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韩遂的关中联军到底是哪十部，他们各自的地盘又在哪里？

建安十六年的某个夏日，长安原本并不属于安宁。关中十部起兵反曹，这一年的火苗蹿得极猛，几乎烧穿了秦川的荒草。马超、韩遂联络各路豪强，有河东的侯选、程银、李堪，他们三个人从来就不肯安分。黄河边的旧事还没有彻底翻篇，河东郡里的家族早就打散了。等李傕、郭汜一刀一剑扫过河东，他们三人才在长安败瓦残垣里守着枣核、烂梨子过活，衣服也只能上坟地里挑。连粟米都没种出来，难怪后来河东三将战败，乖巧地南下投了汉中张鲁，不然，哪里还有地方可去？到最后，还不是全扒光行头向曹操交了投名状。顺手复了旧职，这些事，说重不重，说轻绝对不轻。

张横和梁兴，不一样，他们更像家门口的亡命之徒。张横、梁兴，名声其实早挂上了墙头。李傕死那回，头颅都是他们送出去的。马超、韩遂打旗的时候，张、梁两人早就名正言顺挤进了关中大族的队伍。梁兴，后来还搅得关中县乡都不安生，围着五千户老百姓转，县令一个不敢管。这帮人仗着地盘跟流寇似的，郑浑想法子垒城墙，用奖惩、离间这些老招，才慢慢把乱子平了。夏侯渊来之前，谁也说不好梁兴能不能翻天。要不是郑浑会读人心，这事儿真没着落。不过有一样别人没注意，张横其实不是莽夫，杀李傕那段，心里头盘算着怎么和曹操分账，这点恐怕比马超还精。

关中还有个叫刘雄鸣的小头目，守着蓝田一带。联军约他，他就是不去串门，被马超打得灰头土脸，别人见了都摇头。其实关中乱到什么程度？只要这几个小军阀一沉不住气，钟繇连长安的城门都不敢敞开。按现在话说，动不动就是地方割据，中央指令形同废纸。老百姓只能赌点运气，抬头见天，每天换股风看局势。没有腾挪空间，谁也敢说明天还当不当大王？

凉州复杂得多。杨秋根在安定，其实掌握的也仅是郡里几处富县。庙堂大事说到搬郡治他当然没份，朝廷早就把行政中心挪到右扶风的美阳县了。杨秋并没消停，后头还能跟张郃、郭淮搭伙，征胡收复安定郡，后来连侯封都捞到手。你说他倒像个讲规矩的，但其实也就是风头过了，主家才讲点规矩。凉州这阵脑袋拧着往上顶，谁沾点机会都想捞一把。安定的事，八成媒体不会多说，但你再查几份资料，这帮人就是轮番登场。

马腾就有点割席断义的意思，他正宗右扶风人，家在茂陵附近。满脑子就憋着衣锦还乡，算计着如何重回关中。董卓死后，他当了征西将军，驻在郿县，还不甘心。钟繇来调停他跟韩遂，还让马腾屯在槐里，这不是往长安门口挤吗？马腾心里别提多美了，最怕的是中央不要他。其实他愿不愿归附朝廷，这事儿他自己也不定，说到底主要看自己家里人的脸色或者有没有路子。

韩遂是凉州的老狐狸，根在金城郡。有意思的是，无论李傕、钟繇，对韩遂的地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人比马腾会保本，一个劲深耕自己的地盘。建安十五年，武威太守张猛死于他手，朝廷也没追究。那张猛自己就是个杀人犯，手上有人命，曹操心里门清。独吞了金城和武威，韩遂成了凉州的老大。说实话，如果不是后来阎行背叛，夏侯渊想直接把韩遂吃下来，顶破了天也不容易。

宋建，这人没什么值得吹的，但一答应割据就拉起旗号自称平汉王。他在枹罕县一呆三十几年，最后才被夏侯渊剁干净。三十年，一个地方王说消灭就消灭，地方政权像下棋一样，几个老将轮着上，谁输谁赢，两句话就能揭过。

凉州的关键还在于汉阳郡。韦氏家族当家，出了两任凉州牧，先祖韦端当年响当当，说白了，这世族比那些职业军阀更给人压力。马玩、成宜，这俩人信息稀薄，却也组团凑了个十部棋局。按理说，真有本事也会留下写得明明白白的名号，但现在能找到的也就这些零碎。

如果说，汉末风暴最核心的区域不是京师，而是凉州关中也没人敢反驳。种族，豪族，旧势力，流亡武装，所有人的棋盘乱作一团。外部势力压不住，地方又闹，曹操要是不打一场崭新的决战，很多人今天可能连郡县的名字都叫不明白。乱象的本身就是制度不管用，豪强各自为营。你问归根结底谁能天下一家，未必都信曹操能成大事，反正那年头落到谁手里都一样。

**十部联军的成分错综复杂。贾诩的离间之计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就是每个人都背着小九九。凉州人最懂凉州人，旁人使再大的劲也掰不开关系**。

潼关之战，你说这局面跟打牌差不多，亮底牌不怕，怕的是倒戈，怕的是牌搭子半路反水。马超、韩遂终究一家亲？也不对，明争暗斗，外人插不进去。你翻案再多，架构就那么死死的——人心散了，局面也就翻不起来了。所以凉州乱局几十年没人能收场，其实理由挺简单，没有外力压到生死线上，撕成碎片也不算大事。

而且人心都是复杂的，这场乱局里谁都不相信谁。韩遂算稳健了吧，有人说他野心小，所以保镇老家。可实际上，韩遂在金城的控制力非常有限，他手下的将校并不好指挥，张鲁、张郃、夏侯渊等人的存在令凉州事务变得极其扑朔迷离。有时候韩遂跟中央的关系密切，又常常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于陇西区划的细节安排，韩遂与马腾的分歧也从未消失，这一点怎么看都是个死结。

反过头来看，河东三将南下之路，从战略角度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不如说他们投降曹操，倒是看透事势的及时止损。可是再追根究底，这种失根的群体，本来也缺乏实际威胁，所谓铁血军魂，其实在乱世里只是口号。河东高墙破碎、鼠辈横行，那三个人最后投降时有没有感到羞耻，也没人记录，就算有，也许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能留住姓名已经不易，别的就别说了。

现实介入的方式很怪，郑浑用城池和奖赏才拴住百姓。大方向没错，就是把民心稳住，各地小头目的余党也只能零敲碎打自生自灭。很少有人用这种角度细致梳理，这其实才是地方治理的真本事，单靠军队没法长久。换句话说，割据带来的不是简单纷争，而是社会结构的重组。你让后世读史，别总只看大人物，小头目的一举一动更真实地反映了底层百态。

其实，当那些资料交错在一起，能看出很多细节。比如刘雄鸣被胖揍后，地头蛇都带着兄弟筹码投诚。这些小头目先是被胁迫，后来又靠妥协捞个立足点，看似窝囊实则足够务实。边疆的割据首领动辄称王，中央却只能派将围剿，一切像是野草生长，哪怕一夜寂静，第二天又换了模样。

可奇怪的是，在这场大乱的策动下，底层群众并不是彻底被动。有资料显示，许多关中百姓会主动配合官军缉贼，甚至有人借机沾点便宜，捞点物资。这种局面的下场往往是短暂维稳，后头很快再生出另一批谋生者。结构性变化的周期极短，没人能真掌控到最后一刻。

所以潼关十部本质就是各自为政的集合体。外部合作，内部消极，说严重点甚至有点弱不禁风，但砥柱中流，就是他们在动荡中也能闹出大动静。你说潼关之后还有变局吗？总有人觉得一切已成定局，但我不信。事件的边角、人物的命运，还有太多留白，没必要揣度太远。

这几年史料挖得太细，时间久了难免带点情绪。写到这里，也说不清主次谁重谁轻，是不是该有点别的结论？反正，关中乱象源头复杂，有人靠混，有人愿赌服输，有人一夜成名，却都在历史涡流里兜了一圈才终于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