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研制成功，邓稼先却因核辐射患癌，杨振宁：国家给你多少奖金

1986年7月17号那天，邓稼先，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两弹事业的大英雄，正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因为长期遭受核辐射，还患上了直肠癌，他频繁地大出血，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身体差到了极点。

就在这一天，国务院的领导亲自来到病房，给他颁发了生前最后一枚奖章——五一劳动奖章。邓稼先特别郑重地把奖章挂在自己胸前，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对周围的人说：“咱们中国核事业能取得这些成就，那可是好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呢，也就做了点自己该做的小事儿。虽说我现在病成这样，但我肯定跟病魔死磕到底，争取早点好起来，接着给国家出份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可他哪能想到，仅仅12天后，他就会因为全身大出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再也没办法继续他热爱的事业，也看不到他一直为之拼搏的祖国，变得越来越繁荣昌盛。

为了中国的核事业，邓稼先没日没夜地工作。就算被核辐射伤害，病重后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他还是坚持冲在第一线，抢着去做最危险的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医院里熬过了300多天。这300多天里，他每天都疼得死去活来。最终，他的生命定格在了62岁。可即便如此，他从来都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弥留之际，他拉着夫人许鹿希的手，虚弱却坚定地说：“要是还能再活一回，我还是会选中国，选核事业！”

邓稼先就是这样一个人，淡泊名利，一心只想着奉献。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他显得特别“纯粹”。纯粹地热爱祖国，纯粹地对待身边的人，纯粹地投入到事业当中。

就因为这份纯粹，他不在乎名利，也不计较报酬，默默地为国家的振兴付出努力。从1958年到1986年，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大众的视线里消失了整整28年。

两弹成功爆炸后，好多人问他得了多少奖金，他从来都不回答，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后来他病得很重的时候，好友杨振宁来看望他，问起这事儿，他才告诉了对方。杨振宁评价他说，邓稼先身上有着中国农民最朴实的气质。

说起邓稼先的纯粹爱国心，那可真是从小就体现出来了。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大学等名校的教授。邓稼先出生才八个月，就跟着父亲到北京生活了。

小时候的邓稼先，调皮归调皮，但特别守规矩。有一次因为打碎玻璃被老师罚站，等大家都放学走了，他还乖乖地站在那儿面壁思过，一点儿小聪明都不耍。而且，他小小年纪就特别有家国情怀。

1937年，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了。那些猖狂的日军在城里大张旗鼓地开“庆功会”，还强迫老百姓游行，给他们庆祝“胜利”。

邓稼先看着日军那嚣张跋扈的样子，再看看被他们残害的百姓，还有被抢夺的家园，心里又气又恨。才13岁的他，愤怒一下子就冲到了脑门儿上。他当街就把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还狠狠地踩在脚下。

邓以蛰的朋友看到这一幕，心里直发慌。毕竟日本人的狠辣他们早就见识过了，就赶紧劝邓以蛰：“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赶紧把孩子送出北平吧！万一有人告发，那可就糟了！”

就这样，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姐姐带着他去了昆明。离开前，邓稼先对弟弟说：“我现在心里只有仇恨，没有眼泪！”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他注定是个坚定的爱国者。

其实，邓稼先的爱国情怀，跟他的父亲有很大关系。邓以蛰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绝对是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不少人都跑去给伪政府效力，其中就有邓以蛰的个别朋友。

有一天，邓以蛰的一个老朋友来家里拜访，还劝他也一起为伪政府干活。邓以蛰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大声斥责了朋友一顿，直接把人赶出了家门。这件事，给邓稼先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爱国的种子也在他心里慢慢生了根、发了芽。

为了能给国家的振兴出一份力，邓以蛰在送别邓稼先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以后别学文科了，一定要学科学，科学才能帮着咱们国家振兴起来！”

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再加上自己从小就喜欢物理，1941年，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上了物理系的助教。

在北大工作的时候，邓稼先心里就琢磨着，想去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深造学习。他想着，多掌握点知识，就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六年后，邓稼先顺利考上了美国普渡大学。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那叫一个突出。原本需要学三年的博士课程，他只用了一年又11个月就完成了，26岁就顺利毕业了。

按照邓稼先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在美国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他可没忘记自己的初心。当时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外面还有好多国家虎视眈眈的，国家特别需要人才来建设。所以，一拿到博士学位，邓稼先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国的路。

回国后的前八年，邓稼先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原子核理论。他和老师王淦昌教授等人一起，建设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为后面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终于，在1958年，钱三强找到了邓稼先，问他愿不愿意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研制原子弹。邓稼先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他心里清楚，原子弹对国家来说有多重要。

十几年前二战的时候，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那威力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各国也都加快了研制的步伐。要是中国不能早点研制出来，说不定又会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

于是，邓稼先赶紧跑回家，告诉夫人许鹿希：“我的工作要有变动了。”许鹿希问他：“你要调到哪儿去？”邓稼先面露难色，说：“这得保密，我不能说。”许鹿希又问：“那你去做什么工作？”邓稼先还是摇了摇头。

许鹿希大概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再追问，而是默默地支持丈夫。这下，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就全落在了许鹿希的肩上，她只能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而邓稼先这个名字，也从大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1958年8月，邓稼先出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在这里，他带着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于敏等科学家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刚开始的时候，原子弹研制项目还有苏联专家的帮忙。可没过多久，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协议，不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了。

他们撤走所有专家的时候，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就算再搞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你们就守着那堆破铜烂铁吧！”

当初嘲笑我们的人肯定想不到，在邓稼先的带领下，中国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这也能看出来，邓稼先他们这些年过得有多艰难。

为了研制出原子弹，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光是原子弹的蓝图，他们就整整算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们用过的纸，一捆捆、一摞摞地往麻袋里装，堆满了整个房间。

而且当时条件有限，那些复杂的原理理论计算，只能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来完成，工作量大得惊人。

他们还得保证计算结果准确无误，因为理论上哪怕有一点儿小误差，都可能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邓稼先经常告诫工作人员：“咱们部门的工作必须特别细致、慎重。咱们这儿要是出一点儿小问题，别的地方就会出大麻烦。”所以，每一个数值，他们都要反复核对好几遍。

为了算出一个数值，邓稼先安排大家三班倒工作。每算一次，就得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能快点完成工作，他们经常熬夜到天亮。有时候，邓稼先因为太疲劳，脑子都跟不上趟儿了，他就会叹着气说：“一个太阳根本不够用啊！”

在这三年里，他们还遇到过一次特别难的计算，简直就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那是在1960年，他们算出一个关键数值后，发现和之前苏联专家说的不一样。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邓稼先带着大家整整算了九遍，花了一年多时间。房间里的草稿纸都堆到屋顶了。最后他们才确定，苏联专家当初说的是错的。通过这样无数次的计算，我国原子弹的蓝图在1961年终于确定了下来。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沙漠中成功爆炸。空中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意味着我们成功了！从此，我们国家多了一个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

邓稼先激动得不行，但他还没忘了进行效果验证。他马上带着工作人员进入爆炸现场采样。确定达到预期效果后，他们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另外，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一年，邓稼先、于敏等人就已经开始同步进行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了。

这一次，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就爆炸成功了，创造了世界最快速度！这可比美国的7年零3个月、苏联的6年零3个月短多了。这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让咱们老百姓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

可是，有些国家却不停地发出质疑声。在他们看来，就凭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出原子弹和氢弹。

1971年，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回国探亲访问。来之前，杨振宁写信问邓稼先：“我在美国听到有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造出来的，是真的吗？”

因为当时邓稼先的身份还没有对外公布，所以他不能随便回答。他马上写信请示周总理，得到肯定答复后，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

杨振宁也是物理学家，他深知在当时中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想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两弹有多难。所以，看到邓稼先的回信，杨振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实在无法想象，邓稼先他们这几年经历了多少艰辛。

作为核试验的领头人，邓稼先工作起来特别认真负责，永远都冲在最关键、最危险的第一线。

1979年的一天，邓稼先像往常一样，在试验场和工作人员一起进行核试验。可这一次，高空中的核弹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后，地面上除了扬起的灰尘，并没有出现大家期待的蘑菇云。

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工作人员正想去找碎片查明原因的时候，作为理论部负责人的邓稼先，却抢先一步去找原子弹的碎片。他不想让其他人去冒险。经过分析，邓稼先终于知道了事故原因，原来是降落伞没打开，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就是这一次行动，让他的身体遭到了核辐射。他的妻子是医务工作者，得知后，赶紧拉着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小便和骨髓里都有放射性物质，肝脏也受损了。

得知检查结果后，邓稼先心里还是惦记着核试验，坚持要回到试验场。哪怕他已经走路都困难了，还是坚持冲在第一线，亲自装雷管。

周围的其他同事想把他换下来，他却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不能去！”这也是他第一次用院长的权威下令，也是唯一一次。其他时候，他都和大家打成一片，让年轻人喊他“老邓”。

杨振宁曾经评价邓稼先，说他是个忠厚老实、平实真诚的人，做人坦坦荡荡，一点儿小心眼都没有。大家都知道他没有私心，所以对他特别信任。这也是他这个老实人，能够领导各个阶层的人，团结一心为国家做贡献的重要原因。

刚到理论部的时候，邓稼先作为主任，手下的大学生都叫他“邓主任”。邓稼先却笑着对他们说：“叫我老邓就行。”他对这些年轻人就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亲切。所以，同事们经常去他办公室的抽屉里翻糖、找点心吃。

他的下属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在老邓手下工作，心情特别好。就算只是为了报答他的信任，大家也都愿意去做他交代的事情。”

就算遇上实在不想做的事儿，只要老邓过来拍拍他们的肩膀，他们最终也都会尽力去做。有老同事说：“最怕老邓过来拍我肩膀，他这个人不太会做思想工作，就只会拍肩膀，但只要他一拍，我就非干不可。”

在国家特殊的那几年，更能体现出邓稼先独特的人格魅力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当时单位内部成立了群众组织，派别之间互相攻击，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

老实人邓稼先没有多想，就挺身而出，分别找双方谈话。他用最朴实的话语，让大家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核试验工作。

正是因为有邓稼先这样的领导，研究所的工作氛围特别好。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畅所欲言，就算有时候观点不一致，争得面红耳赤、言辞激烈，邓稼先也从来不会生气。这也让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可以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工作。

别看邓稼先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遇到大事从不慌张。其实，他因为责任心太重，工作中也经常容易紧张。

有一次，他去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情况。由于试验结果不太理想，他汇报的时候双手一直发抖。

周总理注意到这个情况后，跟他开玩笑说：“咱们年纪都不小了，稼先同志这么紧张，万一心脏病发作可怎么办呀。”邓稼先这才放松下来。

1985年，在邓稼先被核辐射后的第六年，他被查出患上了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已经没办法抢救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瘫坐在病床上。一旁的妻子赶忙安慰他。沉默了好一会儿，邓稼先平静地对妻子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同年7月30日，邓稼先正式住院治疗。国庆节期间，他对警卫员说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五星红旗。

看着他虚弱的身体，警卫员一开始无奈地摇头拒绝，但最后还是拗不过邓稼先。两人瞒着医务人员，偷偷从医院跑出来，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看到飘扬在空中的五星红旗，邓稼先想起了刚回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的样子。他特别想亲眼看着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可惜已经看不到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伤感。随后，他转头看着年轻的警卫员，对他说：“等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国家肯定富强了，到时候你要来看看我啊。”警卫员听后，热泪盈眶，连忙点头答应。

从天安门广场回去后，到去世之前，邓稼先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期间，他做了三次手术。随着病情恶化，止痛针从原来每天打一针，到后来每小时打一针。即便如此，他还是疼得难以忍受。

看到他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表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好友杨振宁前来医院探望，看到病床上痛苦的他，问道：“你研制出原子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他笑着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1986年6月，随着邓稼先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国家决定公开他的身份。国人这才知道，他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一个月后，邓稼先因为大出血去世了。离开前，他还不忘核事业，叮嘱身边的人：“别让人家把咱们落得太远……”

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邓稼先这样的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他们值得被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