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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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关键词：清代 永北地区 行政区划 管理体制

清代永北地区位于云南省北部，西连维西、中甸，北接四川打箭炉，是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清史稿·地理志》载：“康熙五年，降为属州，隶大理。二十六年，省卫入州。三十一年，复为直隶州。三十七年，升永北府，以永宁土府隶之。三十八年，又以鹤庆府属故顺州地入焉。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以厅属之华荣庄经历改设知县，仍隶厅。”此则材料言简意赅地揭示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过程。从北胜大理府属州、北胜直隶州到永北府，再到永北直隶厅与华坪县，永北地区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提供了连续的地方行政区划变迁的区域个案，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政区变迁的驱动机制以及管理体制调整过程。然而，目前学界除陆韧关注到永北直隶厅的设置原因外，其他研究成果集中在梳理永北地区地理沿革，以及清中后期清廷处置永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措施。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探讨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分析永北政区变迁的驱动因素，揭示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过程与趋势，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 北胜属州与北胜直隶州

清廷在云南建立稳固统治后，永北地区属行政系统北胜州与军事系统澜沧卫二元并置的管理体制。顺治十八年（1660），清廷与和硕特蒙古约定北胜州互市以马易茶。随着和硕特蒙古将其势力扩展至永北地区，永北地区成为吴三桂与和硕特蒙古政治、经济交往的前沿，战略地位突出。康熙二年（1663），清廷确定北胜州为茶马贸易地。为保证保证茶马贸易正常进行，清廷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其一，命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前往普洱并川、湖产茶处所，赴北胜州互市”。其二，确立征收茶马贸易税课的方式。“将银买马，每两抽税三分。至以茶易马，计其茶价若干，亦照每两三分起税。”其三，以保障茶马贸易的正常进行为准则，营造宽松贸易环境，“如盘验交易事宜，责令互市官，务令商番两便”。滇藏之间茶马贸易渐趋繁荣，“西番、蒙古之马由西藏入滇者，岁千万匹”。

施坚雅认为：“州城本身（对直隶州的整个区域而言）通常都是战略上的争夺目标；府级官员直接控制本州，就可以把负责州城防务的官员置于高级军事官员的直接指挥之下”，“散州或散厅所从属的府的管辖范围越小，当爆发各方想垄断交通渠道的危机时，从知府到高级权威对这紧急事件的命令和报告中的混乱现象就越少。”茶马贸易繁荣的同时，汉商与藏商之间亦可能出现贸易争端，北胜至昆明距离遥远，北胜州属云南布政使司直辖，若有突发事件无法即时处置。若将北胜州改隶大理府辖，可以就近处置贸易争端，减少行政管理成本。因此，康熙五年（1666），清廷划北胜州隶属大理府。

林涓认为清廷设置直隶州的原因是“直隶州出现于统县政区幅员较大地区。由于府的范围过大，在管理稽查上确实存在很大难度，尤其是地处偏僻、稍欠发达的地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设立直隶州。地方冲要形势、繁重赋税以及复杂政务，都是中央政府考虑设置直隶州的重要因素”。依据林涓分析，北胜属州符合设置直隶州的标准。澜沧卫并入北胜州后，增加了北胜州的地方行政事务难度。大理府兼管北胜州使得大理府幅员辽阔，不利于管理、稽查地处偏僻与稍欠发达地方，北胜州“孤悬疆外，列岫成城，北控吐番，有扼要附背之势”的形势决定其地理位置重要，因而北胜属州改置直隶州自是可取之策。

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为防御和硕特蒙古南下扩展势力，设立大理鹤庆丽江永北镇，额设经制兵2400名。康熙七年（1668），吴三桂改鹤丽永北镇为永北镇，驻北胜州，下辖官兵2425名。同时，设置鹤丽镇，驻鹤庆府，下辖官兵2418名。永北镇与鹤丽镇总兵力4843名。从所设镇的地理位置分析，大理、鹤庆、丽江、永北镇的设置形成一道环形军事布防线与布防圈层，鹤庆与丽江属内圈层，而大理与永北属外圈层。康熙三十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巡视金沙江流经州县，认识到沿江州县地理态势：“金沙江源出吐蕃，由丽江经北胜，过武定，注东北而入蜀，婉蜒数千里，滇西北藩卫，言行势者，恒倚为天堑焉。余披全图，见此江控绕丽江，通番汉往来之交，划中外华夷之界，诚要隘也。”可见，位于金沙江下游的永北地区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刘彬认为：“永北则孤悬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也。”因此，范承勋改云南永北协为永北镇，设中、左、右三营，裁洱海营兵1000名，并抽调鹤丽镇兵200名与寻霑营兵210名充实永北镇，驻防兵力达2400名。可见，康熙三十一年，清廷在升北胜州为直隶州的同时设永北镇，军事设置与行政区划调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林涓认为：“在直隶州的设置与调整过程中，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权数。许多直隶州的设置和调整往往是出于地方的形势、与府治间的距离、管理的力度等因素而进行考虑的。”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云贵总督范承勋鉴于蒙藏商人活动区域遍及丽江、鹤庆、永胜、金沙江等地，试图缩小其活动，将贸易范围北移至中甸，以达到“实可免外彝渐入内地之虞”的目的。茶马贸易地点的转移造成北胜州在汉藏贸易中区域地位的下降，设置北胜属州的原因已不存在。

综合以上因素，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廷调整永北行政区划层级，北胜州仍为直隶州。北胜州仍为直隶州是全国直隶州推行政策与贸易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军事驻防体系推动了行政区划的层级调整，管理茶马贸易是促发清廷进行北胜州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重要因素。可见，军事驻防体系、经济贸易关系与行政区划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 北胜直隶州改置永北府

北胜州逼近蒙番，是金沙江下游第一要地。北胜州已设永北镇，但就云南绿营兵制设置而论，大致府级政区才设镇弹压，如临安府设临元澂江镇、鹤庆府设鹤丽镇、开化府设开化镇。因而北胜直隶州行政层级无法与永北镇总兵的等级与布防区域对等。因此，作为对蒙藏防御布局最北的永北地区提高行政区划层级势在必行，设置永北府则可使绿营兵制与行政区划设置相契合。从军事布防态势上看，永北府如同楔子一般嵌入滇藏交界区域，既可以与丽江土府相互配合，形成区域互动，震慑蒙藏势力，必要时亦可牵制丽江土府。可见，绿营兵制的调整与行政区划的设置相互影响，永北镇的设立间接推动永北府的设置。

林涓认为：“各省在设置直隶州后，直隶州获得较多的发展，人口繁衍，赋税增多，省级政府可能无法操纵，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州升作府。加之，直隶州或地处冲要，或位置偏僻于崇山峻岭之中，地方政府无力弹压，只能将其升州为府。”北胜直隶州同样面临此情况。其一，人口繁衍，赋税增多。澜沧卫并入北胜州，直接增加了北胜州管辖的人口与征收的赋税。其二，北胜地理位置重要。北胜州“枕石峡，抱金沙列岫，自画图而出长江，俨束带而来，控扼土番，屹为要地，土狭而饶，兵强而劲”。此时丽江府属木氏土司控制地区且木氏土司势力仍较强，尚不具备改土设流条件，因而国家行政力量尚未进入该地区。清廷对直隶州进行的调整方式是，或升为府，或降为散州，或在升府或降州后又复为直隶州，而设永北府与丽江府平级，不失为控驭之法。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云贵总督王继文奏请“改北胜州，置永北府，以重边镇”。吏部等衙门议覆：“云南北胜州，逼近蒙番，与永宁府接壤。查永宁府并无城郭市廛，止设掌印同知一员，未立衙署。该地土司无人管摄，请将永宁府裁去。以北胜州改为永北府，裁去知州、吏目······又顺州向系州治，久经裁缺，属鹤庆府。但去鹤庆府远，而与北胜州近亦归并新改永北府管辖。均应如所请。从之。”研读材料，可得出两点认识。其一，清廷设置永北府的过程仍然是因北胜州逼近蒙番的地理区位而决定。其二，裁去永宁府并入永北府的原因是永宁府不具备单独设置政区的条件。在永宁改属永北府之前，永宁府属土司管辖，土司钤束番夷，流官只参与管理。永北地区多次的军政变动，造成永宁府土司无人管理且永宁流官府并无城郭、市场与衙署，影响流官行使管理职能，因而不具备设置政区条件。若此时清廷不加强对永宁府的管理，永宁地区将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而永宁府形势险要，“西北藩篱山川险阻，波环三岛，泸沽高水寨之雄地，拥诸司革甸，控野番之域”，清廷必须加以控制。总之，清廷将永宁府裁并永北府的目的是强化对永宁的管控，便于行政管理。清廷将鹤庆府属顺州并入永北府也是出于此考量。

康熙三十八年（1699），鹤庆府所隶顺州划属永北府。清廷将北胜州改为永北府并将永宁土府、鹤庆府属顺州纳入其管辖之下。清廷设永北府知府1员、经历1员、永北府分防永宁同知1员、教授1员，初步构建永北府流官管理体系。永北府政区名是永宁府与北胜州各取一字而组成，永北府治所在今永胜县城。乾隆四年（1739），清廷增设永北府知事，驻府城东门内。乾隆三十年，移驻金沙江渡口，铸给永北府分驻金江知事印信，“附近金江之陶营、罗家村等四十六村，均拨归管理”。知府、知事、经历、永宁同知与教授构成永北府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

行政区划的的核心在于掌土治民，即人口清查与赋税征收。清廷设永北府后随即开展清查户口与土地工作。自康熙三十年至五十年（1691—1711），5次清出18丁。康熙五十五年，清出419丁；六十年，清出83丁。雍正四年（1726），清出114丁；九年，清出76丁。乾隆三十年（1765），知府陈奇典编查保甲，四城烟户计1828户，男妇老幼计7282丁口。近屯烟户计3110户，男妇老幼计13554丁口。远屯烟户计3624户，男妇老幼计14374丁口。至于土地清查与赋税征收，雍正十年，成熟民沐田地22871亩，实征夏税本折麦1056石，实征秋粮本折米1465石，实征抵补军丁秋粮米34石，实征条编银1659两，实征抵补军丁条编银17两，实征摊丁银738两。至乾隆三十年前后，永北府有成熟民地约12467亩，成熟民田约8403亩。征税粮约2380石，实征条编银约1225两，实征抵补军丁随粮条银约17两，实征鱼课米约35石，约折银17两。

要言之，军事驻防体系的设置、调整与永北府的设置关系密切，“御番”是设置永北府的推手。清廷设置永北府的目的是以行政区划的方式统一永北行政管理体制，达到区域整合的目的。

三 设置永北直隶厅与行政管理结构调适

清廷设置永北府后，行政区划层级保持长久稳定，然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将永北府降为永北直隶厅。事实上，在设置永北直隶厅之前，清廷已着手调整永北府的行政设置。乾隆三十一年，杨应琚奏称：“永北一府，并无属邑，事务亦简，该府设有同知一员，堪以管理。请以永北府同知改为掌印同知，将知府裁汰。”清代省以下行政区划为府、州、县制，府下设州（属州）、县、厅（散厅），州辖县，以及直属于省的直隶厅，此为清代省以下政区定制。永北府并无属邑，达不到府级政区条件，故裁汰知府，将永北府同知改为掌印同知。可见，清廷意识到永北府在政区层级设置上存在问题并已采取调整措施。乾隆三十五年，清廷改永北府为永北直隶厅同知，“其所属各缺，均无庸更改”。永北府改置直隶厅即是改变政区通名与行政主官，其余行政架构仍保持旧制。那么，既已裁去永北知府并由同知管理，清廷为何将改永北府置直隶厅呢？

首先，由永北府的民族构成与管理结构特点决定。永北府在流官管理体系之外保留有土司，分别是北胜土州、永宁土州、北胜州土州同、顺州土州同、蒗蕖州土舍。可见，永北府辖下有土司，永北府是流官与土司二元并置的管理体制，具有行政双结构特征。在民族构成上，在明代汉族移民的基础上，清代又有大量矿业移民进入永北地区。永北境内有金沙江金厂、得宝坪铜厂与紫港硝厂。金沙江金厂，“若按数征收，固累淘户，如遽议豁免，永禁私淘，又恐农民失资生之计。自应仍听民淘，每岁额征金课”。得宝坪铜厂，年办铜60万斤。紫港硝厂，年办硝4000斤。从高产量可推断参与矿业开发的汉族人口应该为数不少。永北地区人口分布有“僰夷、伯夷、西番、白人、妙㑩㑩、倮落蛮、㑩㑩七种”。永北地区呈现出汉族移民村落与土司村落错杂相处，各土司之间相互交错的分布格局，“土司夷村亦有汉夷杂居之处，其远近两屯村各不一，皆统于各伍界内”。清廷在对永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进行编排时采取分类编排方式，汉族移民屯伍分布于府城周边，土司所管村落错处其间，土司与土司之间村落分区亦不明确，呈现出流官与土司各管所属土地与人口的双结构管理模式。在赋税征收上，清廷对汉族耕作区征收“民赋”，而对土司区，如顺州土司征取“差发”银，“米折麦七十八石七斗五升，每石折银二两，该折银一百五十七两五钱，照例征银”。可见永北府行政架构存在土司系统与行政系统分立的问题。

其次，改置永北直隶厅是乾隆朝云南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下的区域实践。作为征缅军事主官的大学士傅恒在筹划对缅战事的过程中，注意到云南行政区划设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云南外连夷疆，地方辽阔，从前欲藉大员弹压，设郡至二十三府之多。”因此，在中缅战争结束后的乾隆三十五年傅恒上奏调整云南行政区划。此次云南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是“符体制”，调整的重点是辖县政区，调整的目的是使云南形成与内地基本一致的行政区划体系。在云南行政区划调整的大政策下涉及对永北府行政区划的调整，“永北、蒙化、景东三府，无属邑，不成郡，但地方辽阔距府窎远，归并他郡，一切征输审解未便。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均改直隶厅同知”。直隶厅直隶布政司，以抚民同知为主官，保留土司机构，派出抚民同知治地、掌民、控土司，直隶厅具有偏重对经济和汉人管理的特点。

道光元年（1821），永北唐贵、谷朝德等率领千余人发动起义。起义军先“将阿喇山旧衙坪并附近村寨焚烧”，后又渡过金沙江，进占大姚北部，形成如火如荼之势，云南全省震动。那么永北直隶厅为何发生规模巨大的起义呢？

由于汉族人口大量进驻直隶厅内，需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嘉庆初年川楚军兴，各省人民避移来滇，日聚日多，旧衙坪各吉聚积成市。”但是，永北直隶厅除明代的屯田地之外，大量土地在土司辖下，土司对土地与人口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因而汉族移民需向土司购买土地。至迟在乾隆二十一（1756）、二十二年间，永北土司即将辖下土地典卖与来汉族商人与高利贷者，以求获取利益。乾隆三十年以后，土司将税收权卖给地主和商人，汉族收税者随即抬高税额，土民因无法承担高额税收而导致土地被夺走。土司、汉族地主及汉族移民虽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获益，但却损害了土民利益，土民无地可耕，面临生存危机。在此情况下，土民只能迁往永北山区从事畜牧业，然而永北山区地处高寒地带，不利于畜牧生产，而金沙江以东、大姚以北的草地则有利于畜牧发展，因此永北土民将牲畜赶往大姚牧放并交给地主草价。道光元年正月，起义军首领傅添贵驱赶羊只过江，因草价未清，被客民陈方元抢夺羊只，并将放羊夷人捆打，“傅添贵因此挟恨带领麽些，勾结多人过江焚杀，圈占夷地”，永北地区由此爆发起义。总之，永北起义是永北土司出卖土民利益，剥夺土民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生存资源而导致，是移民与土民之间争夺生存空间与资源的结果。

土司将土地售卖、典押给汉族地主，造成土民无土地可耕，甚至牧放牲畜也需向地主缴纳草价的情况早在永北直隶厅设置之前即已存在，永北直隶厅同知不可能一无所知。面对土司、土民与汉民之间存在的矛盾，清廷统治者应在此时介入，采取有效措施扼制并规范土司行为，将矛盾消弭于爆发之前。然而从乾隆二十年（1755）至道光元年间，历任直隶厅同知并未引加以重视。就是起义爆发之前的永北直隶厅同知张悫田也是听之任之，并未着力处置汉土间矛盾，反而乘机索取银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清廷流官对永北早已存在社会矛盾置之不理呢？

其一，因直隶厅行政体制结构所导致。永北直隶厅是在区域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而改变民族结构的条件下设置的，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流官系统与土司系统并立于直隶厅辖区内，抚民同知主要管理汉民与屯户，土司则负责管理“夷户”，各司其职。抚民同知只负责监管土司，对土司与土司治下的民众都不具有完全管理权。可以说，永北直隶厅内流官与土司是独立并行的管理机构。当汉族移民与土民乃至土司之间发生矛盾，流官与土司之间缺少协作，因而无法处置汉族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因此累积并最终爆发。其二，直隶厅体制是一种民、夷分治的行政区划，抚民同知和通判主要治汉民，流官虽可控管土司，但只针对土司个人而不面向土民，是流官与土司并行的二元管理体制。土司在典卖、质押土地于汉族地主之时，土司与汉民会事先知会甚至贿赂永北直隶厅同知及各属官员，流官允许土司与汉民进行土地交易，个别流官甚至乘机利用其监管土司的权力获利。直隶厅行政双结构不仅无法有效协作处理社会矛盾，反而为流官、土司与汉族地主之间勾结、获取利益创造了条件。总之，汉族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生存空间与资源竞争是永北起义的社会基础，永北土司不顾土民生存，典卖土地与汉族地主是其导火索，而直隶厅特殊行政架构与流官的行政不作为及借机谋取利益则加速永北地区社会危机的爆发。

道光元年五月，清廷将永北起义扑灭。历经5个月的战乱，永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民众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农业凋敝，耕地减少、人口损失。清廷亟须采取善后措施，安置民众，恢复生产，重建在永北地区的社会秩序。

首先是惩治土司与设置官员。永北土知州高善被“斥革”迁徙，另选承袭土司。道光二年（1822），清廷“以故土知州高兴子守箴，袭职”。在永北起义的爆发与平定的过程中暴露出永北直隶厅官员设置与分防不合理问题。旧衙坪不仅是汉民与土民交错而居的重要战略节点，而且是起义军首先占领的区域，地理位置重要。因此，清廷将永北经历移驻旧衙坪，负责处置汉夷斗殴及汉民寻常词讼。添设永北直隶厅司狱1名，负责监狱管理。至此，永北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包括同知、教授、训导、经历、司狱、知事各1员。此外，清廷在大姚苴却设有巡检1员，负责地方治安管理。

其次是构建社会矛盾处置机制，增强地方管控力度。清廷意识到土司盘剥土民及土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调和土司与土民矛盾，从制度上规定上减轻土民的生活负担。采用土司主持，流官监督的汉土矛盾处置方式，建构制度化与合法化渠道，解决汉民与土民的权利诉求，流官开始介入并处置汉民与土民的矛盾，“地方官督饬土司查办民夷争控事件”。分类编排保甲，利用土司力量维护地方统治，加强对永北地区基层的控制。“责令编排保甲；土司管下夷人，着落伙头；寄居汉民，着落客长庄头，各查造户口清册。”宣扬儒家伦理，移风易俗，“地方官留心化导，以革陋习”。总之，清廷善后措施是受到永北起义的教训而制定，一方面减轻土民的负担并强化管控土司，另一方面加强对永北民众人身控制并辅以教化政策，其最终目的是试图通过基层控制与强化土司管理，建构汉民与土民的矛盾处置机制，进而消弭再次发生动乱的可能。

综上所述，清廷以永北起义的善后措施为契机，从民生、行政体制方面对永北直隶厅体制进行调适。通过调和汉土矛盾的措施，一定程度解决积压已久的土地问题，从而为直隶厅结构调整奠定基础。在采取完善流官体制与加强对土司管控的措施后，流官体制虽仍与土司体制并行，但已开始介入土司区域的基层管理，这既有利于维持直隶厅结构的稳定，也有利于攘夺土司权力，为改土归流奠定基础。

四 北胜改土归流与设置华坪县

清廷设置华坪县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光绪十七年（1891），清廷对北胜州土州同知章氏改土归流，设华荣庄经历；二是光绪三十四年，北胜土知州改土归流。在此基础上，清廷合并华荣庄与北胜土知州辖地设置华坪县。

北胜土州同知章氏的改土归流是清廷处置土司争端的结果。光绪十五年（1889），北胜土州同知章天赐杀羊坪土千总李凤闻。永北直隶厅同知胡瑞鸿亲临旧衙坪，并令永北营左军守备董义率兵进剿。十一月，各路清军进至土州同知章天赐驻地华荣庄，章天赐出逃。光绪十六年，胡瑞鸿诱获章天赐及土目王德茂，并将章天锡正法。六月，王文韶以北胜州土司章天锡“两世私袭，横行罔忌，扰害地方，种种不法”为由奏请改土归流。光绪十七年，王文韶的奏请得到中央批准，“将章天赐全属地方及土千总李自德所属旧衙坪河北一带，委元谋县知县黄炳南勘丈改土，计亩升科，裁去土州同世职”。北胜州州同辖区虽然幅员广，山多田少，户口稀零，但地理位置险要，“与四川会理州盐源县接壤，民俗强悍，实为极边最要之区，弹压扶绥均关紧要”，故虽达不到设县标准，却仍需“安设文武营汛，资震慑而缉边氓”。清廷因地制宜，在原土州同驻地华荣庄设经历1员，负责审理枷杖以下词讼与命盗等案。华荣庄经历的职能虽偏重处理刑事案件，但也需负责征收钱粮。在此基础上，清廷构建地方行政体系，设门子1名、皂吏4名、民壮4名、马夫1名、禁卒2名。可见，清廷是按照县级政区标准建构华荣庄行政管理体系。

清廷设华坪县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英法对云南矿产资源的攫取已波及永北直隶厅，设置正式政区成为清廷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报：“法员弥乐石来滇开厂，拟与矿务公司合办，行否？请饬核议。”清中央政务处同意其请求。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云南“遵议滇省隆兴公司矿务与法员弥乐石磋商”，指定在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直隶州、永北厅七地开采矿产。六月二十一日，中法双方正式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程》，共计24款。其中第十八款、十九款规定矿业开发府州县军政系统有配合矿业开发的责任与义务。至此，西方殖民势力以开矿为名伸入永北地区。

第十八款：开矿处所，人类甚杂，公司可禀请地方官在附近地方招募土勇，遴选武官一员、管带驻扎，保护殚压，俾中西执事人等均得安居，免滋事端。其弁勇费用，由公司给发。倘遇事故，土勇不敷弹压，云南大吏酌派官兵，公司永远不得藉故招调洋兵入境。

第十九款：公司之矿师人等来滇查勘矿苗，或从事开矿，或由厂行往各处，应先期知照地方官，派兵保护。倘未预知而生意外之事，则云南官员不任其咎。

分析上引材料可知，首先，地方行政负有派兵保护矿业开发者的人身安全义务。因此，若不将富含矿产的北胜州土知州地区纳入清廷直接控制之下，如果出现矿务纠纷，不仅不利于清廷与法国矿业公司快速、直接交涉并加以处置，还有可能因土民反抗而引发外交纠纷。其次，北胜州土州同改土归流后，北胜州土知州的管辖幅员与人口数量的不匹配。“土知州则因仍未改，所辖四十八村户口虽稀，幅员太廓。”再次，北胜州土知州辖地所地理区位所导致。“与四川之乌喇长官司毗连，山径崎岖，民俗犷悍，属在内地，尚仍以土司之法制治之，声教不通，言语各异。”最后，土司对地方缺乏强有力的控制能力。“近复勾引外匪剽掠，时有所闻，若不及早图，维后更难以整饬，该土牧萎靡因循，毫无振作，况又习惯苛虐，夷民几不聊生。”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清廷遂提出将北胜州土知州，“及时改为流官，则联合各土夷振兴实业，廓清贼匪，保固边防，俟易为力”，达到“政事可望起色，汉夷得以乂安，实于绥靖边民，考察吏治尤为裨益”的目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北胜土知州与华容庄辖地设华坪县，隶永北直隶厅。经此变革，永北直隶厅最终形成领华坪县，土府永宁府，土州蒗蕖州的政区体制。此后，永北政区再未有变迁，直至1913年改置北胜县，1933年又改名永胜县。

结语

清代永北地区历经大理府属北胜州、直隶州、永北府、永北直隶厅与设置华坪县的政区变动过程。康熙五年（1666），北胜直隶州改置大理府属州是为便于管理茶马贸易。康熙三十一年，改置北胜直隶州是全国直隶州政策、军事驻防体系与贸易地点转移所助推。康熙三十七年，北胜直隶州改永北府是军事驻防体系与直隶州改府的全国性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清初，朝廷屡次调整永北地区的行政区划，裁卫并州，永宁土府划归永北府，永北地区由军政二元转变为行政一体化，永北地区形成完整行政区划单元。清设永北府后，通过构建府级行政体系与保留与利用土司管理，形成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乾隆三十五年，云南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与永北府地域特点促使清廷将永北府降为永北直隶厅。直隶厅设置是清廷对边疆民族地区因汉人增加与汉民垦殖区扩大而导致民族构成变化和经济开发扩大情况下创设的一种保持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政区形态。终清一代，自永北直隶厅设置后其政区层级而再未变化，可见直隶厅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社会实态相适应，从而保证政区层级的稳定。

道光元年，永北起义的发生是汉土矛盾与永北直隶厅流官管理与土司管理二元管理体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直隶厅架构的结构性失调弊端，增设流官官员，在完善流官体制的同时加强对土司管控力度，一定程度上优化永北直隶厅的双结构管理体制。直隶厅是边疆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由土司制度或当地民族自行管理模式向全国政区一体化演进的过渡型政区。永北直隶厅二元管理体制虽经过道光元年的制度调适得以维持，但随着土司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近代云南社会的剧烈变动。直隶厅最终发展趋势是改土归流，即由流官与土司二元管理体制转变为流官一元的管理体制，达到行政区划一体化的目的。光绪三十四年，永北直隶厅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与土司弊端的双重推动下，清廷对永北直隶厅进行局部改土归流，改北胜州土知州为同知，设置华坪县。虽然永北直隶厅二元管理体制并未完全打破，但是却反映出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

作者：余 华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5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郑雨晴

审订：耿 曈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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