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巴尔舍夫斯基：中美关系需要战略性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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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2025外滩年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 摄/江玮

找到中美关系的“安全港”，让两国关系能够以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方式继续前进。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安全港”的范围不断扩大

文｜《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苏琦

作为美国前贸易代表（USTR），夏琳·巴尔舍夫斯基以在20多年前代表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而闻名。她如今是帕克赛德环球顾问公司（Parkside Global Advisors）的主席，为跨国企业提供全球市场准入、投资与谈判战略方面的咨询。去年5月，巴尔舍夫斯基当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

今年10月在上海出席2025外滩年会期间，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找到一种相处之道至关重要；中美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尽其所能达成协议，并以此方式管控两国关系。

据新华社报道，在10月25日至26日于吉隆坡举行的中美经贸会谈中，双方围绕美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措施、延长对等关税暂停期、芬太尼关税和执法合作、农产品贸易、出口管制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就解决各自关切的安排达成基本共识。双方同意进一步确定具体细节，并履行各自国内批准程序。

巴尔舍夫斯基坦言，当前的中美关系“非常困难”，对这段关系的竞争界定挤压了合作空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也从接触转向竞争。

“我们在某些领域的确竞争激烈，也确实会在一些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如果将整段关系都视为竞争关系，那未免过于短视，也会限制未来的可能性，而非去拓展一个更有成效、更积极的未来关系空间。”巴尔舍夫斯基说。她希望，中美对彼此都至关重要的领域达成共识，找到中美关系的“安全港”，不断扩大其范围；与此同时，通过合作建立更大的信任，不断缩小那些令人担忧的领域。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称，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错误的决定。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之后，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政府一度对中国产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巴尔舍夫斯基不止一次指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绝非一个错误。对于中美之间展开的贸易谈判，她认为，中美很有可能会达成协议，但最终战略性重启才是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而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的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鲁比奥则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期待通过高层互动，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

中美关系的“安全港”

《财经》：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和曾经与中国达成历史性入世协议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

巴尔舍夫斯基：当前的关系非常困难。中国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渐行渐远，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几乎在所有层面。这段关系如今被界定为一种竞争关系。如果这是双方关系的框架，那么合作空间就会被挤压殆尽，让合作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一切都被衡量为竞争。但显然不应如此，这样的局面毫无建设性。

我们在某些领域的确竞争激烈，也确实会在一些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如果将整段关系都视为竞争关系，那未免过于短视，也会限制未来的可能性，而非去拓展一个更有成效、更积极的未来关系空间。

这对两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尽管进行了多年对话，但情况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事实上，两国关系的很多方面变得更糟。双方都需要重新思考，努力就那些对彼此都至关重要的领域达成共识，这些领域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保护。在这些我称之为“安全港”的领域，两国关系能够以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方式继续前进。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港”的范围能够不断扩大；而那些令人担忧的领域，则能够随着通过合作建立更大的信任，以及重新定义关系性质使之不再只是着眼竞争而逐渐缩小。

《财经》：你所指的那些至关重要的领域包括哪些？

巴尔舍夫斯基：比如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双方都需要坐下来，认真审视这个问题。某个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在这一领域合作。也许我们需要在思维上更加精细，在那些整体上被视为敏感的领域中，寻找可以拆解和合作的部分，以此作为推进合作的切入口。

《财经》：你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多重要？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和中国合计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欧洲当然也非常强大，但我指的是单个国家，而不是国家集团。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找到一种相处之道至关重要。这对全球增长很重要，对全球稳定很重要，对世界和平很重要，对人类进步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别无他途，因为其他道路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和中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尽其所能达成协议，并以此方式管控两国关系。

同时，也要更坦率地讨论那些令人担忧的领域，采取更细致入微的方式，避免使用标签化的语言，因为标签往往会导致自我限制。在此基础上努力推动关系向前发展。要始终记得：如果中美两国无法前进，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无法前进。

我的判断是，协议很可能会达成。但那将是一次战术性暂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重启。最终，战略性重启才是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以这种思路去准备，前提是双方首先能够实现策略性暂缓，为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对等关税”是个错误

《财经》：当你听到特朗普总统今年4月宣布“对等关税”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之前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巴尔舍夫斯基：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是一个错误。这点后来也得到了印证，特朗普一度撤回了“对等关税”。向市场注入不确定性从来不是积极的举措；在缺乏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制造不确定性，更不是积极的举措；制造不确定性、又随意改变初衷，这绝对不是积极的做法。

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有顾虑，完全有许多不必诉诸如此粗暴且具破坏性的手段，而是可以通过谈判的。因为关税不仅会阻碍贸易，也是对美国民众的攻击。这种做法的逻辑依据本身就非常弱。

《财经》：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供应链体系中，过度使用关税会带来哪些风险？

巴尔舍夫斯基：关税确实可能对供应链产生一定影响，促使供应链的部分环节进行重组。但供应链具有很强的黏性，建设成本极高，迁移的成本与时间也十分可观。要在其他国家重新建立供应链的一部分环节往往非常复杂，尤其在劳动力问题上，因为你需要具备特定技能的工人，而这些在其他国家通常并不存在。

此外，如果建立供应链伴随了大量资本投入，各国自然非常不愿意将供应链或者某一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导致投资变得无效。

决定供应链布局及其是否能迁移的因素非常多。如果关税水平非常、非常高，或许会产生更强的动力去克服这些困难；但如果关税只是中等或较低水平，几乎就没有动力去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初衷是促使供应链迁移，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成本，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财经》：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政策更多聚焦于传统政策领域，例如市场准入问题、关税问题以及各种结构性政策问题，这些都是局限于在特定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谈判。在他的第一个任期，虽然当时一些措施看起来颇为激进，但与中国的谈判方式是熟悉的，谈判的结构也是熟悉的。

而现在，关税是单方面施加的，没有明确的法律或监管框架来指导谈判。参与谈判的内阁官员更多，这不同于第一任期，当时谈判仍然主要在传统负责谈判的机构进行。

同时，不同于第一任期的是，没有公开定义的目标。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市场准入问题都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并在案例中得到充分列示。在第二个任期，总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独立的方式操作，透明度也更低。这使得跟踪谈判进展变得非常困难，同时意味着真正理解谈判情况的人数非常有限。而这也通常意味着，进入政府的建议相对有限。这种情况始终存在一定的危险。

《财经》：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发生？

巴尔舍夫斯基：也许是特朗普总统失去耐心。也许他觉得第一任期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并未完全落实，有一种挫败感。也可能只是出于想要搅动局面的愿望。这些关税不仅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整个世界——盟友、朋友、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大国、小国——无一不受到影响。

这是与他的第一任期截然不同的做法。我认为，这反映了总统希望搅动全球体系的意图。正如总统自己所说，这是为了重新平衡贸易结构。

中美合作领域

《财经》：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紧张因素，你认为两国在哪些领域能够展开建设性合作？是否应该建立一些切实可行的机制来重建双方的信任？

巴尔舍夫斯基：重建信任是相互合作的自然结果，我不认为有外在的方法可以单独建立信任。

在拜登政府期间，美中曾在芬太尼问题上合作。我不确定这种合作现在是否还在进行，看起来不太明显，但也可能还在。

潜在的合作领域之一是大流行病防控。全球有太多致命的疾病在传播。我们需要全球范围内，包括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顶尖人才共同保护全球人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参与，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这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参与的动力，可能组成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合作体。

我本来也会说气候变化，但特朗普总统似乎对“气候正在变化”这一观点持敌对态度，只好暂且不谈。我认为，对于美中来说，军方之间的接触尤为重要，这种交流在拜登政府以及之前的政府都有开展，甚至可以追溯到克林顿时期，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我希望这种交流能够恢复，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不要发生意外事件，谁都不希望那样。

我相信还有其他领域可以合作，比如环境保护、减贫等。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因为关系紧张而阻碍合作。双方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为更大的利益而努力。我希望双方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财经》：你刚才提到了关系的“重启”，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中美第一天会谈后也称美中贸易关系“全面重启”。在你看来，一个现实的重启会是什么样的？

巴尔舍夫斯基：所谓重启，可能只是提醒双方为何彼此的相处如此重要；为何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最大两个经济体的良好互动至关重要。同时也在提醒双方，通过多边体系实现繁荣才是最有效的。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尤其是两大经济强国。

如果双方能够回归基本原则，记住其中一些初衷，它们或许更有可能重新设定关系的基础，或者认识到必须有一种更稳定、更一致的相处方式，至少是在经济领域。

《财经》：关于全球贸易体系，你是否看到全球贸易正在日益分化为不同的贸易集团？

巴尔舍夫斯基：我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因为世界经历过类似局面，结局并不好。目前看来存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势力范围拉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三个潜在阵营似乎正在形成：倾向美国的阵营、倾向中国的阵营和非结盟阵营，各阵营之间存在很大流动性。这种安排有一种几乎是自然生成的特性。例如，俄罗斯或全球南方部分国家倾向于中国，欧洲和日本倾向于美国，而印度和东盟国家保持非结盟状态。

然而，如果这些阵营真的固化成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历史告诉我们，任何阵营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一个阵营，它们都有增长和扩张的愿望。因此，我希望在这个过渡时期，全球体系仍然能够保持流动性，尽管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密切关系。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上，更应保持完全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界限、没有僵化的分界线。通过这种方式，随着时间推移，或许能重建一个更适合当今世界的体系。

《财经》：我们在见证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终结吗？美国帮助创建了世贸组织，为何如今又抛弃了它？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倾向。他不是多边主义者，似乎也并不认同全球化理念。他把贸易看作是一个零和博弈，更倾向于以一对一的方式与国家打交道，而不是在多边框架内进行。一个不同的总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财经》：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这些裂痕要如何修复？

巴尔舍夫斯基：要看那时的全球体系会处于什么状态，世贸组织会处于什么状态，以及下一任总统是谁。

我认为，在此期间，其他国家，也许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尽力维系现有体系，因为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对中小国家或弱势国家尤为有利，这些正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因此，各国都有动力让这个结构化的体系继续运作。当然，体系可能会有所调整，但维持这种结构化的国际体系，同样符合中国和欧洲等国家的利益。不仅因为它们是体系的受益者，也因为如果想要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与世界主流保持同一节奏。

至于美国，在这段过渡时期的未来几年，可能会在体系之内，也可能在体系之外，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希望，美国最终能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重新发挥领导作用，但这要交由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