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您就当我死了吧,死在去四川的路上了。”
许根生把一沓衣服胡乱塞进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头也不回地对他儿子许建国说。
这是他临走前,留给这个家唯一的一句话。
“爸!”许建国堵在门口,眼眶通红,“六十年了!沧海桑田!您这是在追一个鬼魂!”
“那我就去会会这个鬼。”许根生背上包,那佝偻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无比固执,“我被她缠了六十年,也该做个了断了。”
就这样,78岁的北京大爷许根生,揣着一枚被体温捂了半个多世纪的玉蝉,独自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要去寻找那个叫陈桂香的姑娘,那个只活在他青春记忆里,永远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女孩。
他跨越了千里山河,耗尽了所有积蓄,当他终于站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川西村口时,他看到了她。
然而,只是那遥遥的一眼。
这个倔强了一辈子、连对儿子都没服过软的北京老头儿,却猛地扬起手,给了自己一个响亮到近乎残忍的耳光。
那声音清脆得像一声惊雷,震得整个村庄都为之一寂。
随即,他像一棵被抽空了树心的老树,缓缓地蹲在地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那一记耳光,究竟是打给了谁?又在那一瞬间,打碎了一个男人怎样的一生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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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天中午的饭桌上,气氛像凝固的猪油。
许建国正往嘴里扒拉米饭,他爹许根生喝了一口二锅头,把那个用了几十年的玻璃杯在桌上重重一顿,发出“咯”的一声闷响。
“我下个月去四川。”
许根生说,眼睛盯着桌上的那盘花生米,仿佛那才是他说话的对象。
许建国扒饭的动作停在半空,嘴里的饭忘了嚼。
他抬起头,看着他爹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说:
“爸,您说什么胡话?您都快八十了,去四川?干啥去?”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人话。”
许根生又夹了一颗花生米,嚼得嘎嘣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刺耳。
许根生的孙女,二十五岁的小倩,赶紧给爷爷的碗里夹了块炖得烂熟的五花肉,想缓和一下气氛。
“爷爷,我爸不是那意思,他是担心您身体。”
许根生看都没看那块肉,浑浊的眼睛终于从花生米上挪开,抬起来,直直地射向自己的儿子。
“我去找人。”
“找谁?”许建国追问,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火气,“六十年了,北京的街坊都换了三茬了,您上四川找谁去?您有人家地址还是有电话?”
“不该你问的,就别问。”
许根生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干,辛辣的液体顺着他的喉咙滑下去,烧得他胸口一阵发热。
他站起身,扔下一句“我吃完了”,就背着手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留下许建国和他女儿面面相觑。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许家,许根生的话从来不是商量,是命令。
他年轻时就是厂里有名的硬骨头,谁都敢顶,老了之后脾气没改,还是又臭又硬。
晚上,许建国跟他媳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低声抱怨:
“你说他是不是老糊涂了?这把年纪,折腾这么一趟,半路上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人交代?”
只有小倩,在爷爷宣布要去四川后,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她不止一次在深夜里,看到爷爷偷偷摸摸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盒。
他用一把生了锈的小铜钥匙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用红绳穿着的玉蝉,那玉蝉已经被摩挲得油光发亮,像一块凝固的绿油。爷爷就那么看着,一看就是半宿。
他还翻出一张快要散架的中国地图,戴上老花镜,用一根食指,在那张泛黄的纸上,从北京出发,一遍又一遍地划向四川的某个地方。
那根苍老的手指,像一把小犁,要把那条路从纸上硬生生给犁出来。
一个月前,许根生的老战友老张头死了。
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老张头的老婆哭得像一摊烂泥,说:老张头临走前,一直念叨着一个姑娘,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去看她一眼。
这话像一颗钉子,不偏不倚,正好钉进了许根生的心里。
从那天起,他就变了,整个人像一口就要熄火的炉子,只剩下最后一点不甘心的火星,在黑暗里忽明忽暗。
小倩最终还是心软了。她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背影和那份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偏执,觉得如果真不让他去,他可能会在这间老屋里活活把自己耗死。
她对许建国说:“爸,我陪爷爷去吧。就算找不到,也算了了他一个心愿,不然他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许建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认命了。
他从银行取了一沓厚厚的钱,塞到小倩手里,反复叮嘱:
“看好你爷爷,一有不对劲,马上给我打电话。”
就这样,在一个北京刮起萧瑟秋风的早晨,许根生带着他的小木盒,在孙女小倩的搀扶下,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没带什么行李,仿佛他要带去四川的,只有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六十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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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单调又漫长,像时间的催眠曲。
许根生靠在窗边,一言不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窗外。
小倩坐在他对面,看着爷爷紧锁的眉头和紧抿的嘴唇,那张脸上写满了她看不懂的沧桑。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轻声开口:
“爷爷,您能跟我完完整整地讲讲……那位‘桂香奶奶’的故事吗?”
许根生的身体明显地颤了一下,仿佛被人从一个做了六十年的漫长梦境里猛地推醒。
他缓缓转过头,看着自己的孙女,那双总是显得有些迟钝的眼睛里,居然闪过了一丝光。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小倩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他开口了,火车的晃动成了他讲述的背景音。
故事得从五十年代末的北京大杂院说起。
那时候,他还不是“许大爷”,他是院里半大孩子们的头儿,许根生。
而陈桂香,是院里唯一不怕他的姑娘。
“那时候啊,”许根生说到这里,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我最爱吹牛。那天下午,我正跟那帮小屁孩吹嘘我能徒手抓蛇。”
“就在我吹得最得意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许根生,你又吹牛!上回王奶奶家房檐下掉下来一条蚯蚓,你吓得跳到桌子上去了,还抓蛇?’”
“是桂香。院里的孩子们一听,‘轰’地一下全笑了。我的脸啊,一下子就涨成了猪肝色。我从板凳上跳下来指着她,最后只能憋出一句:‘陈桂香!你……你给我等着!’”
“她呢,两手一叉腰,仰着头,说:‘我就等着,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看着她那双亮晶晶的、一点都不怕我的眼睛,满肚子的火气就像被戳破的皮球,‘呲’的一下子,全泄了。”
“冬天,后海结了厚厚的冰。我用木板和铁条,自己做了副冰鞋,在冰上滑得像一阵风。桂香没冰鞋,只能在岸边冻得直跺脚。”
“我看见了,就故意滑到她面前,一个漂亮的急停,溅起一串冰花。‘想玩吗?’我带着一丝得意的笑问她。”
“‘我……我不会。’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教你。’我也不管她同不同意,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的手却滚烫滚烫的。我拉着她,在冰面上慢慢地滑。”
“夕阳把整个冰面都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我对她说:
‘桂香,以后每年冬天,我都带你来滑冰。’她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日子啊,总是那么短。第二年开春,一个消息像块石头,砸碎了大杂院的平静:桂香一家要支援三线建设,迁到遥远的四川去。”
“临走前几天,我整个人都蔫了。我偷偷拿了家里一个祖上传下来的旧玉蝉,用红绳穿好,约桂香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见面。”
“‘这个……给你。’我把玉蝉塞到她手里,手心里全是汗,紧张得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跟她说:‘我爷说,蝉在土里蛰伏好多年,一朝出土便能引吭高歌。你到了四川,就像这蝉一样,别怕,要活出个样儿来。’”
“她攥着那枚冰凉的玉蝉,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烫得我心慌。”
“‘你哭什么!’我当时慌了手脚,‘到了那边,安顿好了,就给我写信。你可别忘了我。’”
“她含着泪,用力点头:‘根生哥,我不会忘的。’”
“离别那天,北京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在嘈杂的人群中,我隔着车窗看着她。火车鸣笛,要开了。她把手贴在冰冷的车窗上,隔着玻璃,我看到她的口型在说:‘写信。’”
“火车缓缓开动,我疯了一样,跟着火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用尽全身力气,声嘶力竭地冲着那节车厢大喊:‘桂香!要是有谁欺负你,就告诉我!我……我就去四川找你!’”
“我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只能停下来,看着那列绿皮火车变成远方的一个小黑点。她的脸,她的麻花辫,还有她脖子上那枚玉蝉,就这么定格在了我往后六十年的所有梦境里。”
火车的汽笛再次长鸣一声,尖锐地划破了车厢里的寂静。许根生讲完了,他早已满脸是泪,泣不成声。
小倩默默地递过一张又一张纸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终于彻底明白了,爷爷此行的意义。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寻人,而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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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火车在一个名叫“攀城”的四川城市停下。车门一开,一股潮湿、辛辣的空气就扑面而来,让许根生很不适应地咳嗽了好几声。
六十年前的地址——红星机械厂家属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原地盖起了一栋栋密不透风的高楼,记忆里的红砖墙、大槐树,连一丝痕迹都找不到。
许根生的希望像是被迎面泼了一盆冰水,但他嘴上依然强硬:
“拆了也得找,人总是要有个去处的。”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像两只无头苍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乱撞。
去派出所问,接待的年轻警察不耐烦地挥挥手:
“六十年前?开玩笑吧。查不了,下一个。”
他们又辗转打听到市档案馆。管档案的老头喝着茶,慢悠悠地说:
“那个年代的档案啊,潮了、烂了、被老鼠啃了,谁有那个功夫去给你们一页一页翻哦?”
一次次的碰壁,让许根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只是每天天不亮就坐在旅馆的窗前,望着陌生的城市发呆。
许建国每天都打来电话,焦急地吼:
“我就说吧!找不到的!您就别犟了,赶紧回来!”
“我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儿!”
许根生一把抢过电话,对着话筒喊了这么一句,就“啪”地把电话挂了。
实在没有办法,小倩只能去求助旅馆的老板。
老板给他们指了条路,让他们去找一个叫“黄毛”的人,外号“万事通”。
“万事通”黄毛伸出五个油腻腻的手指头:
“五千。我帮你们把底都翻一遍。不管成不成,钱不能退。”
“给他。”许根生二话不说,对小倩命令道。
接下来的几天,黄毛开着他那辆快要散架的破摩托车,载着许根生和小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穿梭。他们去了倒闭的工厂旧址,找退休的老工人打听,但大多都摇头说不记得了。
就在小倩觉得快要绝望的时候,黄毛带来了消息。他
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的档案室里,花钱弄到了一本发黄的户籍迁移记录。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用手指点着一个模糊的名字:陈桂香。
后面记录着,她丈夫死后,迁往本市下属清溪镇。
黄毛把那个手抄的地址递给许根生:
“老爷子,就是这儿了。剩下的路,得你们自己走了。”
许根生拿着那张写着地址的薄薄纸条,手抖得像秋风中的最后一片落叶。
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对小倩说:
“走,我们去清溪镇。”
(四)
去清溪镇的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走。
他们包了一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得像是要散架。
许根生坐在车里,紧紧地攥着那个小木盒,一言不发。
故事的结局就在眼前,他既期待,又害怕。
面包车司机是个话痨,一路都在说清溪镇有多穷,年轻人全都跑出去打工了,就剩下些老人和娃儿。许根生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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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颠簸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小镇的入口停了下来。
司机指着不远处一个被几棵巨大的黄桷树围绕的村落说:
“喏,那就是清溪村了。你们要找的人家,就在村口第二家。”
许根生付了钱,让司机在原地等他。他对小倩说:
“你在这儿待着,我自己过去。”
小倩点点头,她知道,这是爷爷一个人的战场。
许根生下了车,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中山装的衣领,那动作像一个即将上台表演的演员,紧张而庄重。
他深吸了一口气,迈开脚步,独自一人,朝那个村落走去。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沉。
六十年的距离,现在只剩下这短短的几十米,却比那六十年的光阴还要漫长。
村口的大黄桷树下,坐着几个穿着朴素的老人和几个光着屁股的孩子。
鸡和狗在他们脚边窜来窜去。许根生的心跳得像擂鼓。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满头银发、背微驼、正在费力给孙子缝补书包的农村老妇。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粗布衣裳,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坐在一个矮小的木板凳上,背对着他。
她低着头,神情异常专注,因为眼神不好,穿一根针要凑得很近,试了好几次才勉强穿过去。她的那双手,手指粗大、关节变形,皮肤像干裂的树皮。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开裆裤、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摇摇晃晃地跑到她跟前,奶声奶气地喊:
“奶奶,我的本子用完了,老师要骂。”
她抬起头,露出一张被岁月和风霜彻底刻满痕迹的脸,那张脸黝黑、干瘪,眼睛因为常年的劳作而显得有些浑浊。但她还是笑了,对着那个小孙子,露出了一个混杂着慈祥、无奈和深入骨髓的疲惫的笑容。
(五)许根生的脚步,就在那一刻,似乎再也无法向前移动分毫。
他只看了那一眼。
那个在他完整而鲜活的回忆里,永远扎着麻花辫的姑娘;那个他发誓要去保护一辈子的“小辣椒”……现在,成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的农村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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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巨大的、无法言说的情绪像山洪一样,瞬间冲垮了他心里那道坚守了六十年的堤坝。
他没有上前,反而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
然后,他抬起那只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的右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自己的左脸,狠狠地扇了下去。
“啪”的一声,那声音清脆、响亮,在宁静的村口突兀地炸开。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惊呆了。树下聊天的老人停止了说话,追逐打闹的孩子停下了脚步,全都扭头,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神看着这个奇怪的外乡人。
可这个七十八岁的、在北京城里要强了一辈子的男人,身体一软,缓缓地蹲了下去。
他把头深深地埋在双膝之间,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起初是压抑的呜咽,很快,就变成了毫无顾忌的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一种毁天灭地的悔恨和深入骨髓的绝望。远处的孙女小倩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嘴里喊着:
“爷爷!爷爷!”
村口的人们也慢慢围了上来,对着许根生指指点点。那个被称为“奶奶”的老妇人,也就是陈桂香,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她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从院子里闻声冲了出来。
一眼就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在自家门口又打自己又哭嚎,以为是来闹事的骗子,立刻一把将母亲护在身后。
他满眼敌意地抄起墙角的一把锄头,瞪着许根生和小倩,用方言吼道:
“你们是哪个?来做啥子?想闹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