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抛夫弃子20年,我结婚前给她送张请柬,开门的瞬间我彻底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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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哪来的?苏太太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开门的是个穿制服的保姆,她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像在看一只从阴沟里爬出来的老鼠。

我手里捏着那张大红色的喜帖,上面烫金的“喜”字,被我的手汗浸得又湿又黏。

二十年前,我娘苏玉抛下我和我爹,说要去寻找她的幸福。

二十年后,我站在她家金碧辉煌的大门前,连一个下人都敢这样给我一个下马威。

我冷笑一声,看着她说:

“你跟她说,林晓来了,她二十年前扔在纺织厂的那个女儿,今天来给她送张红纸。”

保姆的脸色变了,可看着我的寒酸气还是喊来了一个下人‘招待’我!

可我此刻懒得跟她计较,我倒要看看,她和我那所谓的“真爱”藏在这座金屋子里,究竟过着什么样的好日子....

(一)

我和周明的婚事定在了十月。

我们这儿的人说,十月是收成的季节,办喜事吉利。

周明家里是城里人,他爹妈都在单位上班,早早给我们准备好了新房,一百二十平,三室一厅,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第一次跟着他进去,脚踩在地板上,觉得软绵绵的,不踏实。

我活了二十八年,都是跟我爹林建国挤在纺织厂那栋快散架的家属楼里,墙壁一碰就掉白灰,屋里一股散不掉的霉味。

日子定了,就要写请柬。

周明买的请柬,大红的底,烫着金色的喜字,晃得人眼睛疼。

我俩趴在新房的餐桌上写名字,他那边亲戚朋友多,写了满满两大页。

轮到我,我握着笔,对着另一张空白的纸,半天也落不下一个字。

我爹这边的亲戚,大多在乡下,二十年下来,走动的也少了。

我写下几个叔伯的名字,名单就短得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枝。

周明看我停了笔,凑过来问:“晓晓,怎么了?”

我没说话,只是用笔尖戳了戳那片巨大的空白。

他懂了,小心地挪开我的笔,轻声问:“你妈那边……要不要送一张?”

“我妈”。这两个字像两根冰冷的针,扎进我耳朵里,不疼,但是凉。

二十年了,我几乎忘了我还有一个妈。

她只活在户口本上,活在我爹醉酒后的咒骂里,活在邻居们背后指指点点的闲话里。

我八岁那年,她走的。

她说她要去追求真爱,追求幸福。

我只记得她那天穿的红裙子,像一团火,烧掉了我的童年。

我摇摇头,对周明说:“没有地址,送不到。”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脸上的表情。

周明没再追问,只是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

我知道他家是什么样的,他爹妈一辈子没红过脸,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

他不懂我的家是一面被摔碎的镜子,捡不起来,一碰就割手。

晚上回家,我爹正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看报纸,报纸都看黄了。

他老得太快了,背已经驼了,头发白得像冬天落在地上的霜。

我跟他说了婚礼的安排,没提我娘的事。

他听了,脸上露出一点笑,说:“好,好,热闹好。”

我看着他被岁月刻出深深沟壑的脸,心里那根刺又冒了出来。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说:“爸,我想……给我妈也送一张。”

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像冬天窗户上结的冰。

他手里的报纸被捏成一团,声音沙哑地吼起来:

“送什么送!她配吗!她还当自己有这个家,有你这个女儿吗?”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结婚了。”我的声音很低。

“让她知道什么?让她来看我们爷俩这二十年过得有多惨吗?”

他猛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狮子。

“那个女人,你别想她!她不配当妈!不配!”

这是二十年来,我们父女俩第一次因为那个女人吵架。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心里那点仅存的念想,像是被狂风吹着,摇摇欲坠。

最后,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一声,像一把锤子,砸在我的心上。

我爹越是这样,我心里那股执拗就越是疯长。

凭什么?凭什么她可以心安理得,而我爹要在这里苦熬二十年?

第二天,周明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和一个陌生的地址,后面跟着一个名字:苏玉。

“我托人问的,一个远房亲戚给的。”周明看着我说,“晓晓,去吧,别让自己后悔。不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回来,还有我,还有家。”

我捏着那张纸,指甲几乎要把它戳破。

我爹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不为别的,我就想亲眼看看,她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从一沓请柬里,抽出一张最红的,用黑色的水笔,一笔一划地写上了“苏玉女士”四个字。



(二)

去那个城市,要坐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一股方便面和汗脚混合的味道,熏得人头疼。

我靠在硬邦邦的座椅上,窗外的田野和村庄慢慢地往后退,像是要把我带回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爹林建国还是我们那片儿的风云人物。

他是红旗纺织厂最年轻的厂长,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在全厂大会上讲话,声音洪亮,底下几百号人都安安静静地听着。

我娘苏玉是我们厂里最好看的女人,皮肤白,眼睛大,走路腰杆挺得笔直,像电影里的明星。

人人都说我爹有本事,有福气。

但我知道,我们家不像外面看起来那么光鲜。

我爹身上总有一股机油味,手上是洗不掉的黑泥。

我娘最讨厌这个,她会捂着鼻子,让我爹离她远点。她说:

“林建国,你就不能把自己拾掇干净点?一身穷酸气。”

我爹不说话,埋头吃饭。吃完饭,两人就开始吵。

我娘说我爹庸俗,不懂生活,心里只有他的厂子和那堆破机器。

她说她需要的是浪漫,是灵魂的共鸣。

我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吼道:

“浪漫能当饭吃吗?厂里几百号人等着发工资,我不去盯着,大家都喝西北风去?”

他们的争吵,是我童年记忆里永不间停的背景声。

后来,我们家开始来一个叔叔,叫李文博。

我爹说,那是他最好的兄弟,过命的交情,也是他生意上的伙伴。

李叔叔跟我们厂里的人都不一样,他长得白净,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总是慢悠悠的,带着笑。

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大白兔奶糖,会给我娘带一些时髦的东西。

比如一条上海运来的真丝方巾,或者一瓶闻起来很香的雪花膏。

李叔叔来的时候,我娘脸上的笑容就特别多,连数落我爹的声音都小了。

我爹更高兴,他会搂着李叔叔的肩膀,大声嚷嚷:

“文博,好兄弟!咱俩不分彼此,今晚不醉不归!”

然后两个人就喝得东倒西歪。

我爹把他当成唯一的知己,厂里的大小事务,家里的鸡毛蒜皮,什么都跟他说。

我那时候小,只觉得李叔叔来了,我娘就不骂我爹了,家里就太平了。

现在想来,那哪里是太平,那分明是地震前地底下的轰隆声,只有我爹那个傻子听不见。

回忆就像一碗熬苦了的中药,闻着呛人,喝下去更苦。

记得我娘走的那天,她没跟我爹吵架。

她还给我梳了两个漂亮的麻花辫,自己换上了一条崭新的红裙子。

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

“晓晓,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找自己的幸福了。你跟着你爸,要乖。”

我拽着她的裙角哭:“妈妈 带着我一起!我怕!”

可是,她最后还是把我的手一根一根掰开了。

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那团红色,像一滴血,滴在我心里,二十年都没干。

她走后不到一个月,我爹的厂子就倒了。

后来,我从大人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李文博,我爹那个“过命的兄弟”,利用我爹的信任,掏空了厂里的资金,还留下了一大笔烂账。他和人合伙,卷走了所有能卷走的钱,人间蒸发了。

我爹一下子就垮了。

他不再是那个高声讲话的厂长,变成了一个酒鬼。

他喝醉了,就在深夜里反复念叨两个名字:

“苏玉……李文博……苏玉……李文博……”



他把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念,像是念一道永远解不开的咒。

那时候我太小,我以为是两件独立的坏事恰好发生在了一起:我娘为了追求她的幸福离开了,而我爹又不幸被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

我甚至还可怜过我娘,觉得她什么都不知道,就离开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也许是一种幸运。

这个愚蠢的想法,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在恨她之余,还保留了一丝血脉相连的幻想。

火车到站的汽笛声把我从过去拉了回来。

我下了车,站在这个陌生的、比我们小城繁华一百倍的城市里,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子,渺小又多余。

(三)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穿过高楼大厦,最后在一个叫“香榭园”的小区门口停下。

那大门是金色的,雕着我看不懂的花纹,门口站着两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跟电影里总统府的卫兵一样。

我付了钱下车,站在那扇门前,手心里全是汗,那张红色的请柬被我攥得又湿又软。

“你好,我找人。”我走到保安亭,对里面的人说。

保安连眼皮都没抬,问:“找谁?几栋几号?预约了吗?”

一连串的问题把我问懵了。我说:“我找11栋的顾秀芝女士,我是她亲戚。”

保安这才抬起头,上下打量我。

我的衣服是临走前特意挑的,但在这地方一比,还是显得寒酸。

他的眼神像X光,把我从里到外扫了一遍,最后落在我的帆布包上。

那眼神里明晃晃地写着“不信”两个字。

“我们这里访客要业主确认才行。”他拿起对讲机,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腔调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晓。”他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他放下对讲机,对我说:“业主说不认识你。”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不认识?她怎么敢说不认识!

我压着火,说:

“你再帮我打一次,你告诉她,是她女儿林晓找她!二十年前她扔在纺织厂的那个女儿!”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保安被我吓了一跳,旁边的另一个保安也走了过来,警惕地看着我。

一开始那个保安大概是怕我闹事,又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这次他说了很久,挂了电话,脸色很古怪。

他打开旁边的小门,没好气地说:

“进去吧。快点,别在里面乱逛。”

我走进那道门,感觉像是通过了一道屈辱的安检。

我看见那个保安又拿起对讲机,似乎在通知里面的巡逻人员。

那瞬间,我感觉自己不像来送请柬的,倒像个来偷东西的贼。

小区里安静得不像话,到处都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我不认识的花花草草。

我找到了11栋,坐电梯上了11楼。

站在1101的门口,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等了很久,门才开。开门的不是我娘,是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保姆。

她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

打开门,她身子却堵在门口,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

她上下打量着我,那眼神和门口的保安一模一样,充满了审视和轻蔑。

“你找谁?”她问,声音里不带一点温度。

“我找顾秀芝女士。”

“顾太太很忙的,有预约吗?”她的语气就像在打发一个上门推销的。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肉里。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告诉她,她女儿,林晓,找她。”

保姆的脸上露出了更加古怪的表情,像是在听一个天大的笑话。

她那双眼睛重新把我扫了一遍,眼神里的怀疑几乎要溢出来。她迟疑了一下,说:“你等着。”

说完,“砰”的一声,她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道很窄的缝。

我从门缝里看见,她并没有走远,还喊了另一个正在擦地的佣人。

两人就站在玄关不远处,一左一右地盯着门口,像两个狱卒。

我就这样被晾在了门外,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楼道里的感应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那是一种比恨更伤人的屈辱。

(四)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有十分钟,也可能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门终于又开了。

这次,保姆退到了一边,一个女人从她身后走了出来。

我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身藕粉色的丝质家居服,头发烫成时髦的卷,脸上化着淡妆。她的皮肤很白,脖子上没有一丝皱纹,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出头。

岁月这把杀猪刀,好像唯独对她格外温柔。

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浑身散发着一种被金钱和安逸浸泡透了的优越感。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重逢的喜悦,只有一丝被打扰的烦躁和审视。

她和我记忆里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已经不一样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变的只是她身上的衣服更贵了,脸上的神情更高傲了。

我看着她这副养尊处优的模样,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我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他那双因为常年干粗活而变形的手。

一股混杂着恨意和委屈的酸水,从我胃里猛地涌了上来。

“苏女士,看来你这二十年的‘幸福’,过得真是不错啊。”

我不由自主地开口,声音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尖锐,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子。

我的话让她脸上的从容挂不住了。她眉头一皱,脸色沉了下来:

“你怎么说话的?有没有点教养?”

“教养?”我笑了,笑声干巴巴的,听起来像哭。“你抛夫弃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教养这两个字?你把我扔给我爸,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享福,现在倒有脸跟我谈教养?”

“你!”她的脸涨红了,大概是没想到二十年不见的女儿,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话。

她提高了声音:“我那是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你爸给不了我想要的!我没有对不起谁!”

“没有对不起谁?那你对得起谁?”

我一步步逼近她,我们俩就在玄关这片狭小的地方对峙,像两只好斗的公鸡。

“你对得起那个被你抛弃的女儿吗?你对得起那个被你榨干了青春,现在还在工地上给人扛水泥的男人吗?”



“你住口!”她尖叫起来,“那是他自己没本事!”

“他没本事?”我感觉自己快要气炸了,“他最大的没本事,就是娶了你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我们俩的声音越来越大,保姆和佣人在旁边吓得不敢出声。

(五)

就在这时,楼梯的方向传来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吵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苏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被抽走了所有的血色。

她身体猛地一僵,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惊慌。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把我往门外推,嘴里慌乱地说:

“你快走!快走!下次我再找你!”

那样子,好像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瘟疫,极力想阻止楼上的男人看见我。

她的反常举动让我愣住了。

她越是想推我,我就越是站得稳。

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向楼梯口。

一个男人正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脚步很慢,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从容。

光线有些暗,我只能看清他大致的身形,高大,挺拔。

随着他一步步走近,他的脸也渐渐清晰起来,可我的呼吸却停住了。

这张脸,这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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