
我睡到自然醒，没有“大领导”的视察，也没有剪彩的喧嚣。
我悠闲地吃完早饭，带着我家那条养了五年的小狗，去楼下的公园溜达。
看着公园里晨练的老人，嬉戏的孩子，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庆幸自己不用挤在那个油腻腻的小饭馆里，对着一群陌生人强颜欢笑。
自由的空气，真好。
下午，我正在家看书，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有些疑惑地接起电话。
电话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和愤怒的尖锐声音：“王建国！你到底把我们家老李怎么了？！”
我愣住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你是哪位？”
“我是谁？我是李卫东他老婆张兰！”女人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他跟所有人说你今天陪大领导来不了，可人家下午在公园里看见你一个人在遛狗！现在所有亲戚都在背后笑话他吹牛！他跟人喝闷酒，刚刚跟人打起来，现在人被派出所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