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前连棉被都没有，寒冬零下几十度，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刚把秋裤塞进袜子里，又翻出压箱底的羽绒服，对着镜子纠结 “今天要不要为了显瘦少穿一件”。这大概是每个冬天都要上演的 “风度与温度” 拉锯战。

现代人裹紧羽绒服，穿上秋裤，仍在抱怨寒冷。有时候就会想，古人是如何过冬的。

要知道在唐宋以前连棉制品都没有普及，古人连一床好的棉被，一身好的棉袄都没有，要是碰上零下几度甚至几十度的寒冬，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

别看现在棉服棉被满大街，古人跟棉花的“初见”其实挺晚。

中国最早种棉花的地方不在中原，而是广西、云南、新疆这些边边角角。可中原人起初根本没把它当保暖材料，更多是把它当成 “观赏植物” 养着，看个新鲜。

即便有人用它织布制衣，产量也很少，造价昂贵，只有少数贵族能使用。

不是古人傻，是那会儿没找到 “解锁棉花保暖功能” 的方法 —— 轧棉、纺纱这些关键技术没跟上，棉花就算种出来，也变不成软乎乎的棉絮。

直到唐宋以后，纺织技术慢慢成熟，棉花种植才慢慢的在中原有推广。南宋末年词人蒋捷在《梅花引·荆溪阻雪》中提到的“木棉裘”即为早期棉袄。

棉织品真正的大面积的普及，是在元明时期。

元朝黄道婆改进了棉纺技术，政府又推波助澜，棉花种植范围逐渐扩大，棉袄成为常见御寒衣物。‌‌

明朝朱元璋强制推广棉花种植。那时候农民有土地也会尽可能种植能食用的农产品。明代时期红薯、玉米等对土壤要求不高的农作物开始普及之后，农民才真正的愿意种棉花，加上棉纺织技术成熟，棉袄彻底普及至平民阶层。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人的冬天保暖清单里，压根没“棉”这一页。那么在棉花普及前的上千年岁月里，古人是如何与严寒抗争的呢？

对古代富人来说，冬天不是 “生存挑战”，更像 “享受季”，保暖方式讲究一个 “奢华”，放到现在看都让人羡慕。

先说穿衣，他们没有棉衣，但是可选择性还是很多，毕竟皮草、兽皮大衣的御寒效果也很好。

《诗经》里写的 “狐裘蒙戎”，说的就是用狐狸皮做的大衣；还有更金贵的貂皮、羊皮，穿在身上又轻又暖，内层再搭件丝绸内衣，既舒服又显身份，完全不用纠结冬天冷不冷，穿什么。

富人的取暖设备更是五花八门，他们有钱，能烧的起木炭，室内有熏笼，一种烧炭火的大型熏炉；床上铺着温暖的皮毛褥子；手中握着便携的小手炉。更讲究的还会建造“暖阁”，通过加厚墙体、设置火墙来保温。

墙体里留中空的夹层，烧炭的火道直通其中，热量顺着墙走，整间屋子像被“地暖”包裹。

汉代未央宫更有“椒房殿”，以花椒和泥涂壁。花椒不仅能保温，还会散发芳香，是当时顶级的保温材料。

清代故宫的“暖阁”更绝：窗户糊双层纸，门挂毡帘，地面铺羊毛地毯；床榻边嵌着炭盆，夜里还能放“汤婆子”（铜制暖水袋，塞进被窝焐热乎），甚至晚上睡觉还有专门的暖脚丫鬟。

饮食上也有 富人也有“御寒妙招”，冬天不喝凉酒，要喝温过的酒，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肚子里；

菜也多是炖菜、汤羹，比如炖羊肉、煮鸡汤，吃着热乎，还能补身子，用热气把寒气 “逼” 出去。

白居易就写过“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条件，古代富人的冬天一点都不用愁。

可对古代穷人来说，冬天就是一场 “生存战”，能不冻着活下去，就已经是万幸了。

穷人穿不上裘皮，只能穿粗麻布衣。麻纤维硬邦邦，冬天贴身穿扎得慌，怎么办？往里塞“保暖材料”——干草、芦花、柳絮，甚至碎布头。 《齐民要术》中就提到“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之事。

有的人家穷得连这样的衣服都做不起，只能几个人共穿一件旧衣，你出门时我穿，我出门时你穿，还有人冬天连鞋都没有，光着脚在雪地里走，冻得脚又红又肿。

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以及张俞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都深刻揭示了这种社会不公。

穷人的屋子漏风，只能靠“土办法”：白天晒晒太阳，晚上早点上床睡觉。他们是烧不起木炭，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句，正是底层百姓冬季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穷人冬天尽量减少外出，不是不想，是不敢。

出去一趟冷风能吹透衣服，冻得骨头疼。可就算待在家里，也有风险，破房子四处漏风，有的老人、小孩扛不住寒冷，会冻病、冻伤，甚至有穷人冻僵在路边，就像诗里写的 “路有冻死骨”，这不是夸张，是古代寒冬里真实的惨状。

不过，历代朝廷也有一些赈济措施，如唐代长安设立“悲田院”收容贫民，汉代《养老令》中也有赐帛赐炭的记载。

但这些措施对于广大贫困人口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很多底层人们是扛不过一个冬天的。

“穷人过夏，富人过冬”，这句古谚的背后，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表现。

因为一到冬天，贫富差距就特别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