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9天告别妻子，潜伏台湾42年后归来发现：子孙满堂发妻仍等他

婚后不久，他就告别新婚妻子，之后更是潜伏台湾几十年，日盼夜盼，终于有了机会回到大陆，令他惊喜的是，他的妻子并没有再嫁，而是自己将几个孩子抚养长大，一直都在等他。

他就是谢汉光。

谢汉光1917年出生在采芝村，家里靠种地过活，兄弟姐妹11个，他排行老2，小名叫丙坤。那时候的广东农村，多数孩子早早就下地干活，谢汉光运气好，父亲觉得“读书能出息”，咬牙供他念了私塾，后来又送到县城读中学。

1940年，23岁的谢汉光考大学，本来想读法学专科，没成想那年专业取消，误打误撞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录取。

这所学校里藏着不少中共党员教师，课上课下总跟学生聊抗日、聊家国，谢汉光跟着这些老师，慢慢摸清了自己想走的路，不只是种好树，更要为这个乱糟糟的国家做点事。

在大学里，他不是最会说的，却是最能做的。同学梁铮卿、张伯哲跟他合得来，几个人经常凑在一起，要么去兵工厂帮着装子弹、打包物资，要么到街头给难民发粥，听那些从沦陷区逃来的人讲日军的暴行。

有一次，他们还偷偷掩护过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把人藏在学校后山的山洞里，每天送药送吃的，直到伤好送走。

1942年夏天，谢汉光毕业，回了趟老家。家里给他说了门亲事，女方叫曾秀萍，是揭西县五经富镇的女学生，读过书，脾气温和。

两人见了面，没什么轰轰烈烈的情话，只觉得“合眼缘”，就订了婚期。婚礼很简单，摆了几桌酒，请了亲戚邻居，拜了天地就算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过得像掺了蜜，谢汉光每天帮着家里下地，晚上就跟曾秀萍坐在煤油灯底下，他读大学时的课本，她缝衣服，偶尔说几句话，都觉得踏实。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短短9天，一封从广西寄来的信，把平静打碎了。

信是他大学同学写的，说广西桂林黔桂铁路柳州农场缺人，邀他去当技术员。

谢汉光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工作，之前学校的老师跟他提过，农场里需要人掩护进步人士，算是为抗日做后勤。他没跟曾秀萍说透，只说“去广西做事，等稳定了就接你过去”。

曾秀萍没多问，只是连夜给他收拾行李，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银元塞到他口袋里：“照顾好自己，我等你消息。”

谢汉光走的那天，天还没亮，他看着熟睡的妻子，没敢叫醒她，悄悄带上门就走了。

到了柳州农场，谢汉光凭着专业知识，很快就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没几年就升了主任。他没忘了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农场成了进步人士的落脚点，中共党员邱达生、王珉等人都在这儿待过，谢汉光帮他们找住处、传消息，对外只说“是老家来的亲戚”。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农场待不下去了。谢汉光带着妻儿（这时候曾秀萍已经带着儿子谢定文找到他）跟着难民潮往四川逃，一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到了四川，他在高县、邛崃的小学找了份教书的活，教逃难的孩子认字，也偷偷跟他们讲“要爱国，要把日本人赶出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谢汉光高兴得跟孩子似的，拉着妻儿在街上跑。

可没高兴多久，又一件大事找上了他，对方是广西大学的一位教授，抗战后去了台湾，当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的所长，写信邀他去帮忙。

这时候的谢汉光，已经跟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苏惠接上了头。方方跟他说：“台湾刚光复，需要人在那边做工作，你去了，能帮党多做点事。”

谢汉光没犹豫就答应了，他知道这一去风险大，但“为国做事”的念头，早就刻进了骨子里。

出发前，他犯了难：带着妻儿，不方便做隐秘工作；不带，又舍不得。最后还是曾秀萍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说：“你去忙你的，我带着定文回娘家，等你回来。”

谢汉光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妻子，没敢说“什么时候回来”，只说了句“等着我”，就一个人去了香港，转道赴台。

到了台湾，谢汉光在林业试验所当技术员，后来所长离职，推荐他当了所长。这个身份成了他最好的掩护：白天，他忙着做林分调查、写研究报告，甚至还跟同事合写了篇论文，发表在当地的刊物上，让人觉得他就是个“埋头搞科研的书呆子”。

晚上，他就偷偷跟其他地下党碰头，张伯哲被他安排在莲花池分所当科员，梁铮卿去了台中农林总场，陈仲豪进了基隆中学当老师，几个人在台湾建起了一张隐秘的联络网，还办了份叫《光明报》的地下刊物，偷偷传播进步思想。

1947年初，经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那天，没什么仪式感，就在台中一个姓林的人家家里，他跟张伯哲、还有一位姓张的老师，对着缝在衣服里的党旗，举起拳头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天晚上，谢汉光没睡着，他摸着口袋里妻子的照片，心里想：“等革命成功了，就回家好好陪你们。”

1949年之后，台湾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在大陆输了仗，退到台湾后，开始疯狂搜捕地下党。1950年1月，中共台湾负责人蔡孝乾被捕，没扛住拷打，叛变了，他供出了所有地下党的名单，包括谢汉光。

那天早上，谢汉光刚到办公室，一个陌生工人偷偷塞给他一封信，是张伯哲写的，只有两句话：“速离，保重”，还附了几十块钱。谢汉光心里一紧，知道出事了，没敢回宿舍拿东西，直接从后门跑了。

他先躲到嘉义县中埔分所，没几天就听说，刑警去莲花池分所搜了他的住处，没抓到人；他又想去台中畜牧场找梁铮卿，结果畜牧场的工人说，梁铮卿前一天刚被捕；他想联系张伯哲，却怎么也找不到人。

后来才知道，张伯哲为了掩护其他人，已经牺牲了。

谢汉光知道，台湾待不下去了，可又没法回大陆，只能往偏远的地方逃。他一路躲躲藏藏，走到台东的深山里，遇到了一个叫杨溪伯的农民。杨溪伯看他可怜，问他是谁，谢汉光不敢说真名，只说“是国民党逃兵，没户口，想找个地方落脚”。

杨溪伯就把他带回了家，可村里查户口严，杨溪伯又把他送到了高山族村子，找村长帮忙。谢汉光掏出身上仅有的2个金戒指，递给村长：“求您帮我整个身份，我只想活下去。”

村长看他老实，又会点农活，就答应了，村里有个叫叶依奎的高山族农民，一年前失踪了，村长就把谢汉光的户口安在了“叶依奎”名下。从那天起，“谢汉光”消失了，世上多了个叫“叶依奎”的农民。

在深山里的日子，过得很平淡。谢汉光跟着村民种地、守林，他把在大学里学的农林知识用上了：教村民给果树剪枝、修水渠，让粮食收成好了不少；村民不识字，他就帮着看信、写信，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有人看他孤身一人，想给她介绍个媳妇，他每次都摇头搪塞过去，其实他心里还惦记着家乡的妻儿呢。

这一等，就是38年。每年过年，他都会对着大陆的方向磕个头，手里攥着那张早就泛黄的妻子照片。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偷偷在心里背入党誓词，怕自己忘了“为什么来台湾”。

1987年，台湾开放了回大陆探亲的政策。谢汉光听到消息时，正在山上砍柴，手里的斧头“哐当”掉在地上，他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回家了。

他用“叶依奎”的身份申请探亲，手续办了大半年，1988年12月，他从台湾出发，经香港，终于踏上了广东的土地。

在香港的时候，他从同乡嘴里听到了妻子的消息：曾秀萍这些年过得不容易，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他的“台湾关系”被开除了党籍，一个人带着儿子谢定文在揭西县教书，一直没改嫁，就等着他回来。

谢汉光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以为妻子早就改嫁了，没想到她等了自己几十年。

回到采芝村的那天，就像开头那样，他站在老宅子前，不敢敲门。直到曾秀萍认出他，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进了屋，他看到儿子谢定文已经是个中年人，孙子孙女围着他喊“爷爷”，才觉得“像是做梦一样”。

可回来后，新的问题来了：谢汉光用的是“叶依奎”的身份，当地政府只把他当成“困难台胞”，每个月发20块钱补助。他想恢复“谢汉光”的身份，想恢复党籍，可当年的地下党要么牺牲了，要么失联了，没人能证明他的经历。

谢汉光没放弃，他一边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一边四处打听当年的战友。

1994年，他终于联系上了陈仲豪，陈仲豪当年从台湾逃回来后，一直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馆长。两人见面时，都老得认不出对方了，聊起当年在台湾的日子，又哭又笑。

陈仲豪帮了谢汉光大忙：他联系上了当年在台湾的另一位战友，几个人一起找证明材料，写情况说明，递交给中组部。中组部很重视，派了人来调查，查了一年多，终于确认了谢汉光的身份。

1995年5月23日，中共丰顺县委组织部给谢汉光送来了文件：认定他1947年初参加革命工作，从1995年4月起按科员待遇办理离休，每月工资400多元。

谢汉光捧着文件，手都在抖，老泪纵横：“组织没忘了我，没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