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著名作家王小波疯狂撞墙后死亡，文坛为何无人为他送行？

1997年，“中国第一性学家”李银河含泪让朋友将亡夫王小波的遗体，送去火化，不料工作人员按了几下焚化炉开关，机器都没反应。后来他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位先生，还请你帮个忙，你的东西我处理不了。
火化师傅反复摁下启动键，沉重的机械仿佛在和所有人作对，现场静得只剩下机器偶尔的嗡嗡声，场面一时静默下来。
胡贝带着香烟和一瓶酒递给师傅，想让气氛缓和些，但谁也没料到，这台火化炉像是“拒绝”了王小波的离去。
王小波离开时，正值壮年，心脏骤停，没有遗言，只有满桌的笔记和散乱的稿纸，邻居回忆起头一天夜里那阵凄厉的喊声，墙上甚至还残留着他拼命挣扎时留下的齿痕，这种死法，和他的作品一样，荒诞得让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他的生前总是和命运较劲，小学作文被老师读给全校听，他没有高兴，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异类，后来去云南插队，别的知青在田里干活，他却偷偷在被窝里看哲学书，还写信给自己未来的妻子，信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他对世界的疑问和不满。
1978年，他坐在教室里参加高考，工人出身的他身边有不少复读生，没多少人看好他，他却硬是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同龄人眼里的“怪胎”，生活清苦，工资不高，他却执意要写书，哪怕屡屡被出版社退稿，也不愿意向现实低头。
他和李银河的相遇也颇有戏剧性，李银河第一次见面就觉得这个男人其貌不扬，甚至有些木讷，可王小波写情书的方式却让她彻底改观，他把自己比喻成围着果酱罐转的小孩子，说两个人的世界就是要共同去探索，这种表达让李银河觉得新鲜又真诚。
他们结婚的时候，还约定一辈子不要孩子，誓言把所有的精力都投给各自的学术和写作，李银河搞社会学研究，王小波钻进小说的世界，一个在世界的边缘观察人性，一个用文字解构荒诞，生活虽清贫，但两个人的精神世界极其丰盛。
1984年，两人一起去了美国，王小波跟着陪读，他每天泡在图书馆，啃英文原著，夜里回家，两个人讨论哲学和文学，时常聊到凌晨，李银河后来回忆，那些夜晚的谈话，足够写成几本书。

王小波写《黄金时代》的时候，稿子被编辑嫌弃“离经叛道”，他在家扫地、做饭，靠老婆的工资过活，别人觉得他窝囊，他却觉得只要自己还在写，就算再穷也不丢人，他说自己要写最诚实的文字，不讨好，不谄媚。
谁也没想到，他会走，走得突然，李银河远在英国，接到电话时整个人瘫软在地，半年前机场的挥手，竟然成了诀别。
家里没人，她只能托朋友帮忙处理后事，那天北京的天格外阴冷，火葬场的机器像是坏了，王小波的遗体卡在传送带上，工作人员小声嘟囔：这人太高了，不好弄。
有人提议要不把遗体重新摆一摆，胡贝帮忙推了推，机器还是不动，工人只得拍了拍王小波的肩膀，轻声说：大哥，您配合点儿吧，我们真没辙了，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氛围一下子从压抑变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一幕像极了王小波小说里的桥段。
火化那天，作家圈里没什么大人物到场，反而有许多普通读者自发来送别，有人带着他的书，有人点了烟，放在墓前，王小波生前不被主流认可，死后却成了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黄金时代》也在他离世后，畅销全国。
李银河整理遗物时，发现王小波最后写下的手稿，字迹潦草却依旧犀利，那是他未完成的手稿，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世界的冷静剖析，仿佛在告诉读者，这场荒诞的游戏，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妥协。
其实王小波早已习惯不被理解，几十年文学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掌声，只有无数退稿信，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在乎能不能写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说，写作就像和命运对赌，能赢多少算多少，输了也无所谓。
如今北京佛山陵园的王小波墓前，总是有人放下烟酒和书，石碑上没有华丽的墓志铭，只有简单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春天的时候，有人把《黄金时代》翻到最后一页，轻轻摆在墓前，像是和他在隔空对话。
他的离世并不是终点，反而成了思想风暴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看他的书，试图在那些黑色幽默和荒诞叙事中，找到面对现实的勇气，李银河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王小波的名字则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铭记。
有人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王小波用一生在证明，哪怕身处泥泞之中，也要用文字和思想保持清醒，哪怕火化炉都要和他作对，他也要用最后一刻，把荒诞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自由。
参考信源：李银河：我活着，王小波就活在我生命里．北京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