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营收增26%净利反降83%，天价税费与AI巨投拖累业绩！

美国旧金山，10月30日凌晨，Meta发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

表面光鲜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令投资者不安的现实。

营收51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远超市场预期；

但净利润却如断崖式下跌，仅27.1亿美元，暴跌83%。

这一反常现象的源头，直指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

正是这笔高达159.3亿美元的一次性税费支出，吞噬了Meta本应丰厚的利润。

资本市场反应迅速而残酷。

财报公布后，Meta股价在盘后交易中暴跌超过8%，市值瞬间蒸发约1600亿美元。

这一市场反应，远比扎克伯格预想的更为激烈。

天价账单：特朗普税改的“意外”一击

细究Meta的财报，特朗普税改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根据Meta方面的解释，这笔159.3亿美元的支出是一次性非现金所得税费用，主要与美国公司境外收益的新课税规定有关。

回溯到今年7月，特朗普签署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正式成为法律，对美国企业的海外收益和最低税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变革迫使Meta对其税收资产进行重新估值，从而产生了这笔巨额的账面损失。

然而，剥开这层表面因素，Meta核心业务的疲软更值得警惕。

即使排除这笔特殊支出，调整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也仅为18%，远低于前两个季度30%以上的增速。

这一信号明确无误地表明，问题不只出在税收政策上。

Meta的广告业务虽然贡献了接近500亿美元的收入，但增长动能明显减弱。

更为棘手的是，其备受关注的Reality Labs部门继续失血，第三季度营收仅4.7亿美元，亏损额却高达44亿美元。

自2020年底首次披露该部门业绩以来，Reality Labs的累计亏损已超过700亿美元。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科技公司的总市值，却仍未见到盈利的曙光。

AI赌注：扎克伯格的万亿豪赌

面对重重压力，扎克伯格的选择是继续加注。

“至少对于像Meta这样的公司来说，风险可能在于不够激进，而不是过于激进。”

他在最近的公开表态中如是说。

这一理念在财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Meta第三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193.7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更令人咋舌的是，该公司已将全年资本支出预期上调至700亿至720亿美元，远高于2023年的280亿美元和2024年的390亿美元。

这样的投入规模，已堪比国家级的基建项目。

扎克伯格为这笔巨额开支辩护称，对计算能力的“大规模投资”“很可能会带来丰厚的利润”。

他甚至表示，即使在“最坏情况下”，Meta也将拥有预先构建的计算能力，并承担折旧成本。

然而，市场对这样的解释并不买账。

美银证券虽然重申了对Meta的“买入”评级，却将目标价从900美元下调至810美元，反映出对Meta盈利前景的担忧。

分析师们在报告中指出，由于支出大幅增加，他们将Meta 2026年的每股盈利预测下调了10%。

Meta的烧钱速度，甚至让长期投资者感到不安。

扎克斯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布赖恩·马尔伯里直言：

“他们必须开始更好地向我们展示，这些投入何时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

重组阵痛：四次调整与百次裁员

在巨额投入的同时，Meta对其人工智能部门进行了堪称残酷的重组与精简。

过去八个月内，Meta对其AI部门进行了四次重大重组，将人工智能模型和产品的领导权从资深高管移交给了新招聘的员工。

十月份，一场波及约600人的大裁员震动硅谷。

此次裁员主要集中在Meta的“超智能实验室”，受影响员工分布在AI基础设施部门、基础人工智能研究部门以及其他产品相关职位。

被裁员工中不乏顶尖AI研究人员，其中包括Meta FAIR团队前负责人田渊栋这样的知名学者。

他的离开在AI研究界引起了不小震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Meta研究方向的变化。

颇具象征意义的是，Meta首席AI科学家杨立昆在裁员当天秀出与吴恩达的合照，并发表声明与Llama 4项目切割。

他强调，除了间接参与Llama-1的开源推广，自2023年初以来，Llama 2、3和4一直由TBD实验室负责。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Meta从“研究导向”向“工程落地”的战略转型。

据内部人士透露，扎克伯格对Llama 4模型发布后的市场反应感到“沮丧”，这直接促成了今年夏天的大规模重组。

人才战争：亿万薪酬与组织内乱

在裁员的同时，Meta却以令人瞠目的高薪招揽新血，形成鲜明对比。

2025年中期，Meta为AI研究人员提供的薪酬包高达1亿至3亿美元范围，甚至据传为某位研究人员开出了超过1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

这种“重金挖角”策略引发了业内震动。

为了引入OpenAI、Anthropic、谷歌DeepMind等公司的核心研究人员，扎克伯格不惜支付惊人溢价。

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了挖角Scale AI的首席执行官Alexandr Wang，Meta豪掷超140亿美元收购Scale AI 49%的股份。

然而，这场看似风光的人才争夺战，难掩Meta日益严重的内部混乱与组织危机。

风投公司SignalFire五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Meta的员工留存率仅为64%，在头部科技公司中垫底。

作为对比，Anthropic的员工留存率达80%，居行业之首，谷歌DeepMind和OpenAI则分别为78%和67%。

更为严重的是，Meta内部存在严重的文化冲突。

多位前员工透露，Meta存在“末位淘汰制”和高压考核体系，员工工作动力多源于对被解雇的恐惧，而非对技术使命的认同。

老员工与高薪“空降兵”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团队权责重叠，争抢功劳，部门间“截胡项目”和“窃取成果”等乱象频发。

这种内部矛盾，正在侵蚀Meta的技术创新根基。

产品困局：AI落地难与竞争挤压

尽管投入巨大，Meta在AI产品化方面却步履维艰。

上个月，Meta发布了两款人工智能产品：

一款名为Meta Ray-Ban Display的人工智能眼镜和一款名为Vibes的AI流，嵌入已有的Meta AI应用之中。

然而，市场对这些产品的反应远未达预期。

特别是在Vibes发布后，外界立即质疑：

在投入数百亿美元后，Meta端出的为何只是一个AI短信息流这样“不痛不痒”的功能？

更让Meta尴尬的是，OpenAI几乎同时发布了其第二代模型Sora 2，并推出独立的AI短应用Sora。

Sora表现强劲，一度登顶苹果应用商店美国排行榜，与Meta的Vibes形成鲜明对比。

在财报电话会议中，Meta首席财务官苏珊·李试图挽回信心，

表示用户已使用Meta AI产品创作了200亿张图片，自推出Vibes AI信息流以来，Meta AI应用上的媒体创作量增长了十倍。

但这些数据未能打消投资者的疑虑。

关键是，Meta尚未能将其AI技术转化为可靠的收入增长引擎。

与此同时，Meta的核心广告业务也面临挑战。

尽管广告营收达到500.8亿美元，同比增长26%，但增长动能已明显放缓。

宏观经济环境的压力和社交媒体竞争的加剧，正在挤压Meta的传统优势领地。

在财报电话会的最后，扎克伯格仍试图传递信心，声称Meta在其核心业务中“看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回报”，这让公司“更有信心”加大投入。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没有投资不足，”他强调道。

然而，市场对Meta的耐心正在消磨殆尽。

与今年前两个季度财报发布后股价大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次投资者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

美银证券的报告或许最能总结Meta当前的处境：

由于2026年每股盈利增长前景有限且自由现金流面临压力，预计股价将引发争议。

尽管该行认为支出方面的负面消息已基本反映在股价中，但Meta仍需证明自己能够将巨大的投入转化为实际的回报。

对扎克伯格而言，这场万亿美元的豪赌，不仅关乎Meta的转型成败，更关乎他能否避免像乔布斯那样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