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做内部审计时,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个大问题——周总理名下有笔1.2万英镑的存款。算上利息折成人民币,在当时足足有46万7千块!搁现在40多万都不是小数目,更别说那时候了,工作人员当场就懵了。
要知道周总理去世后,他和邓颖超夫人的全部存款就5000多块,最后还全交了党费。这21年里凭空多出40多万,到底是咋回事?这笔钱是总理自己的,还是有别的来路?这得从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收入开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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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收入就两样:工资,还有工资存银行生的利息。八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提出批评等级工资,党政高官都降了薪,总理他们的工资定在454元。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又主动降薪,改成404.8元,一直到去世都没动过。
邓颖超原本是五级工资,周总理为了给国家省点钱,主动提议让她降到六级。总理跟她说:"小超,你身体不好,上班也不固定,拿六级工资就够了。"邓颖超也明事理,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之后一直拿342.7元的工资。
从工作人员整理的账目来看,他俩的开支主要花在这几处:交党费、付房租水电、买伙食费和报纸、买生活用品,再就是补贴亲戚和身边工作人员,还有捐款。单说补贴亲友和下属这一项,有记录的那些年就占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对老家的亲戚,周总理把原则卡得死死的,绝不让他们沾国家一点光。他特意立了十条家规:晚辈不能丢了工作专程来看他,只能出差顺路来;来了住国务院招待所,去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的自己掏饭票,没工作的他掏钱;看戏得自己买票,不能用招待券;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用公家的车;个人能做的事别麻烦别人;在外不能提跟他的关系,不准炫耀;绝不许谋私利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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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亲戚真有困难,他肯定帮衬。总理的三弟周恩寿从天津调去钢铁工业局,周总理特意跟领导打招呼,给安排低职位、少工资。他最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套,宁愿从自己工资里掏钱补贴弟弟,也不占公家便宜。
周恩寿工资低不够花,周总理每月拿自己三分之一的工资贴补他。后来周恩寿得胃溃疡经常请假,总理又劝他提前退休,说"你没法全天上班却拿全工资,影响不好,对国家也不负责"。周恩寿住院后花销大,总理的补贴直接涨到自己工资的一半!这些事周恩寿一家起初都不知道,还以为总理工资高。
后来家人知道实情,接受采访时红着眼圈说:"现在想起来都愧疚,总理自己没剩多少钱,还拿那么多补贴我们。早知道说啥也不会要啊!"就像邓颖超说的:"你们有难处,我们用工资帮没问题,但绝不能用职权谋私,别想搞特殊。"
对身边工作人员,总理也一样上心。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里,跟了总理多年的司机钟步云不幸遇难,总理因为刚做完手术改了行程才躲过一劫。之后总理一直照看着钟步云家,他女儿结婚时,总理直接送了300块礼金——那可是邓颖超快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而且总理和邓颖超有个规矩:工资除去开支,结余存银行,每攒够5000块就交党费。这么算下来,他俩干了一辈子,基本是零存款。那这笔巨额英镑存款,到底是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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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赶紧上报,领导下令彻查。查来查去发现,这笔钱是1967年存的,汇款人是中国银行总部国际部前副总经理刘本昆和他的英国夫人刘道蕊。他俩为啥要捐这么多钱?又为啥存到周总理名下?这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刘道蕊原名叫多利·史密斯,是个英国人。1940年二战正打得凶,伦敦天天遭德军轰炸,22岁的多利丢了工作,就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找了份活,当柜台出纳,还负责给中国海员发工资。她干活细心负责,人又热情,同事们都很喜欢她。
看到中国海员把血汗钱扔在国民党开的俱乐部里挥霍,多利真心疼,天天劝他们"把钱寄回家给亲人,国内打仗不容易,家人等着钱活命呢"。在她劝说下,不少海员开始寄钱,多利还悄悄帮他们减免汇款手续费。海员们都记着她的好。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在伦敦分行设了募捐箱,没想到有人趁机偷捐款。多利这股正义感很快给她惹了麻烦,却也让她遇见了刘本昆。1944年,多利发现管募捐箱的官员经常偷钱,一想到灾区百姓等着救命钱,她趁人不注意把募捐箱藏到了柜台底下。
那官员发现后恼羞成怒,跑到银行施压,诬陷多利私藏募捐箱,要求开除她。银行知道多利是好人,可没法跟对方硬扛。就在多利要丢工作时,同在分行的刘本昆站了出来。刘本昆是清华大学毕业,从上海分行调过来的,他被多利的善良正义打动,拼尽全力帮忙,最后总算保住了多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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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多了,两人越看越对眼,1949年结了婚,多利还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刘道蕊。也就在这年,新中国成立了!刘本昆激动坏了,可他俩还有个要紧事——保住中国银行在伦敦的资产。
当时周总理主持成立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通知各分行冻结资产。可伦敦分行经理不想执行,盘算着把资产转移到台湾。关键时刻,刘本昆带头起义,给新中国政府写信表忠心。那时候分行员工大多被遣散,就剩10来个人,刘本昆这边就5个人,硬是跟经理一方杠到底,最后成功保住了国家资产。刘本昆也被任命为襄理。
之后几年,他俩在英国过得不错,工资高,买了房和车,但刘本昆一直想回国。1957年,多利更是毅然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帮她办手续的英国移民官都惊了:"中国现在这么穷,你图啥?"多利只说:"我信共产党,信中国。"
1967年,银行终于同意调刘本昆回国。夫妻俩赶紧变卖家产,为了快点动身,好多东西都是半卖半送,住了没几年的高级公寓最后只卖了1.2万英镑。回国三个月后,他俩给周总理写了封匿名信,还附了张1.2万英镑的汇票。
信里写着:"敬爱的周总理,这1.2万英镑是我们省吃俭用攒的,想捐给国家搞建设。我们不知道交给谁安全,您是我们最信得过的人,就汇给您了。"
周总理看着信和汇票,心里又热又沉。国家穷的时候,百姓愿意倾其所有支持,这股劲太动人了。可总理有原则:"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要。咱们共产党从成立就讲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战争年代都熬过来了,现在建国了更不能破例。"他当即让人查捐款人,想把钱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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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时形势特殊,调查没能继续。刘本昆夫妇还以为钱已经用在建设上了,1986年多利如愿加入共产党,圆了多年的梦。而那笔钱,为了安全起见,调查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存进了银行,后来就没人再提,一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
真相查清后,领导下令按总理当年的意思退钱。可找到刘本昆夫妇时,他俩坚决不收:"捐出去的钱哪有往回要的道理?"要知道那时候刘本昆退休后常年住院,家里并不宽裕,这40多万能大大改善生活。可多利说:"不如用刘本昆的名字设个基金会,奖励银行的优秀员工。"
1998年刘本昆去世,儿子在香港工作,80岁的多利独自留在北京。她常跟人说:"我爱中国,爱共产党!我就是中国人,就是个中国老太太,只不过长了张外国脸,心是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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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多利住进老年公寓,一开始不适应,总一个人坐着发呆,儿子每周都从香港飞回来陪她。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早上浇浇花,看看《中国日报》,还跟大伙一起唱歌。中国银行的员工也没忘她,2007年给她办了89岁生日会,老人笑着说想在北京过99岁生日。可惜的是,她没能等到那一天,2013年安详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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