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人名地名皆是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林夕,说真的,你来非洲都两年了,一次都没提过你家里人。不想他们?”老K递给我一瓶冰啤酒,浑浊的夜色里,只有我们营地这点灯火,像孤岛。
我拧开瓶盖,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却浇不灭心里的那股燥热。
“我没有家人,”我看着远处黑暗中模糊的井架轮廓,平静地说,“他们在我买机票那天,就都死了。”
老K没再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知道,每个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的中国人,心里都埋着一个不愿再提的故事,我的故事,不比这非洲的烈日更温柔。
01
两年前,我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非洲的太阳能把人皮扒下来一层,我现在的皮肤是坚硬的黑麦色,眼神里是淬过火的平静。但在两年前,我叫林夕,一个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在一家公司做普通文员的女孩子。我的人生信条,是母亲张翠花从小教我的:听话,顺从,凡事让着弟弟。
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就能换来家庭的和睦,换来母亲的一点点认可。
这个幻想,在我爸林建国的葬礼上,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崩塌。
父亲是在工地上出的意外,单位赔了一笔180万的抚恤金。葬礼上,我默默地迎来送往,给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亲戚鞠躬。
母亲张翠花则在灵堂前哭得惊天动地,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抓着亲戚的手:“老林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
她拉着我的手,对众人说:“还好,我还有我儿子林涛,还有我这个孝顺女儿林夕。”
我听着这话,努力地想挤出一个悲伤又坚强的笑,可嘴角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比哭还难看。整个葬礼,我像个提线木偶,给母亲递水,在她哭得快要晕厥时扶住她,尽一个“孝顺女儿”该尽的所有本分。
亲戚们都夸我懂事,说妈以后有我跟弟弟,就有依靠了。
葬礼后,母亲一反常态地对我好了起来。她不再对我挑三拣四,反而主动关心起我和男友高然的婚事。她拉着我的手,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小夕啊,你爸这笔钱,妈给你好好存着,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当嫁妆,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那一刻,我信了。我以为父亲的离去,终于让母亲意识到我也是她的孩子。
那段时间,是我二十多年来过得最舒心的日子。我加倍地对母亲和弟弟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弟弟林涛换了最新款的手机,给母亲买各种昂贵的保健品,我想用尽全力,维系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
可我忘了,猫的温柔,只是为了更好地捕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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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林涛要结婚了,对象是李娟,一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漂亮女孩。李娟家里的要求很直接:全款婚房,市中心,一百二十平以上。
那天晚上,母亲把我叫进房间,又一次拉住了我的手。同样的手,同样的温度,说出来的话却像冰刀子。
“小夕,”她眼圈红了,开始掉眼泪,“你弟是咱们林家唯一的男丁,他要结不了婚,我死都闭不上眼。你爸那180万,你看……妈先挪用一下,给你弟把房子买了。等你以后结婚,妈再想办法,啊?”
我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浑身都僵了。我看着她,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妈……那钱,爸说有我一半的……”
母亲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刚才的眼泪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和不耐烦:“什么你的我的!你一个女孩子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早晚是高然家的人!你弟不一样,他是要给咱们老林家传宗接代的!”
弟弟林涛适时地从门外探进头来,脸上挂着他招牌式的、讨好的笑:“姐,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干嘛?房子写我名,那不也还是你的家?以后我赚了大钱,肯定加倍还你,我养你一辈子!”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一唱一和,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习惯性地顺从,让我说不出一个“不”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我父亲用命换来的钱,变成了弟弟婚房房本上那个鲜红的名字。
02
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男友高然身上。
我找到他,把家里的事和盘托出,我希望他能站在我这边,给我一点支持。高然听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心里的那点火苗一点点熄灭。
最后,他抬起头,眼神躲闪着:“小夕,对不起。我……我没办法和你一起承担你家庭的这个无底洞。我爸妈也不会同意的。”
我看着他,这个我爱了三年,准备托付一生的男人。我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那一刻,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谁也靠不住。
我提出了分手,高然如释重负。
婚房买下后,更大的窟窿来了。弟媳李娟又提出,彩礼要38万,一分不能少。
母亲这回连演戏都懒得演了。她直接冲到我面前,不再是商量,而是命令:“你手里不是还有点存款吗?你爸走之前不是还偷偷给了你十几万?全拿出来,给你弟应急!”
我看着她理所当然的嘴脸,感觉自己的心在一寸寸地变冷、变硬。父亲的爱,母亲的亲情,男友的爱情,在这一刻,都成了压在我身上的巨石,要把我碾得粉碎。
我的沉默,以及随后决绝的行动,便是对这38万彩礼的最终回答。
我没有再和她争吵。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那个晚上,我没有哭。我打开电脑,屏幕的冷光照在我麻木的脸上。我开始疯狂地搜索信息:如何办理护照,如何申请签证,去哪个国家最容易生存,如何将资产以最快的速度合法转移……
我像一个在深海里溺水的人,拼命地向上划水,想抓住最后一丝光亮。
我选择了非洲。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混乱,但也充满了机会。最重要的是,它足够远,远到可以隔绝过往的一切。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了最后的“表演”。
我表面上异常平静甚至顺从,答应母亲会想办法凑钱。我每天正常去公司上班,对同事微笑,认真处理每一份文件,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背地里,我利用午休时间,跑去出入境大厅办好了护照;我通过以前工作认识的一个客户,联系上了在非洲做生意的老K;我将自己所有的存款,包括卖掉了父亲留给我当嫁妆的几件旧首饰换来的钱,分批、小额地汇入了一个新开的海外账户。
每完成一步,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轻一分。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逃离,而是在奔赴一场新生。
03
在那平静地“表演”了一个月后,弟弟的婚礼如期而至。婚礼当天,我没有出现。
母亲起初只是恼怒,她不停地打我电话,但听到的永远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她跟亲戚解释说我临时出差了,但谁都看得出她脸上的尴尬和慌乱。她以为我只是在为彩礼的事闹脾气,躲起来了。婚礼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婚礼结束后,母亲和弟弟带着一身酒气冲进我的房间,准备对我兴师问罪。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衣柜,和一张压在桌上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我出去冷静一下,别找我。
这句模糊的话,成了我留给这个家最后的“烟雾弹”。
我消失后的第一年,母亲和弟弟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他们坚信我在大城市里打工,过得很惨,没本事也没脸回家。他们偶尔会通过亲戚向我以前的朋友打探我的消息,但都一无所获。
为了脸面,母亲甚至在亲戚面前编造谎言,说:“我们家小夕出息了,在上海一家大公司,项目忙得很,过年都回不来。”
但谎言撑不了多久。弟弟林涛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他拿着那一百多万,今天跟朋友投资奶茶店,明天又去炒股,不到一年,钱就折腾得差不多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生活开始拮据,弟媳李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们愈发觉得,必须找到我这个“备用提款机”。
与此同时,我早已身在万里之外的非洲。
这里的一切都和我想象中一样,又完全不一样。灼热的空气,漫天的黄沙,听不懂的语言,还有无处不在的疟疾风险。我用尽积蓄,投奔了老K。
老K是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男人,眼神像鹰一样锐利。他看了我一眼,吐掉嘴里的烟头,问:“一个小姑娘,跑这儿来干嘛?寻死?”
我说:“挣钱。”
他没再多问,让我从他公司最基础的文员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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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天生的女强人。起初,我因为语言不通被本地合作方欺骗,签合同多付了两千美金;因为性格内向,被本地员工排挤,把最麻烦的活都推给我。
有一次,一批价值几十万的钻井设备因为报关单据的一个小错误被海关扣押,老K大发雷霆,整个公司的人都觉得我要被辞退了。
在那个所有人都用指责的眼光看我的夜晚,我没有哭。我想起了在国内,每一次被母亲和弟弟逼到墙角时的无助。我突然明白,在这里,眼泪和软弱换不来任何同情,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活下去。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地翻阅当地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海关条例,凭着过去做文员的细心和对文字的敏感,硬是找到了一个法律条款里的模糊地带。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把一份全新的、逻辑严密的申诉报告放在了老K面前。
老K看着报告,又抬头看了看我布满血丝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他按我的方案去办,三天后,设备被顺利放行。
这件事,让我内心某个坚硬的东西开始破土而出。
老K开始交给我更重要的工作。我从处理单据,到跟进项目,再到独立负责整个公司的核心业务——钻井设备的进出口贸易和本地化服务。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低头做事的小文员,我学会了开着皮卡在土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去见客户,学会在酒桌上和当地的生意伙伴用半生不熟的语言讨价还价,也学会在工地上冷静地处理工人罢工。
每一次成功,都在为我注入自信。我发现,靠自己能力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比过去从家人那里乞求来的虚假“温情”要踏实得多。这种由能力带来的底气,让我面对过去的枷锁时,第一次有了说“不”的勇气。
04
两年后,时机成熟了。
我通过一个信得过的、早已出国的发小,故意将一个新注册的微信号,泄露给国内一个爱嚼舌根的远房亲戚。
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被我精心设计过。我从不发自拍,偶尔发一张照片,要么是某次商务晚宴上高脚杯碰撞的一角,要么是某份外文合同上模糊的签名,要么是高尔夫球场的草坪。我从不暴露地点,也从不配多余的文字。
这个充满神秘和“高级感”的微信号,像一个精准的鱼钩,很快就被母亲加上了。我通过了她的好友请求,但从不主动说话。
母亲每天翻看我的朋友圈,开始她疯狂的“脑补”。她从那些零碎的图片中,拼凑出一个“女儿混得风生水起,成了大老板”的幻象。她的心态,也悄悄地从最初的“担心”,转变为“嫉妒”,最后固化为“理所应当的索取”。
她觉得,她该收网了。
母亲的六十大寿,决定大办一场。这不仅是庆祝生日,更是她向亲戚朋友们宣告“我女儿出息了”的炫耀大会。
她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给我发微信,起初是嘘寒问暖,诉说思念之情;见我反应冷淡,便开始软硬兼施:“小夕,妈六十大寿,你就算回不来,总得有所表示吧?你弟弟最近手头紧,你侄子也要上学了……你这次要是不表示,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看着那些文字,内心毫无波澜,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无理取闹。
我只回复了一句:“妈,生日快乐。到时候会给你一份大礼。”
这句回复,让母亲吃下了定心丸,也成了她在寿宴上炫耀的资本。
生日宴当天,我们市里最高档的酒店,金碧辉煌。母亲穿着一身租来的昂贵旗袍,戴着弟媳李娟借给她充场面的金首饰,满面红光地穿梭在宾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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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翠花,你可真有福气,儿子孝顺,女儿又能干!”
“是啊是啊,听说你家小夕在国外当大老板了?”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哪里哪里,小有成就,小有成就而已。这孩子,孝顺着呢,今天还特地给我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酒过三巡,在司仪和亲友的起哄下,母亲得意地拿出了手机,高声宣布:“大家静一静!现在,就让我女儿小夕,亲自给大家问个好!”
她拨通了我的微信视频电话,并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将画面投射到舞台中央的巨大屏幕上。她要让所有人见证,她这个女儿,是多么的“孝顺”。
视频接通了。
屏幕上出现的,不是母亲想象中的高级公寓或豪华写字楼。
而是一个信号极差、画面不停卡顿、背景是漫天黄沙和巨大机械轰鸣声的环境。
一个皮肤黝黑、脸颊消瘦但眼神锐利的女人出现在镜头里。她穿着一身沾满泥点和油污的工装,头上还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
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尖声问道:“林夕?!你是林夕?!你在哪儿?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对着镜头,掏了掏被噪音震得发麻的耳朵,大声喊道:“妈!生日快乐!我这边信号不好!我在非洲呢!挖井!”
“非洲?”这个词像一颗炸弹,在寂静的宴会厅里炸开。
不等母亲反应,视频里,一个黑人小伙跑过来,焦急地用当地话对我喊着什么。我熟练地转过头,用同样流利的语言回应了几句,安抚他让他等一下。
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母亲关于“女儿在欧美享福”的所有幻想。
她气急败坏,面容扭曲,对着投影仪大吼:“你跑去非洲干什么!你疯了吗!我不管!你弟媳看中一个十万的包,还有你侄子马上办周岁宴,你赶紧转10万红包过来!”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因为愤怒和贪婪而变形的脸,突然觉得很可笑。我掏了掏耳朵,将镜头拉近,对着麦克风,一字一句、用所有亲戚都能听到的清晰音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