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中，有一套《清秘述闻三种》，其包括乾嘉时法式善的《清秘述闻》十六卷，王家相等人撰写的《清秘述闻续》十六卷，近人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三卷。这三种书记录了清代由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一百十三科会试、乡试全部主考、同考官的姓名、科第出身、籍贯，殿试三元的姓名、籍贯，各省乡试解元姓名、籍贯，各届会试、各省各届乡试的题目，以及各省学政姓名。虽非官书，但其完备程度，也同官方史籍一样翔实。不过，这却不是一部有趣的讲掌故的笔记书，因为全书只是人名籍贯、官衔和各次考试的题目。如作为闲书来看，那自然是十分枯燥的。因此我架上的一套，一直没有仔细看过。去冬因应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写《清代八股文》一书，才把这书当作重要参考书之一，仔细看了一遍，又放在手边随时翻阅核对，才真正认识这书的编纂价值。这套书所记录的虽然只是些人名、籍贯，以及八股文、试帖诗题目，十分枯燥陈腐，但不夸张地说，却是一部清代教育、科举、人事制度的总汇，如再说得形象一点：每一个名字，不也就是活跃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大活人吗？每个名字当年都以其毕生的聪明才智，潜心“八股”，以之为敲门砖，去敲科举考试，也就是功名利禄之门，如照贾宝玉式的言论，就是所谓“禄蠹”。但反过来一想，那样漫长的历史时代，那样大的国家，那样纷纭的社会，那么多的百姓，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朝廷机构，或者说没一个好的政府机构，没有不断的新陈代谢的精明强干官吏来形成核心来管理社会，那能够想象吗？因此为当时社会、当时老百姓来着想，宁可没有贾宝玉、没有曹雪芹，却不能没有这些“禄蠹”。“禄蠹”者，宝二爷对其蔑视之称也（自然这也同曹雪芹的没有功名、潦倒终生的遭遇有关。不过，这里不多论此是非，略做说明而已）；如果不予蔑视，那就应称作“两榜出身”，或“正途出身”，等等。

《清秘述闻三种》书影

科举制度为清代二百六十一年政治机构补充人才提供了长期的保证；八股文又为科举制度提供了训练人才和遴选人才的有效手段；私塾教育和“四书”“五经”则为八股文训练提供了方便的场所和延续文化传统的固定教材。世界上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没有一种完美无缺、毫无弊端的制度，因而在历史中的科举制度自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它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了上千年，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制度，在明、清两代也延续了五百来年，相对来说，对于每个参试者标准是客观的，机会是均等的，录取是公平的。自然这是相对来说，不能绝对化。因为一是考官水平不同，糊涂考官常常屈了真才；二是偶然有些作弊的情况，这样使营私者反而得逞，真才实学被屈，名落孙山。但还有补救办法，即一次考不取，第二次再考，第三次、第四次……一直考到老，只要有一定文采，大体能在乡试中考中。除去运气极差，或学问虽好，却始终摸不到“八股”窍门的，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如《聊斋》作者蒲松龄等。自然考中两榜，中个进士，的确也是很难的。正因为是相对公平的竞争，又十分困难，所以得到社会上长期的普遍公认，都认为科举考试是最隆重、最荣耀甚至是神秘的事。《清秘述闻》一书，及其《续编》《再续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清秘述闻》编者法式善，字开文，又字梧门，号时帆，蒙古族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生于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卒于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清史稿》入《文苑传》。按，法梧门原名“运昌”，清高宗为改名“法式善”，即满洲语“奋勉”之意。翁方纲序其另一书《陶庐杂识》云：“梧门姓孟氏，内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运昌，以与关帝字音相近，诏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奋勉也。其承恩期望如此。”翁方纲所说“姓孟氏”，自是旗人叶音冠汉姓，自不同于孟子的孟姓。简单说他是蒙古旗才子，由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史学家又是诗人，家住地安门外什刹海，是明代李东阳西涯府邸旧址，号梧门书屋，并设“诗龛”，名流吟唱赠诗，即投其中，主诗坛三十年，都人谓可接迹西涯，是乾嘉之际旗人中的大名士。但他不只是吟风弄月的诗人，且又博稽掌故，勤于著述，除《清秘述闻》十六卷外，尚有《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识》六卷、《存素问集》（按，疑为《存素堂集》）若干卷，并编其时各家诗为《湖海集》六十卷。法梧门自进士授检讨而后，长期在翰林院服官，又充四库书馆提调官。当时科举时代，翰林是士林最仰望的人物，翰林院是政治人物的储才馆，是学术文化的大本营，所谓玉堂清要、翰苑秘府，因而书名《清秘述闻》。

法式善像（《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首）

“清秘”二字，“秘”与“閟”通，又因《诗经 · 鲁颂 ·閟 宫》诗境，于是清代“清秘”二字，基本上成了翰林院的代称，所以专记会试、乡试考官、题目、三元的书，以《清秘述闻》名之。如果说成通俗大白话，那就是“翰林院记事”了。旧时琉璃厂有著名南纸店叫“清秘阁”，也取意于此，也许意在做老翰林的生意。辞典中“清秘”二字注，引唐人张九龄的诗：“轩掖殊清秘，才华固在斯。”反过来正好为翰林院的雅称作注。实际在清人诗文中，“玉堂”“清秘”等词语，都是专指翰林院的。书前在其自序中说：

乾隆辛丑，法式善散馆授职检讨，充四库书馆提调官，凡夫史氏之掌记、秘府之典章，获流览焉。嗣后再充日讲起居注官，司衡之特命，试题之钦颁，皆尝与闻其事。又充办事翰林官，玉堂故事，前辈风流，与夫姓字里居，迁擢职使，益得朝稽夕考，儤直之暇，一一私缀诸纸尾，同馆诸先生见之，谓可备文献之征，遂分年编载，事以类从，厘为十六卷。

《槐厅载笔》书影

序言十分简洁，说清编书过程，是个有心人，此书是在工作中长期积累资料记录编撰的。《清秘述闻》和其另一部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槐厅载笔》二书都是专记科举、翰苑故事的书，被当时人合并称为“科名故实二书”，有大兴朱珪和大兴翁方纲的总序。朱珪是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进士，翁方纲是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都早于法式善三十多年，是法式善的老前辈。清代科名最重辈分，与本书关系极大，这里必须先做一些说明。

科举考试制度不只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维系政治组织力量、保持政治力量平衡与团结的重要手段。这里必须从其师生、辈分、同年等关系说起。先说乡试，每届乡试，顺天、江南、江西直到贵州，共十五个省级试区，由北京外放三十名考官（正、副各十五名），到各省主持举人考试。正、副主考之外，还要临时再调派许多名同考官帮同分房阅卷。同考官阅卷看中的卷子，再呈送正、副主考审阅，决定录取与否，俗称“荐卷”。如虽同考官看中送给正、副主考，而正、副主考重阅最后未录取，就称作“荐而不售”。如同考官送呈后被正、副主考取中，那便榜上有名了。这时正、副主考与新得中举人便建立了“师生关系”，最初阅卷的同考官和新中举人也建立了师生关系，称作“房师”。新中举人甲与乙之间，也建立了“同年”关系。这种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其最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极重要的“政治和权势同盟关系”。对于考官和得中者都有极现实的利害关系的。因为正、副主考及同考官不像现在主持高考的那些无权无势的穷教授，他们都是掌握着各种实权的官吏和即将做官的人。乡试之后，会试、殿试，历届考官更是由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御史等大官担任，这些人官既大，又都是进士出身，甚至不少是各种学问专家。十八房同考官也都是进士出身，大都是翰林院编修、检讨或各部员外郎、主事、御史等实缺京官。这样取中的新进士，便相互又建立了“同年”关系，和考官、同考官又建立了“师生关系”。新进士的起点官，是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外放各省即用知县，或是教谕，用现在的话说，一起步就是“县团级”的官，而且是有职有权的，这样“师生关系”就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关系、政治保障。新进士有做大官的老师做后盾，大官又有新进士二三百人的力量做支持，这样上下联手，一代一代，老师之上有太老师，门生之下有小门生，形成锁链式的老少几代联盟，是官场势力的结合，也是政治、文化的联盟。而且又新陈代谢的，通过考试遴选的，既起到政治上的团结作用，又避免了无标准地引用私人。亲王、郡王等王爷，贝子、贝勒，虽然高贵，权势显赫，却不能当会试主考官、阅卷大臣，等等，不能成批地网罗人才，形成各人的政治集团力量，因而权在皇帝手中，殿试三元叫“天子门生”。科举制度对清皇室的政治稳定起了巧妙的平衡、巩固作用。细说太复杂，略加解释，就更看出《清秘述闻》一书对当时及现在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作用。看上去只是一些枯燥的人名、出身、官衔，远没有一些讲掌故佚闻的笔记书看起来有趣，但就是这些人名，却织成一个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关系网。就当时来说，这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书，对今天研究清史来说，也是一种十分方便重要的文献。再加中华书局新版此书的编者，又把《续编》《再续编》汇编在一起，并运用新式的较科学的手段，在后面附了新编的《〈清秘述闻三种〉索引》，这就更方便了读者。许多重要科举人物，何年中进士，何年任房考官，何年放主考，何年任学台，何年任会试大主考，了解这些，便可知其在当年的人际关系网，在政治上、文化学术上的各种靠山、各种师承，这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查不全，而在此附有“索引”的《清秘述闻》中却一索便得，岂不快乎？

朱珪像

不妨举个例子：如给“科名故实”二书写序的朱珪，赞许此书是“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自称是“珪无状，自年十八选馆，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岿然忝二十科之首，称先进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为龂龂，而尤念释于翰林诸君子……”写序是嘉庆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八月，这年他是会试大主考，其主要官衔是“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三库事务”，写全衔前面还要加“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南书房行走、实录馆总裁、国史馆副总裁、教习己未科庶吉士”等。他十八岁就中进士，是乾隆名臣，又是嘉庆师傅，《清史稿》有传，但要详查他与科举关系，从《清秘述闻》中很快就可排一简表如下：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戊辰进士，十八岁

乾隆二十四年，河南乡试副主考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同考官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会试同考官

乾隆四十四年，福建乡试正主考

乾隆四十五年，外放福建提督学政

乾隆五十一年，江南（包括江苏、安徽）正主考

乾隆五十五年，以吏部侍郎充会试第一副主考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以吏部尚书充会试正主考

嘉庆十年，以内阁大学士充会试正主考

从上列简表中，可见他除十八岁，以类似神童的年龄考中进士外，二十九岁即以编修身份外放副主考，自此直到七十六岁，九次任考官、学政、乡会试主考，算算他该有多少门生，而且遍布全国，不断有新人补充，这样他的政治基础、联系的面有多么坚固广大。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清代科举制度，完全是把教育、考试、政治、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形成巩固的政治力量，比任何政党的结合还要自然严密。如此理解，才能理解清代的政治组织本质。清代会试、殿试后，一、二甲名次在前者，大部分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进一步为检讨，再上来为编修，这等于大官训练班。几年之后，先放一任副主考，收一批门生，初步建立政治基础。再过几年，放一次正主考，再收一批门生，进一步有了政治基础。再几年外放，就是实缺道员，然后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内调就是侍郎、尚书，再进一步为大学士、入军机，朱珪就是沿这一途径升官的。其他名人如林则徐、曾国藩等也都是这样上来的，所以社会上对翰林院那样仰望。尽管翰林院检讨、编修十分清苦，但他们一是凭本事考上来的，一般都是较为杰出的饱学之士；二是他们前途远大，做大官的可能性大而快。进士名次靠后的，分各部主事，或外放县丞、知县，用现在的话说，从基层做起，那升转就极慢，部中主事、员外郎，辛辛苦苦做上二三十年，侥幸外放，不过一个知府。而编修放过主考，再一外放，就是道员，三转两转，就是巡抚，老同年不少还是知县呢；第三，外省巡抚、总督，京内侍郎、尚书，大多是当年的翰林。因而所谓“玉堂清贵”，并不是空洞的清高，而是有实际权势力量的。因而《清秘述闻》一书的重要首在于此，其次又有王家相等人的《清秘述闻续》、徐沅等人的《清秘述闻再续》。续书的编者也都是进士出身的人；再续编的徐沅、祁颂威等，虽非科举出身，但都是科举名人的后人。如祁颂威，山西寿阳人，便是光绪时都御史祁世长的子侄辈。而祁世长又是祁藻的后人。清代这样的科举世家也是不少的。“续书”和“再续书”继承法式善《述闻》的体例，一直编到最后一科，使之成为完璧，成为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完整重要文献，也是极有价值的。

再有一点，至此也略做说明，即《清秘述闻》及其两种续书中，除详细记录了各届乡、会试考官，同考官，及各省学政姓名、表字、籍贯、科第年份、官职等十分清楚、足资查阅外，还详记了历届乡、会试的题目，即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题目。这里要指出的是：乡、会试都要考三场，每次两天，在考场中过夜。首场三篇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二场考五经：《易》《书》《诗》《春秋》《礼记》；三场对策五题。会试发榜后殿试，也是策问，所谓“金殿对策”。但是得中与否，首先决定于第一场八股文、试帖诗。要第一场决定录取的人，才调阅二、三场卷子。殿试对策，也只是会试放榜之后，分一、二、三甲名次。因此《清秘述闻》只录乡、会试八股试题、试帖诗题目，其他五经、策问题，包括殿试题一概不录。因此科举考试，从此书所记，更可看出其实质就是八股文考试。清代继承明代由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开国之初，即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其间争议很多，康熙初一度取消八股考试。《清秘述闻》所记：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科会试，题目是《修己以敬论》，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各省也都是策论题，如顺天《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江南《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等等。康熙六年会试题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论》。此后康熙八年己酉乡试，则又恢复考八股文。后来，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折反对用八股取士，说是“徒为空言，不适于用”。但经礼部议予以驳斥，大学士鄂尔泰反对。驳斥的论点，并不否认八股是空言，却反问明清以来，国家人才未尝不是从科举八股考试产生。这是客观事实，难以否定，因此八股取士，未能废止。一直到本世纪初，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之后，才先废八股，后废科举。这已是百年前的历史了，但却留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疑点，甚或是一个历史之谜，即以“四书”命题、破题、承题、起讲、八比、大结之八股空言，从小训练，直至考中举人、进士，这样的学习内容、训练办法、考试手段，为什么能通过考试，遴选出那么许多历史人才呢？空洞的八股文和杰出的人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对其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不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予以说明，那么对明、清两代的历史认识也是模糊的。自从废除八股文之后，本世纪以来，也有一些谈论八股文的书，却大多也只是介绍其形式，重复前人批判八股文的议论，并不能解释这一历史疑点，这是令人很遗憾的。我在去年写的《清代八股文》一本小书中，试着用现代认识论、教育原理的观点分析，才感到最大的作用是强化限制思维能力的有效训练，从幼年训练起，使之很自然地掌握一种准确、敏锐、全面的思维方法，克服漫无边际、不知如何是好、无所措手的自然状态，形成遇事处处能全面地思考问题的习惯。如“破题”，只要两句，但一下要把题旨分析开，引导儿童就这样去想，这实际就是从小训练儿童“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各股文章两两对照，实际也就是训练现在常说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最有效地克服片面思维的手段。试想这样来理解八股文训练，该有多么奇妙呢！历史疑点可迎刃而解了。

末了再拖个小尾巴，就是法式善《清秘述闻》卷首，还有一篇江阴王苏写的序，是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骈文，写得实在漂亮，有内容、有文采，如文章一开始道：

槐花时节，星衢捧出使之符；桂蕊因缘，月地讽登科之记。班连诸省，浥文露以分光；恩许三年，怀清冰而小住。撤幕之香易歇，煎茶之响难留。倘爵里之未题，将见闻之互易。

当时知识分子，对八股文、科举考试、科名种种，都是怀有极深厚感情的，所以在内容枯燥的书前，却有这样动人的序。八股老手能写出这样绮丽的骈文，此可见科甲出身人的实学和文字功力。敬告翻阅此书者，千万不要忘了好好朗读一下这篇序。细说太繁，就此结束吧。

本文节选自 《云乡话书（图文精选本）》

书 名：《云乡话书（图文精选本）》

著 者：邓云乡

丛 书 名：邓云乡集

书 号：978-7-101-16783-2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定 价：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