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对斯科塞斯的理解，太肤浅了

kakaka

Apple出品的五集系列纪录片《斯科塞斯先生》太棒了。

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名人传记纪录片的路线。

《斯科塞斯先生》

按照通常的做法，这种导演纪录片，一般是采用线性的「从人生到作品」的叙事模式，先讲生活事件，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再把他的艺术创作解释为这些事件的产物。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很清晰，似乎很有解释力，但容易简化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把艺术家描绘成一个遵循清晰因果链的个体。

《斯科塞斯先生》就不是这样，它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论，也就是通过作品的视角去审视一个人。在这个框架内，斯科塞斯的电影文本被提升为一种解码他内在精神、价值观、信仰冲突和人性变化的透镜。

作品本身成为了叙事的主体，而电影背后的人生、成长和冲突，则被视为通过作品映射出来的投影。

这种叙事上的逆向工程，是一种相反的认识论。斯科塞斯在这个时候，选择授权别人来做这种深度挖掘，包括允许导演米勒展示某些黑暗的私人档案，例如关于毒瘾和脾气的问题，还有童年挫折，被神学院开除之类，可能是希望后世对他的理解，是基于他全部的、有缺陷的复杂人性，而不仅仅是成功后的光辉神像。

米勒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特权，直接接触到斯科塞斯未曾公开的私人档案，包括工作笔记、家庭录像、未公映的片段以及亲笔手稿，使得分析能够直接建立在斯科塞斯最私密、未经筛选的自我记录之上。

档案材料的披露，更是将斯科塞斯人生中已被熟知的故事具象化，赋予了它们新的情感和历史重量。

首先，在对斯科塞斯童年的描绘中，虽然他的影迷已经知道他因哮喘缠身，被迫在纽约皇后区和下东区的家中，从三楼窗户观察世界，但档案的加入，重现了这种观察者的状态。这一具象的动作，为他后期电影中对街头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奠定了早期身份基础。

他只有在进入有空调的影院时，哮喘症状才会减轻，这使他将电影视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救赎。

纪录片通过档案和访谈，实现了电影角色与真实生活原型的溯源与关联。

一个令人振奋的细节是，纪录片追溯了斯科塞斯早期的童年朋友。其中，斯科塞斯的童年朋友在镜头前联系了「Sally Gaga」，这位是电影《穷街陋巷》中Johnny Boy角色的部分原型。童年朋友被邀请到纪录片中参与对话，证明了斯科塞斯的艺术创作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植于个人社区和成长经历的真实人类学反映。

对工作笔记和未公映片段的审视，是纪录片对电影创作者群体最具吸引力的部分。通过对这些原始材料的分析，观众得以理解丹尼尔·戴-刘易斯对斯科塞斯那句评价的真实含义，也就是「他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但工作起来像个煤矿工人，他拥有神职人员般的圣召」。因为工作笔记的细节告诉我们，这种勤奋和圣召感，是如何在创作时的疑虑和热情中得到体现。

纪录片从斯科塞斯在纽约大学的学生电影开始追溯。早期作品，如《谁在敲我的门》，展示了他是如何与剪辑师塞尔玛·斯昆梅克建立起电影史上最具成果的创作伙伴关系之一。

同时，它也展示了他早期职业生涯的动荡：在罗杰·科曼的B级商业片《冷血霹雳火》中学习专业知识，以及独立电影先驱约翰·卡萨维蒂对该片的尖锐批评。正是卡萨维茨的批评，促使这位年轻的电影人转向更具个人色彩、植根于自身经验的作品，例如《穷街陋巷》。

纪录片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提醒观众，在成为受尊敬的权威之前，斯科塞斯长期处于终极局外人的定位。他出生在纽约皇后区，靠近一个黑帮抛尸的街区，从小就是个病弱的孩子。他一生中反复遭遇的是各种排斥的循环，包括因家庭纠纷，他被自己的社区所排斥，后来被独立电影的同行排斥，还因拍摄《基督最后的诱惑》被宗教界排斥，九十年代连续失败陷入低谷后被好莱坞排斥。

《基督最后的诱惑》

理解他受到的这种排斥循环，或许更能理解他的电影主题——暴力、失败、迷失的灵魂，不再是简单的社会评论，也可能是他对外部世界持续拒绝的内在防御机制。

斯科塞斯从小在观察中成长，本身即为社会的局外人；当他的艺术生涯不断遭受批评和票房挫折时，他在电影中反复描绘的边缘人物和反英雄，便被视作他自身被社会遗弃的投射。因此，他的作品成为了他进行自我救赎和理解排斥的工具。

斯科塞斯的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天主教主题，如罪恶、内疚、赎罪和道德选择，根植于他与信仰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纪录片探讨了他对天主教的终生迷恋。他回忆起七岁左右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参加弥撒时感受到的震撼，并坦诚分享了他作为辅祭敲响圣钟时，整个世界都停滞了。神就在那里的感觉。

然而，这种神圣的追求却被现实和人性的力量所打断。

他透露，自己曾就读于一所位于85街附近的天主教预科神学院，但在十几岁时被开除，因为他「行为不端」。虽然斯科塞斯本人没有详细说明「行为不端」的具体内容，但他的童年朋友乔·莫拉莱在纪录片中提供了证言，表示斯科塞斯青少年时期就对女士有浓厚的兴趣。

斯科塞斯意识到世界正在改变，那是摇滚乐的早期，旧世界正在消亡。他对女性吸引力，以及其他世俗的感受，让他意识到生活远比他想象的复杂，他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他得出结论：我意识到我不属于那里。

由于他的「行为不端」，神学院要求他的父亲将他带走。这种从虔诚的少年到世俗挣扎个体的还原，使他的信仰危机更具人性色彩，也解释了为何这种信仰与欲望之间的永恒张力成为他艺术的持久核心，推动了他对《基督最后的诱惑》和《沉默》等作品的不断探索。

私人档案的全开放，使得纪录片能够直接面对斯科塞斯人生中的黑暗低谷，这一部分的坦诚是重塑其肖像的关键。

斯科塞斯在三十多岁时曾经历一场近乎致命的危机。由于他巨大的毒品摄入量，他被送进医院，血液从所有孔洞流出。这次被他称之为「被自己的身体排斥」的住院经历，是他自毁倾向的直接体现。

同时，纪录片还提醒观众他有爆发性的脾气。在那些胆敢阻碍他愿景的时刻，他会做出「掀翻桌子、砸碎电话、破坏房间」的行为。这些细节并非单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与他的电影中角色的攻击性和失控状态建立了强大的镜像关系，《愤怒的公牛》中的杰克·拉莫塔或许就包括这样的自我描述成分。

这种对药物滥用和脾气暴躁的聚焦，表明他在外部世界受挫时，将暴力和混乱转向自身，有很强的自毁冲动。这恰恰是「通过作品反推人生」叙事策略的最好佐证：斯科塞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道德和人性危机，并非仅仅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而是源于他本人试图调和内在混乱的冲动和外部道德律令之间的巨大张力。

纪录片没有将斯科塞斯的肖像停留在动荡的青年时代，而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全景式观察，包括他晚年的人格转变。通过对他的妻子海伦·莫里斯和女儿们的深度访谈，纪录片描绘了他柔和的一面。

家庭似乎柔化了这位在年轻时令人望而生畏的艺术家，是对此前混乱、暴力的平衡叙述，晚年的斯科塞斯，终于呈现出某种复杂的生命和解景象。

《斯科塞斯先生》在访谈嘉宾的选择上，都极具分量。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以及编剧保罗·施拉德，都提供了对斯科塞斯电影的叙事、美学的深度理解。尤为是剪辑师塞尔玛·斯昆梅克的证言，从技术和精神的双重角度，阐释斯科塞斯电影中独特的节奏、结构和视觉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将斯科塞斯的肖像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纪录片特意引入了电影界之外的重要人物，例如米克·贾格尔和罗比·罗伯逊。

引入他们的视角，是为了超越纯粹的电影作者论，将斯科塞斯的作品与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文化语境联系起来。

贾格尔和罗伯逊的证言从侧面探讨了摇滚乐的叛逆精神、城市生活的节奏感，以及文化冲突，是如何塑造斯科塞斯电影的内在节奏和美学，特别是在其早期作品中对流行音乐的运用。

如果说有遗憾的话，这套系列片对斯科塞斯的个人创作着墨甚多，但是对斯科塞斯在电影史保护方面的巨大贡献，就覆盖得太简略了。

看完最大的感触是，艺术创作这件事，绝对是个人生命经验、人性内在冲动不可分割的产物。如果你想理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看看这这套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