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心中之贼——读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有感

2025年10月30日傍晚，银川的秋风掠过德胜小学站台，公交车在暮色中缓缓前行。我翻开《陈亮集》，指尖停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段落：“今日丑虏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击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

陈亮所痛斥的“通和”，岂止是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妥协？它是一切时代中，以“和平”为名的退让，以“稳定”为辞的沉沦，以“现实”为盾牌的怯懦。今日观之中美博弈之局，亦不乏“劝和派”奔走呼号，言必称“对话”“合作”“避免冲突”。然细察其言其行，多少人实则借“通善”之名，行“自保”之实？多少利益集团盘踞于政商之间，以“全球化”为幌子，行依附之实，坐享红利？他们所求的，不是民族之崛起，不是文明之自立，而是那“妄庸两售之地”——既可向权力献媚，又可向资本邀功。

陈亮看得透彻：所谓“通和”，不过是“上下苟安”的遮羞布。朝廷乐见无事，便任庸人守令、循吏文书；小人因易制而受宠，君子因难驯而见弃。于是，“度外之士，摈斥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权力结构的宿命性溃烂。

翻检史册，此类悲剧何其多也！

南宋乾道至淳熙年间，主战之声不绝于耳。据《宋史·兵志》载，孝宗初年整顿军备，募兵达四十余万，战马蓄至七万匹，军费开支占岁入四成以上，可谓“积财养兵以待时”。然终其一朝，北伐未成。非无良将，非无锐卒，实因中枢畏战，群臣主和。虞允文虽有采石之功，然死后谥“忠肃”，竟无一子承袭要职；辛弃疾二十三岁率五十骑突入五万金营擒叛将，南归后却三十七次上书言兵，终被贬二十余载，老死铅山。陈亮本人更惨：三次上书，两度入狱，几死于非命。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他终被擢为状元，然未及赴任，次年即病逝，年仅五十二。

而与此同时，主和派如何？秦桧死后，其党羽仍盘踞中枢数十年。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统计，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与金有私通记录的南宋官员不下三十余人，其中七人官至参知政事以上。他们以“维稳”之名，行卖国之实；以“务实”自居，实则豢养私利。此即陈亮所谓“妄庸两售”——庸者得位，妄者得利。

再看明代。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拥立景帝，整军抗敌，京城得保。然英宗复辟，即以“谋逆”罪名将其斩于市，抄家时“家无余资”。而陷害于谦的石亨、徐有贞等人，皆因迎合上意、打击异己而一时显赫。待石亨谋反伏诛，徐有贞流放云南，世人方知：所谓“忠臣”，常因不附权贵而亡；所谓“能臣”，多因善于逢迎而兴。

清末更甚。甲午战败，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举国哗然。然细察朝堂，主和者何止一人？翁同龢虽主战，然户部克扣军费；奕劻贪墨成性，日日宴饮。北洋水师成军时为亚洲第一，至甲午时舰炮多年未换，弹药掺沙。据英国《泰晤士报》1895年报道，威海卫陷落时，清军炮台所用炮弹中，实心铁弹占比高达67%，根本无法爆炸。而朝廷诸公，仍在争论“是否宜战”，实则早已心死。

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时代开始崇尚“温和”“理性”“克制”之时，往往正是勇气被贬抑、理想被嘲弄、血性被规训之始。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实则是让既得利益者永远安稳，让奋起者永远边缘。

而读书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此——**它让人在沉默中听见呐喊，在黑暗中看见光，在千百年后的黄昏里，与一个叫陈亮的人并肩而立，听他说出你心中不敢言、不愿忘、不忍弃的话。

读书，不是为了优雅地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介入现实；不是为了成为“识时务者”，而是为了在“识时务”的洪流中，守住那一丝“不识时务”的孤勇。

陈亮三十六岁上书时，还是一介布衣。他没有兵权，没有官职，没有靠山。但他有文字，有信念，有“男儿到死心如铁”的气魄。他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被淹没，但他依然选择发声。因为他相信，天地有正气，人间需直言。

这正是读书赋予我们的最珍贵之物：**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灵魂的硬度。**

我们读《春秋》，不是为了背诵经文，而是为了理解孔子为何“笔则笔，削则削”，在乱世中坚持“微言大义”；我们读《史记》，不是为了记住多少帝王将相，而是为了看见司马迁如何在宫刑之后，依然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读鲁迅，不是为了引用名言，而是为了继承那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傲骨。

在这个人人自称“理性”“中立”“客观”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陈亮式的“偏激”，鲁迅式的“不合时宜”。因为真正的理性，从不回避立场；真正的客观，恰恰始于对不公的愤怒。

所以，当你说“读书有什么用”时，请记住：

它让你在别人选择沉默时，听见内心的雷鸣；

它让你在众人鼓掌妥协时，依然记得为何出发；

它让你在“通和”成为主流话语时，仍有勇气说一句——

“此非长久之计，此乃亡国之音！”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之贼难。

而读书，正是那把刺向心中怯懦、麻木、犬儒的利剑。

持此剑者，纵然孤身一人，亦如千军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