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台湾不能留了。”
孙立人的声音平静无波，像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跪在他面前的王玉龄猛地抬头，泪眼模糊中，这句话如同一道天光，照亮了她被骗光积蓄后走投无路的绝境。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点头。
“我送你去美国，”孙立人接着说，给了她最后的希望。
但随即，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话锋一转，递上了那句让她后半生都无法挣脱的命令。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1
一九四九年的风，自台湾海峡而来，带着浓重的海洋咸腥和一种属于大时代转折的潮湿气息，吹拂着刚刚踏上基隆港土地的王玉龄。
那年，她年仅二十岁，青春正好，生命却已历经死别。
她的怀里，紧紧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独子张道宇，孩子小小的身躯是她此刻世界上唯一的重量。
码头上人声鼎沸，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南腔北调的乡音混杂着士兵的口令、家眷的哭喊、孩童的吵闹，共同谱成了一曲属于那个漂泊年代的、混乱而悲怆的交响。
在拥挤不堪、神色惶惶的人潮里，王玉龄的身影显得格格不入。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真丝旗袍，身姿在人群中依然挺拔，面容清丽绝伦，却被一层浓得化不开的哀戚所笼罩，那是一种与她如花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重。
这身洗尽铅华的素服，是为她刚刚战死沙场的丈夫，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而穿。
“张夫人”这个身份，是她身上最后一道看得见的光环，也是一道看不见的、沉重无比的枷锁。
这个身份，让她在登陆的混乱中得到了一些必要的关照。
有专门的军官前来迎接，客气地将她从拥挤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引导她和孩子上了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
车轮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滚滚向前，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
那些陌生的街道，低矮的房屋，和街边偶尔闪过的、穿着木屐的本地人，都在提醒她，这里不是她熟悉的故土南京。
台北的天空，似乎比故乡的要更低一些，厚重的云层压抑地悬在头顶，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沉闷下来。
她被妥善地安排住进了一处位于市区中心地带的独栋日式宅院，环境清幽，院内草木扶疏。
宅院里甚至还配有两名仆佣，负责打理她的饮食起居。
这一切周到的安排，让她那颗因一路奔波而悬着的心，暂时安放了下来。
夜幕降临时，她会支走仆人，独自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她寸步不离的、小巧的牛皮手提箱。
箱子一打开，昏黄的灯光下便是一片灿烂的金光。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叠叠金条，旁边是用油纸包好的厚厚一沓美钞，角落里还塞着一个丝绒首饰盒，装着母亲留给她的那些珍贵珠宝。
这是她和儿子未来生活的全部仰仗，是她在这个陌生岛屿上唯一能触摸到的安全感。
丈夫已经化作历史里的一串文字，家园故土也已成隔海相望、回不去的远方。
这个沉甸甸的箱子，是她能为儿子抓住的、唯一实在的未来。
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她会抱着熟睡的儿子，坐在窗前的榻榻米上，凝望那轮高悬于陌生屋檐之上的月亮。
悲伤如同涨潮时的海水，无声无息却又无可阻挡地涌来，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整个人彻底淹没。
她会想起与丈夫相识相恋的短暂甜蜜时光，想起他在战场上的英姿，也想起他战死的消息传来时那如同天崩地裂般的痛楚。
她还太年轻了，未来漫长得像一条没有灯火、望不到尽头的夜路。
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王玉龄，你要坚强，为了道宇，你必须坚强起来。
台湾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初来乍到的外省人而言是艰难而局促的。
但对于头顶“张灵甫遗孀”这个特殊名号的王玉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却主动向她敞开了大门。
一些昔日丈夫的同僚故旧、军政要员的夫人们，出于各种或真心或功利的目的，纷纷向她递来橄榄枝，邀请她参加各种茶会、牌局。
她明白，这其中有同情，有好奇，或许还有人想通过她来彰显自己与“英雄”的关联。
她礼貌地应对着这一切，脸上挂着得体的、疏离的微笑，心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份与生俱来的警惕。
就在一次由某位高官夫人举办的午后茶会上，她遇到了那位日后彻底改变她命运轨迹的“李先生”。
他约莫四十岁年纪，穿着一身熨帖的浅灰色西装，戴着一副时髦的金丝边眼镜，整个人显得文质彬彬，儒雅不凡。
他在被引荐到王玉龄面前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表达同情，而是先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曾在七十四军担任过参谋，是张灵甫将军的老部下，对将军的知遇之恩永世不忘。
当他提及“张军长”三个字时，眼眶瞬间就红了，言辞之间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与真切的哀恸。
这份恰到好处、毫不夸张的情感流露，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王玉龄紧锁的心门。
在那些虚伪客套的寒暄中，这份来自“亡夫旧部”的真情，显得尤为可贵。
她那颗因丧夫之痛而冰封已久的心，似乎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暖流融化了一角。
从那天起，“李先生”便成了她家中的常客。
他从不空手而来，每次拜访都会带来一些别出心裁的礼物。
有时是市面上难以买到的进口婴儿奶粉和麦乳精，有时是几本从香港来的、印刷精美的画报和时尚杂志，用来给她解闷。
他非常擅长聊天，总能精准地找到让她感兴趣的话题。
他会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些张灵甫将军在军中不为人知的趣闻轶事，满足她对丈夫过往的思念。
他也会聊起南京城里的风物人情，勾起她对故乡的怀念。
他渊博的知识和风趣的谈吐，极大地缓解了王玉龄身处异乡的孤独与苦闷。
最让王玉龄感到放心的是，他的言行举止非常有分寸，堪称君子。
他始终以一个晚辈和忠心旧部的身份自居，对她尊敬有加，从无半点轻浮之意。
他对她的儿子张道宇更是疼爱备至，视如己出。
他会耐心地陪着小道宇在院子里玩耍，会用并不熟练的动作给孩子换尿布，会在孩子哭闹时熟练地抱起来，口中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轻轻哄慰。
这一切细致入微的关怀，都让在颠沛流离中孤立无援的王玉龄，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类似家人的温暖和可靠。
她开始在心底里信任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依赖。
02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李先生”照例前来探望。
两人在廊下喝茶闲聊时，他看似不经意地，提起了当时台湾动荡的经济状况。
他说，旧台币贬值得就像废纸一样，今天能买一头牛的钱，明天可能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
人心惶惶，即便是被视为硬通货的黄金和美金，长久地存放在家里，也只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
王玉龄闻言，端着茶杯的手不由得一紧。
这正是她一直以来藏在心底深处、却又无力解决的隐忧。
“李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神情变化，他知道时机到了。
他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用一种极为郑重和诚恳的语气说。
“夫人，有句话，我思考了很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王玉龄放下茶杯，示意他但说无妨。
他便又凑近了一些，几乎是用耳语的音量说，他有一些在商界和海关高层的朋友，正在运作一门非常稳妥且利润丰厚的生意。
那便是利用特殊渠道，从香港进口当时被严格管制的盘尼西林等紧俏药品，以及一些英国产的高级毛料。
他解释道，这些物资在战后的台湾是绝对的硬通货，需求极大，几乎一到岸就会被抢购一空，转手就能获得数倍的利润。
他说，这不仅能让资金在乱世中完美保值，更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值。
他最后加重了语气，目光灼灼地看着王玉龄。
“夫人，您是将军的遗孀，身份尊贵，不能总这样坐吃山空。我们做晚辈的，有责任替将军照顾好您和少爷，必须为少爷的长远未来做好打算啊！”
“为少爷的长远计”——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精准无比地击中了王玉龄内心最柔软、最焦虑也最渴望的地方。
是啊，她不能只做一个活在丈夫光环下的、无助的弱女子。
她要靠自己的力量，给儿子一个最好、最安稳的未来。
看着“李先生”那张写满了关切和真诚的脸，她内心那道由不信任筑成的防线，开始剧烈地动摇了。
为了彻底打消王玉龄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李先生”过了几天，又专程拜访了一次。
这一次，他带来了一本制作精美的硬壳账册。
他翻开账册，指着上面用派克笔书写的、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目，向她“详细展示”了这门生意的惊人回报率。
随后几天，他又以“让您认识一下合作伙伴，也好放心”为由，不动声色地“引荐”了两位所谓的“生意伙伴”与她见面。
那两人都作富商打扮，一个衣着光鲜，戴着名表，另一个则挺着肚子，满口生意经，对“李先生”更是推崇备至，一口一个“李老板眼光独到，深谋远虑”。
一场精心编排、无懈可击的大戏，就在王玉龄的眼前上演得天衣无缝。
她彻底被说服了。
在她看来，这绝不是什么投机，而是乱世之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更是忠心故旧对自己这对孤儿寡母最无私的帮助和扶持。
她做出了决定。
起初，她还是抱有一丝谨慎。
她从皮箱里取出了一小部分金条，交给了“李先生”，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试探。
一个月后，“李先生”如期而至，笑容满面地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交到她手上。
他告诉她：“夫人请放心，第一批药品已经顺利出手，这是您应得的分红。”
王玉龄打开信封，里面是崭新而厚实的一叠钞票，数目比她预想的还要多出不少。
她接过那笔沉甸甸的钱，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她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喜悦。
这不仅仅是钱，这是她靠自己“眼光”赚来的第一笔钱，是她独立能力的最好证明。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沉浸在这种虚假的成功感中。
她又分两次，将自己皮箱里几乎所有的黄金和美金，都毫不犹豫地交给了“李先生”。
她将自己和儿子的全部希望，都毫无保留地押在了这位“无比可靠的”故旧身上。
每一次将财富交出去，她都仿佛能看到儿子光明灿烂的未来在向她热情地招手。
当她将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资金交给“李先生”时，他告诉她，这次的盘子非常大，是一整船的货物，他必须亲自去一趟香港，监督装船和报关事宜。
他向她郑重承诺，最多一个月，他就会带着足以让她和少爷一生无忧的巨额利润回来。
王玉龄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亲自将他送到了门口，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第一个星期，她心情极为愉快，甚至开始兴致勃勃地规划着用未来的收益给儿子请最好的家庭教师，送他去美国留学。
第二个星期，她没有收到任何来自香港的消息，心中泛起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波澜，但她很快用“跨海通讯不便”来说服了自己。
第三个星期，她开始真正地坐立不安，尝试着拨打“李先生”留给她的那个联络电话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的永远是冰冷而单调的忙音，无人接听。
到了第四个星期，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开始像冰冷的藤蔓一样，死死地缠绕住她的心脏。
她再也坐不住了。
她发疯一样地四处打听，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找到了之前那两位“合伙人”留下的办公地点。
一个地址是空号，另一个地址的住户是一户普通人家，他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说这里从未有过什么公司。
她又去了“李先生”自称在台北的住处，房东告诉她，那位“李先生”只是短租了一个月，早就结清房租搬走了，不知去向。
那一刻，王玉龄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被全部抽空，手脚变得冰凉。
她终于迟钝地、却又无比清晰地明白了。
自己掉进了一个从一开始就为她量身定做的、温柔而致命的骗局。
那个彬彬有礼、满口忠义的“李先生”，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言辞，那份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怀，全都是假的。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她箱子里的那些黄金和美钞。
她被骗了。
倾家荡产。
这个残酷的认知如同一道黑色的惊雷，在她脑海中轰然炸开，将她的世界炸得支离破碎。
她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像个游魂一样。
她打开那个曾经装满希望的牛皮箱，看着里面空空如也的景象，再看看身边尚不知人间愁苦、正在酣然入睡的儿子，她再也支撑不住，身体沿着墙壁缓缓滑落，瘫倒在地，喉咙里发出了野兽受伤时才有的、压抑而痛苦的哀鸣。
世界的色彩，在那一瞬间全部褪去，只剩下令人绝望的黑与白。
现实的重压，很快就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她再也无力支付那栋日式宅院高昂的租金和仆人的薪水。
在房东客气而疏远的催促下，她被迫辞退了仆人，带着儿子，搬出了那个曾经象征着身份和体面的地方。
她最终在城市边缘的一个拥挤的巷弄里，租下了一间狭小、阴暗而潮湿的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和一张掉漆的桌子，四壁的墙灰因为潮湿而大片剥落，露出里面丑陋的砖石，角落里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窗外就是嘈杂的市井，邻居用方言大声的争吵声、孩童声嘶力竭的哭闹声、小贩的叫卖声，毫无遮拦地穿透薄薄的墙壁，日夜不休。
从云端的将军夫人，一夜之间跌落到了最底层的尘埃里。
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她开始变卖自己身边最后剩下的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母亲留给她的那些翡翠耳环、蓝宝石戒指、金项链，一件一件地从她的首饰盒里消失，在典当行昏暗的灯光下，被掌柜用轻蔑的眼神估价，最终换来几张勉强能够度日的钞票。
她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手工缝制的漂亮旗袍，也被她叠得整整齐齐，送去了二手衣店，换取一点微薄到可怜的收入。
她甚至卖掉了丈夫留给她做纪念的一支派克钢笔，当她把那支笔递给店主时，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被卖掉了。
每卖掉一件东西，她的心就像被钝刀子活生生地割掉一块肉。
那不仅仅是物品，那是她的过去，她的记忆，她的尊严，是她曾经拥有过美好生活的一切证明。
她不是没有想过去求助。
可她能求谁呢？
那些曾经在茶会上对她笑脸相迎、热情备至的官太太们，在她落魄之后，早已对她避之不及，仿佛她是什么会传染的瘟疫。
她想到了自己的姨父，孙立人。
他是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权势显赫，是她在这座孤岛上唯一的、也是最有力的至亲。
可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这份显赫，让她更加难以启齿。
她无法想象，自己以这样一种狼狈不堪、愚蠢至极的形象出现在那位以治军严明、不苟言笑而著称的姨父面前。
她害怕看到他失望、鄙夷甚至愤怒的眼神。
那份属于名门闺秀、属于将军遗孀的骄傲，是她被剥去所有华服之后，身上仅剩的最后一件贴身内衣，她不想亲手将它撕碎，让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亲人的审视之下。
于是，她选择了一个人苦苦支撑。
她试图去找一份工作。
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子，除了读书写字、略懂一些英文、会弹几首钢琴曲之外，在那个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年代，又能做什么呢？
她去一家纺织厂问过，工头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看着她那双依旧白皙娇嫩的手，不屑地挥了挥，说他们这里要的是能吃苦的粗人。
她去一家商行应聘文员，老板看着她怀里抱着的孩子，便直接摇头拒绝了，理由是她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生活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冰冷的墙，将她死死地困在原地，让她动弹不得。
最让她感到心碎和绝望的，是儿子的境况。
因为营养不良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原本白白胖胖的小道宇变得日渐瘦弱，还时常生病。
她买不起昂贵的进口奶粉，只能用最便宜的米磨成粉，煮成稀薄的米汤来喂他。
每次看着儿子费力地吮吸着米汤，那双酷似丈夫的眼睛无辜地望着她时，王玉龄就心如刀割。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沉重地落了下来。
儿子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得像个小火炉，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而微弱。
王玉龄抱着他，感受着他身体异常的温度，心急如焚。
她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口袋，将身上仅有的几枚肮脏的硬币都凑在了一起，却连去最近的诊所挂号看病的钱都不够。
她抱着滚烫的儿子，站在那扇关不严、不断有冷风灌进来的窗前，听着外面凄厉的风声雨声，和怀中儿子微弱得像小猫一样的呻吟声。
那一刻，她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尊，所有的犹豫和挣扎，都被现实最残酷的一面击得粉碎。
她知道，她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她可能会永远失去儿子。
为了儿子，她必须放下一切，包括她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尊严。
她用一件破旧的棉衣将儿子紧紧地裹在怀里，猛地推开门，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茫茫的雨幕之中。
冰冷刺骨的雨水瞬间就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和她夺眶而出的泪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雨，哪个是泪。
她的脑海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念头：去孙立人的官邸。
03
孙立人的官邸戒备森严，门口站岗的卫兵毫不客气地将这个衣衫湿透、神情憔悴、怀抱婴儿的女人拦了下来。
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颤抖的声音，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与主人的关系。
卫兵半信半疑地进去通报。
在雨中等待的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
终于，她被领进了一间灯火通明、温暖如春的书房。
温暖干燥的空气让她因寒冷而麻木的身体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看到了那位坐在巨大书桌后面的姨父，孙立人。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陆军制服，肩上的将星在吊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他没有起身，只是用一种审视的、极其锐利的目光看着她，像是在评估一件陌生的物品。
那目光让她无所遁形，仿佛能穿透她湿透的衣服，看穿她所有的狼狈和不堪，直抵她内心深处的羞愧。
她抱着孩子，局促地站在房间中央的地毯上，冰冷的雨水从她的发梢和衣角滴落，在地毯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还是孙立人先开了口，他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听不出任何情绪。
“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句简单而直接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王玉龄情绪的闸门。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所有的委屈、绝望、悔恨、恐惧，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奔涌而出的泪水和无法抑制的哭声。
她断断续续地，语无伦次地，讲述了自己从初到台湾的满怀希望，到如何认识那位“李先生”，如何一步步信任他，如何被说服进行投资，如何最终被骗光所有积蓄的全部经过。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强烈的自我厌弃和谴责，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鞭子抽打着自己愚蠢的灵魂。
说到最后，她已经泣不成声，无法再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她跪了下去，发出了那声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呼喊。
书房里陷入了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空气中，只剩下王玉龄压抑到变调的啜泣声，以及她怀中孩子因高烧而发出的微弱而痛苦的呻吟。
孙立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表情坚硬如铁。
他的沉默像一座无形的大山，重重地压在王玉龄的心头，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她甚至已经做好了被姨父痛斥一顿，然后让卫兵给她一点钱，客气地“请”出门的准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老式挂钟发出清晰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像是在为她的悲惨命运进行倒计时。
就在王玉龄的心彻底沉入谷底，准备接受命运的最终审判时，孙立人终于动了。
他缓缓地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灯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
他绕过书桌，走到她的身边，却没有伸手扶她，只是低头，用凌厉的目光看了一眼她怀里那个满脸通红、气息奄奄的孩子。
然后，他转过身，对闻声站在门口的卫兵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吩咐道：“去，把张医生给我叫来，用最快的速度，马上。”
接着，他又对一个匆匆赶来的女佣说：“立刻带夫人和孩子去客房，准备热水、干净的衣服和姜汤。”
他的语气依然平静无波，却带着一股军人特有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命令力量。
王玉龄愣住了，一时间竟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女佣小心翼翼地过来搀扶她，她才像一个提线木偶般，被动地站了起来。
希望，在她最不抱希望的时候，来得如此突然。
在温暖舒适的客房里，医生很快就赶到了。
经过一番仔细的诊断，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又喂了药。
王玉龄也换上了女佣准备的干净暖和的睡袍，喝下了一碗滚烫辛辣的姜汤。
身体的暖意，让她那颗因寒冷和恐惧而几乎停止跳动的心，重新恢复了知觉，她的神志也逐渐清醒过来。
过了一会儿，在确认孩子的高烧已经开始退去之后，女佣又一次来到房间，轻声请她，说将军在书房等她。
王玉龄怀着一种即将接受审判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走进了那间改变了她命运的书房。
这一次，孙立人没有让她站着。
他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示意她坐下。
他看着她，眼神依旧锐利，但似乎少了些许之前的冰冷和疏离。
他等她坐定，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王玉龄立刻低下头，双手紧紧地绞着衣角，等待着预料中即将到来的训斥和责骂。
可孙立人并没有指责她的愚蠢和天真，那似乎在他意料之中。
他只是用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口吻，陈述着一个她无法反驳的事实。
“台湾这个地方，表面平静，水面下却是暗流涌动，是非太多，人心之复杂，远超你的想象。”
“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孩子，顶着张灵甫遗孀这个名头，身份太扎眼，也太敏感。”
“你就像一块怀璧的肥肉，却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能力，留在这里，没有强有力的依靠，今天这事不是结束，迟早还会出别的事。”
王玉龄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烧红的针，深深地扎在她的心上。
她知道，姨父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她以为，接下来他会给她一笔钱，或者给她安排一个闲职，让她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了此残生。
可孙立人接下来说的话，却完全超出了她的所有预料。
他看着她，目光穿过她，仿佛看到了更遥远的未来。
“台湾，不适合你。”
“我送你去美国。”
“去读书，去学一门能让你真正安身立命的本事，去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这几句话，如同一道划破漫漫长夜的闪电，瞬间照亮了王玉龄心中那片被阴霾和绝望笼罩的、死寂的荒原。
去美国？
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她连在最美的梦里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巨大的、难以置信的惊喜和感激瞬间淹没了她，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无法控制。
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是劫后余生、绝处逢生的泪水。
她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像个孩子一样，拼命地点头，点头，再点头，仿佛一个在黑暗大海中即将溺亡的人，终于抓住了那根从天而降的、坚实无比的救命稻草。
她的人生，似乎就要在这一刻，彻底翻开全新的一页了。
就在她完全沉浸在这种巨大的狂喜之中，准备对姨父千恩万谢时，孙立人却抬起了手，做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制止手势。
他的神情，在这一刻变得异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盯着王玉龄的眼睛，那眼神仿佛要穿透她的瞳孔，看到她灵魂的最深处，确保她能听懂并记住接下来的每一个字。
他一字一顿地，用一种不容商量、不容置喙的口吻，缓缓地补充道。
“去美国可以，钱和手续，我都会派人给你全部安排妥当。”
“但是……”
他刻意地停顿了一下，让这两个字的分量，像两块沉重的铅锭，重重地压在王玉龄的心上，让她刚刚飞上云端的心，又被猛地拽了回来。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王玉龄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她有些茫然地看着姨父那张不怒自威的脸，心中刚刚燃起的熊熊希望之火，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冰冷的不安所笼罩。
在那一瞬间，无数种可怕的猜测在她脑海中闪过，每一种都让她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她屏住了呼吸，整个书房安静得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她等待着那个即将宣判的、决定她未来命运的条件。
在书房柔和却显得无比肃穆的灯光下，孙立人终于说出了那个让她始料未及、也让她在未来几十年里都无法释怀的条件。
“你可以去美国读书深造，可以去工作谋生，过你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干涉。”
“但有一条铁律，你必须用你的人格向我保证，并且终生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