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主席台上的人喊我。
“陈董，这边请！”
我四十多岁的人了，被人簇拥着，像个泥塑的神仙。
台子底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晃来晃去的。
我看见她了。
就在那乱糟糟的人堆里。
一个穿着蓝色食堂工作服的女人，拼了命地往前挤。
那张脸，像是被霜打过的蔫白菜叶子。
可那还是林燕的脸。
她也看见我了，嘴巴张了张，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风把她那声又轻又尖的呼喊吹到我耳朵里。
“建文……我……”
她身子一软，直挺挺地朝着主席台的方向，倒了下来。
全场的人都“啊”了一声。
时间在那一刻，好像被啥东西给掐断了。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01
一九九四年的风，是干的，是硬的。
从山梁上刮过来，带着一股子黄土的腥味儿。
刮在人脸上，跟拿一把砂纸在来回搓一样。
我那时候，二十四岁。
是山沟里的穷教书匠。
学校是土坯房，工资几十块。
可我心里有火，那火叫理想。
林燕是村里最俊的姑娘。
脸像热豆腐，眼睛是清泉。
她谁也瞧不上，偏偏就跟了我。
她说喜欢我身上的墨水味儿，干净。
晚上我备课，她就端来一碗热粥。
静静地坐在我旁边，看着灯火。
我那时候就铁了心地想，这辈子，就是她了。
我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又软又滑。
我说，燕子，你信我，也等我。
等我攒够了钱，就去镇上盖大瓦房。
可好日子，就像夏天的云，说变就变。
她那个在广东打工的堂姐回来了。
穿着红裙子，浑身香喷喷，说着城里的话。
那些话，像钩子，勾走了林燕的魂。
她的眼睛变了，看我时没了光。
她开始跟我闹，嫌我穷，没出息。
终于有一天，她指着我桌上的作业本，冲我喊。
“陈建文，你这理想能当饭吃吗？”
她哭了，哭着说她受够了穷日子，她怕了。
我看着她，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我还是对她说，燕子，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我要用八抬大轿，吹吹打打，把你从你家抬到我家。
让你当我的婆姨，给我生一窝白白胖胖的娃。
她听着，眼睛里头亮晶晶的，像是落进去了两颗星星。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嗯了一声。
那声音，比我喝过的任何一碗红薯粥都甜，一直甜到我心里去。
可好日子，就像夏天晌午的云，看着好看，说变就变了。
那年收完麦子，她那个在广东城里打工的堂姐，林红，回来了。
人还没进村，那股浓得呛人的香水味儿就先飘了进来。
她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连衣裙，料子滑溜溜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头发烫成了卷儿，嘴上抹了口红，脚上穿着高跟皮凉鞋。
她从花布包里掏出我们没见过的糖果和雪花膏。
她拉着林燕的手，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眉头就皱了起来。
“哎哟我的燕子妹妹，你长得比电影明星还俊，怎么还穿这种土布衣裳？”
“跟我去城里吧，姐给你找个好活儿干。”
“凭你这张脸，还怕找不到个开工厂的大老板？”
“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你可不能把它白白扔在这穷山沟里，赌一个穷教书匠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啊！”
林燕听着，嘴上没说话，可她的眼睛，从那天起，就彻底变了。
那双清澈见底的泉水眼里，好像被人扔了一大把浑浊的泥沙。
开始变得迷茫，躁动，不安。
她再来看我的时候，话就明显少了。
有时候在我那破桌子前能坐半天，一个字也不说，就是不停地唉声叹气。
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那根绷得紧紧的弦，断了。
她指着我桌上那一沓子娃们的作业本，第一次对我大声说话。
“陈建文，你天天就守着这些破本子，能守出个金元宝来？”
“你看看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连给我买一条我堂姐穿的那种‘的确良’裙子的钱都没有！”
我捏着手里的那半截粉笔，手心沁出了黏糊糊的汗。
我低着头，说，燕子，人不能只看钱，人得有奔头，得有理想。
她听了，突然就尖声笑了起来。
那笑声，又冷又脆，像一块玻璃在我心里碎开了。
“理想？理想能当饭吃吗？理想能让我冬天多一件不透风的新棉袄吗？”
“陈建文，我不想再过这种一眼就能望到死的穷日子了！我受够了！我真的怕了！”
她冲我声嘶力竭地喊，眼泪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砸在地上，也砸在我的心上，摔得粉碎。
我整个人都懵了，像被一道响雷劈中了天灵盖，站在那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那些个理想，我的那些个奔头，在她的眼泪和质问面前，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天大的，可笑的笑话。
我们开始冷战。
我上我的课，她在她家干她的农活。
在村里那条窄窄的土路上碰见了，也像不认识一样，把头扭到一边。
我的心，像那年秋天来得特别早的霜，一天比一天凉。
王猛就是在这个时候，开着他那辆崭新的东风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进了我们死水一潭的陈家湾。
那车像一头从城里跑出来的铁皮巨兽，威风凛凛地停在村口。
王猛从高高的驾驶室里跳下来，人长得跟他那辆车一样，高大，壮实。
脖子上戴着一根小指头粗的黄链子，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
手腕上那块四四方方的电子表，又大又厚，一按还能亮灯。
他嗓门大，兜里好像总有揣不完的钱，见人就发我们村长都舍不得抽的红塔山。
他第一眼就瞧上了林燕。
那天，林燕在井边打水，王猛就靠在他那辆威风的大卡车上，冲着林燕吹了个又响又亮的口哨。
“哟，这妹妹长得可真水灵！跟画儿上的人一样！”
林燕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提着水桶扭头就想走。
王猛追上去，从兜里掏出一大包“大白兔”奶糖，硬塞到林燕的手里。
“妹妹，别走啊，尝尝这个，上海来的好东西！”
林燕推辞着，可她也没有像以前拒绝别的后生那样，把东西直接扔在地上。
从那天起，王猛就像一只盯上了蜜糖罐子的马蜂，嗡嗡嗡地围着林燕转个不停。
他不像我，翻来覆去只会讲些书本上的大道理。
他会讲南边的高楼，城里的舞厅，讲那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城里人的生活。
他嘴皮子利索得很，三言两语就能把林燕逗得咯咯笑。
他隔三差五就开着他那辆大卡车来。
每次来，都带林燕去镇上唯一的那家“国营饭店”吃饭。
他点菜从来不看价钱，专挑贵的点，红烧肉，炸丸子，清蒸鱼，摆得满满一桌子。
好多菜，林燕别说吃了，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他还给林燕买新衣服。
一条粉色的连衣裙，那料子，跟他堂姐那条一模一样，滑溜溜的。
那天下午，林燕穿着那条崭新的裙子，特意跑到我们那破学校来找我。
她在我面前轻轻地转了一个圈，那漂亮的裙摆像一朵盛开的花儿一样散开。
她眼里带着一丝期待，问我：“建文，好看吗？”
我看着她，那娇嫩的粉色把她的脸蛋衬得像三月的桃花。
可我的心，却像是被一万根烧红的钢针在同时扎。
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买不起那样一条裙子。
我看着她，嘴巴张了张，又颓然地闭上了。
我能说好看吗？那不就是在亲口承认自己的无能吗？
她眼里的那点期待的光，在我这要命的沉默里，一点，一点地熄灭了。
她失望地转过身，走了。
那穿着粉色连衣裙的背影，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尖上。
我知道，我彻底留不住她了。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我心里烦躁得很，怎么也睡不着。
一道闪电，我看见了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王猛那辆大卡车的轮廓。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没多久，我那扇破门被推开了。
林燕站在门口，浑身都湿透了。
她把那条我送的旧围巾，轻轻地放在了我堆满作业本的书桌上。
她的声音，在雨声里抖得不成样子。
“建文，对不起。”
“我……我要走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跟他？”
她没有看我，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建文，我等不起了。”
她说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瓢泼大雨里。
02
我脑子“嗡”的一声，抓起伞就追了出去。
等我摔了好几跤，满身是泥地跑到村口时，那辆大卡车的车门，“砰”的一声，在我面前重重地关上了。
我看到了，在那高高的驾驶室里，王猛那张得意的脸。
发动机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
巨大的车轮子在泥水里疯狂地转动，卷起一大片黑色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溅了我一身。
我站在瓢泼大雨里，瞬间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泥人。
我看着那两盏越来越远的车灯，直到它像两点鬼火一样，最终消失在漆黑如墨的山路拐角。
手里的那把破伞，被狂风吹得翻了过去，剩下的几根伞骨也彻底断了。
冰冷的雨水，肆无忌惮地浇在我头上，脸上，也浇在我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里。
我弯下腰，把那条被车轮甩出的泥水打湿的围巾，从冰冷的泥水里捡了起来，死死地攥在手里。
我攥得那么用力，指甲都深深地嵌进了手心的肉里，流出血来也感觉不到疼。
那一夜，我心里那团曾经烧得旺旺的，叫做“理想”的火，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彻底浇灭了。
连一点火星子，一缕青烟，都没剩下。
从那以后，我像换了个人。
我不再跟学生们讲那些山外面的故事。
我也不再跟他们说什么理想和未来。
我只是麻木地，机械地，日复一日地教他们识字，教他们算数。
像一个没有感情，只会重复动作的教书机器。
我开始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想挣钱。
白天上完课，晚上我就打着一支光线昏暗的手电筒，去伸手不见五指的后山挖草药。
挖天麻，挖黄连，挖一切能换钱的东西。
有好几次，我为了挖一株长在悬崖上的草药，差点失足摔下去。
到了周末，我就用一根磨得光滑的扁担，挑着那两大捆草药，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去县城的中药铺卖掉。
换回来的，是几张皱巴巴的，沾着泥土和汗味的票子。
我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仔细铺平，夹在我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的《新华字典》里。
我看着字典里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我心里那块空掉的地方，才好像有了一点点被填满的感觉。
我把我带的那一届学生，送毕业了。
那年，我们村破天荒地，有三个娃，同时考上了县里的中专。
这在当时，是比出个大学生还稀罕的大新闻。
学生的爹娘们，提着家里最好的土鸡蛋和风干的腊肉，排着队来感谢我。
我看着他们脸上那淳朴而感激的笑容，我的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
送走那届学生后，我向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校长，递交了我的辞职信。
老校长抽着他那杆跟了他几十年的旱烟，吧嗒吧嗒地响。
烟雾后面，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充满了惋惜。
他拍着我的肩膀，长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建文啊，你是个天生吃这碗饭的好老师，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这山沟沟，终究是留不住你这样的凤凰啊。”
我没说话，只是对着他，对着那三间破败的土坯房，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帆布包袱。
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和那本被钱撑得鼓鼓囊囊的《新华字典》。
我离开了陈家湾。
走的时候，我一次头也没有回。
我心里憋着一股狠劲，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眼睛发红的饿狼。
林燕，王猛，你们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所有看不起我的人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坐着那种最慢的，走走停停的绿皮火车，一路向南。
去了那个林燕堂姐口中，遍地都是黄金的南方大城市。
火车到站，我被人潮像一片树叶一样推搡着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的是一栋栋高得望不到顶的楼房，和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脚手架。
黄金我没看见，只闻到空气里弥漫着的，一股浓烈的，呛人的水泥和灰尘的味道。
我一个从山里出来的穷小子，没文凭，没背景，没技术。
能干的，只有工地上那些最累，最脏，最没人愿意干的苦力活。
我跟着一个同乡，进了市郊的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从此，我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砖头，水泥，和冰冷的钢筋。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车车的红砖，从一楼用肩膀背到十几楼的楼顶。
或者把一包包一百斤重的水泥，从高大的卡车上扛下来，整整齐齐地堆到仓库里。
一天下来，累得像条脱了水的死狗。
晚上躺在十几个人挤一间，臭气熏天的工棚里，浑身的骨头架子都像是散了架，一动也不想动。
汗水把那身蓝色的工服浸透，干了，又被新的汗水浸透。
身上总有一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水泥灰，和一股子酸腐的汗臭味。
工友们晚上没事干，就聚在一起，打一块钱一局的扑克，喝几块钱一瓶的劣质白酒，说些不干不净的荤话，拿城里的女人开各种粗俗的玩笑。
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活动。
我就缩在我那张用两块木板搭成的，最角落的床铺上，借着工棚里那盏昏暗得像鬼火一样的灯泡，看报纸。
看那些我花几毛钱，从废品站里淘回来的旧书。
他们都笑我，用各种难听的话来挖苦我，说我一个在工地上卖力气的，还装什么文化人。
“陈秀才，今天又学到啥了？是不是学到咋样才能娶个城里有钱的媳妇儿了？”
我懒得跟他们争辩，只是把头埋得更深，把书看得更仔细。
我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脑子里，每时每刻，都像有一根鞭子在抽打着我，提醒着我。
挣钱，出人头地。
我比工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吃苦，更能忍。
别人一天扛五十包水泥，我就咬着牙，扛八十包。
别人一天搬一千块砖，我就拼了命，搬一千五百块。
我把自己当成了一头不会累，不知道疼的牲口。
我不光用蛮力，我还用我的脑子。
我搬砖的时候，偷偷地看那些戴着安全帽的技术员，是怎么看懂那些像天书一样的图纸的。
我扛水泥的时候，竖着耳朵听那个大腹便便的工头，是怎么跟材料供应商讨价还价，怎么算计成本的。
我把那些门道，那些规矩，一点一点地，都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老天爷饿不死勤快又肯动脑筋的人，这话一点也不假。
有一次，工地的项目助理，他那个管账的老婆生孩子，急急忙忙地请假回了老家。
留下了一堆像乱麻一样，谁也看不懂的材料单和账目。
工头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对着那堆密密麻麻的数字，急得抓耳挠腮，满嘴都起了燎泡。
我看着他那副焦头烂额的样子，犹豫了很久，还是走了过去。
“老板，要不……让我试试？”
工头斜着眼，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你？一个搬砖的，你看得懂这个？”
我没说话，只是拿起桌上那把积满灰尘的算盘，又拿起一支铅笔和一本空白的本子。
我把那些入库单，出库单，领料单，一张一张地仔细核对。
我把钢筋，水泥，沙子，石子，各种规格的材料，分门别类地计算。
我从小学到师范，数学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心算能力比算盘还快。
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并不算太难。
没用半个钟头，我就把那一堆让所有人都头疼的乱麻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哪天进了多少料，哪天用了多少料，现在仓库里还剩多少料，超支了还是节约了，我一笔一笔记了下来，条理分明。
工头拿着我写得工工整整的那张纸，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大鸭蛋。
03
他上上下下地，重新打量我，像是第一天认识我这个在他手下干了快一年的小工。
“他娘的，你小子……真是个深藏不露的秀才啊！”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用去搬砖扛水泥了。
我成了工头的专职跟班，他的项目助理。
我帮他记账，算料，跑腿送文件，有时候还壮着胆子，替他去跟那些难缠的材料商谈事情。
我脑子活，学东西快，人又老实本分，从来不偷奸耍滑，贪小便宜。
工头越来越信任我，把我当成了他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我的工资，也给我涨了三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了几年。
到了九十年代末，整个国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我所在的那个南方城市，更是像一个被吹得越来越大的气球，到处都在拆旧房，盖新楼。
房价一天一个价，坐着火箭一样往上蹿。
我凭着我那点微末的知识和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经验，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一个能让我彻底翻身，能让我把过去所有屈辱都踩在脚下的，天大的机会。
我把我这几年没日没夜，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血汗钱，都从银行里取了出来。
又厚着脸皮，跟已经把我当成亲信的工头，借了一大笔钱，还写了利滚利的欠条。
我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鸟不拉屎的城乡结合部，用我所有的钱，盘下了一个破旧的小门面。
我开了一家小小的建材店。
专卖水泥，沙子，钢筋，砖头这些最基础的建筑材料。
因为我自己在工地上干过，我懂这里面的门道。
我知道哪家的水泥标号足，强度高，哪家的钢筋韧性好，不容易断。
我做生意，就认一个死理：诚信。
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绝不弄虚作假。
我的水泥，卖出去一百斤，就是足足的一百斤，绝不缺斤短两。
我的钢筋，说是国标的，就绝不拿那些小作坊的次货来充好货。
来我这里买东西的，大都是工地上干活的包工头。
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油条，个个都是人精，想糊弄他们比登天还难。
我这人实诚，价格也公道，慢慢地，我的回头客就多了起来。
一个介绍一个，我的名声，就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传开了。
我的生意，就像在山坡上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
从一个小小的零售店，变成了一个占地几亩的大仓库。
从给那些零散的小工地送货，到给那些大型的楼盘项目统一供料。
再到后来，我用赚来的第一桶金，成立了自己的建天公司。
我自己买了搅拌车，买了挖掘机，买了塔吊，开始自己接工程项目，自己当老板。
我在这个我曾经流过无数血和汗的城市，买了车，不止一辆。
也买了房，不止一套。
我也结了婚。
老婆是朋友介绍的，一个公司的会计，叫舒琴。
人很本分，话不多，但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给我生了一个儿子，胖乎乎的，很可爱，也很聪明。
周围的人，都不再叫我“小陈”，或者“阿文”了。
他们都开始毕恭毕敬地喊我“陈总”，“陈董”。
在各种觥筹交错的饭局上，在各种虚情假意的酒桌上，总有人端着酒杯，满脸堆笑地给我敬酒，说些让我自己听了都脸红的奉承话。
我总是微笑着，把那些或真或假的敬意，一杯一杯地喝下去。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是冷的。
那个地方，一到下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尤其是在我喝多了酒，意识变得模糊的晚上。
我总会控制不住地，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那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夜晚。
想起林燕那张流着泪的，决绝的脸。
和那句像一把刀子一样，插在我心口的“我等不起了”。
那就像一根又细又长的，带着倒钩的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脏最柔软的地方。
一扎，就是整整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里，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叫陈家湾的偏僻山村。
我爹娘没了，都是在后面几年相继走的。
我都是托村里的一个远房亲戚回去办的丧事。
我给了很多钱，让他们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让村里所有人都挑不出理来。
可我没回去。
我怕回去。
我怕看到那三间已经塌了半边的土坯房小学。
我怕看到那条我们曾经并肩走过无数次的泥泞小路。
我怕那些熟悉的景物，会勾起那些我花了二十一年，拼了命想要忘记的回忆。
关于林燕，这些年里，我断断续-续地，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都是那些从老家出来，到我工地上打工的同乡，在吃饭喝酒的时候，当成一个可悲的闲话讲给我听的。
他们说，林燕跟着那个叫王猛的货车司机走了以后，确实是风光了那么一两年。
穿金戴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把自己当成了城里养尊处优的富太太。
可那个王猛，根本就不是个能靠得住的男人，他就是个流氓混子。
他挣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在外面吃喝嫖赌，染上了一身的臭毛病，五毒俱全。
开着那辆大卡车在外面跑，认识的也都是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
后来，他迷上了赌钱，手气又臭，越输越想捞本，越捞本输得越惨。
最后，在一个晚上，他把那辆当命根子一样宝贝的大卡车都给输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还不清的赌债。
没了钱，他的性子就彻底变了。
变得暴躁，易怒，喜怒无常。
喝了酒，就回家拿林燕撒气，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怪在林燕头上。
把林燕当成了他泄愤的出气筒，非打即骂是家常便饭。
林燕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能拴住他那颗已经烂透了的心。
最后，在一个黑漆漆的深夜，王猛把家里仅剩的一点钱都偷偷卷走了，像一条狗一样，夹着尾巴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回来过。
留下林燕，和一个还不会走路，嗷嗷待哺的儿子。
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没多少文化，又带着个拖油瓶的单身女人，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能怎么活下去？
听说，她那些年，什么苦都吃了。
在街边的小饭店里，给人家刷过盘子，一双手被又烫又辣的洗碗水，泡得又红又肿，冬天的时候满是裂口。
在轰隆作响的制衣厂里，踩过缝纫机，一天要踩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眼睛都花了。
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还去给城里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看人脸色，受人使唤，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生活这把无情的刻刀，把她彻底给榨干了。
才三十多岁的年纪，看着就跟快五十岁的老婆子一样，又干又瘦，脸上全是皱纹。
几年前，她实在是在城里撑不下去了。
就带着她那个已经半大的儿子，像个乞丐一样，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可她也没脸再回陈家湾。
就在镇上，托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的关系，在合并后的新学校食堂里，找了个打饭的差事。
一个月挣几百块钱，勉强养活她和她那个正在上学的儿子。
我每次听到这些零零碎碎的，拼凑起来的消息，心里头都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有一丝隐秘的，不为人道的痛快。
你看，这就是你当年的选择。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报应。
可痛快过后，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甸甸的憋闷和难受。
我甚至会控制不住地想，她当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难言的苦衷？
但这个荒唐的念头，很快就被我狠狠地掐死了。
再大的苦衷，也不能成为背叛感情，践踏尊严的理由。
04
路是她自己选的，就算是条死路，跪着也要给我走完。
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沙子，一晃，就到了二零一五年。
我的公司，已经成了市里的明星企业，每年都是纳税大户。
县里搞招商引资，发展家乡经济，想要请一些从我们县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回来投资。
教育局的领导，不知道从哪个渠道，打听到了我的底细，几经辗转，找到了我那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
他搓着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脸上堆着我熟悉的，那种淳朴又带着点谄媚的笑。
他跟我说，我的母校，陈家湾小学，早就因为生源太少，和镇上的中学合并了，盖了新的校区。
但是因为县里的财政紧张，还缺一栋像样的，现代化的教学楼。
他看着我，话说得很动情，也很恳切。
“陈董啊，你也是从我们那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现在出息了，成了大老板了，能不能也念着点旧情，反哺一下家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我本来是想一口回绝的。
我跟那个地方，早就没有关系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我答应了。
我捐了一大笔钱。
那笔钱，足够盖一栋五层的，全县最气派，最先进的教学楼。
他们很高兴，千恩万谢，说要用我的名字来给这栋教学楼命名。
我想了想，说，就叫“文华楼”吧。
取我名字里的一个“文”字。
教学楼落成那天，学校要搞一个空前盛大的剪彩典礼。
他们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发邀请函，用尽了各种办法，非要我这个最大的捐赠人，荣归故里，亲自去参加。
我推了好几次，都没能推掉。
我想，二十一年了。
也罢，是该回去了。
就当是回去看看，跟我自己的过去，做个彻彻底底的了断。
回去那天，排场搞得很大。
县里、镇上、教育局，都来了不少领导。
我的那辆黑色的奔驰车，在警车开道下，开到了焕然一新的学校门口。
长长的红地毯，从校门口一直铺到大礼堂台阶下。
道路两边，站满了夹道欢迎的学生。
学校的变化，大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记忆里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早就没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和铺着塑胶跑道的操场。
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气派的。
只有远处那几座山的轮廓，还跟从前一样。
典礼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
主席台的正上方，挂着欢迎我的巨大横幅。
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安排在主席台最中间的位置。
我身边坐着的，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们轮流上台发言，说着千篇一律的，恭维我的话。
我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微笑，心里却像一潭死水。
我看着台下那些穿着崭新校服的学生，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庞。
我好像，看到了二十一年前的自己。
也看到了我曾经教过的那一窝土里土气的学生娃。
仪式进行到一半，我眼角的余光，扫过了礼堂遥远的后方。
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背影，特别瘦，佝偻着腰。
她正费力地弯着腰，要把一箱橘子搬到桌子上去。
那个背影，让我心脏咯噔了一下。
有点熟悉。
可我又想不起来，觉得自己是多心了。
轮到我上台讲话。
雪亮的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有些刺眼。
我放下稿子，看着台下那上千双清澈的眼睛。
我即兴讲了几句心里话。
我说，同学们，大山外面的世界很大。
你们要好好读书，知识是你们走出这座大山的翅膀。
不要让贫穷，像一条锁链，困住你们一辈子。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到很多孩子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向往的光芒。
那光芒，跟我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我的鼻子，突然一阵阵地发酸。
演讲结束，是颁奖环节。
我微笑着，把奖状递到那些孩子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礼堂后方，那黑压压的人群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我下意识地抬头望了过去。
又是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食堂大妈。
又是那个瘦削得像一片纸一样的背影。
她好像拼了命地想挤到前面来看什么，但是被一个身材高大，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保安给死死地拦住了。
她很着急，急得满脸通红，不停地踮着脚，脖子伸得老长，像一只努力想要看到什么的鹅。
她拼命地，想要从那密不透风的人群缝隙里往前探头。
离得太远了，加上礼堂后方的光线又很昏暗，我还是看不清她的脸。
可我心里头那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却像是潮水一样，越来越强烈。
颁奖仪式终于结束了。
我按照既定的流程，在全场热烈得几乎要掀翻屋顶的掌声中，转身面向全体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在我直起身子的那一瞬间。
那个大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惊人的力气。
她一把就推开了那个一直拦在她身前的，比她高大强壮得多的保安。
她像一条拼命想要游上岸的，快要窒息的鱼。
她从那拥挤不堪的人群缝隙里，猛地钻了出来。
她踉踉跄跄地，不顾一切地，冲到了主席台下面不远的前排位置。
周围所有的人，都用一种惊讶和不解的目光，看着她这个近乎疯狂的，不合时宜的举动。
她也抬起了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向灯火通明的主席台。
看向站在主席台最中央的，万众瞩目的我。
我们的目光，就那么，在空中，毫无征兆地，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那一刻，我整个大脑都“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彻底按下了暂停键。
周围雷鸣般的掌声，领导们的笑脸，学生们的欢呼。
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无声的，缓慢的黑白画面。
是她。
竟然，真的是她。
林燕。
那张脸，已经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像三月桃花一样娇嫩的模样了。
她的皮肤，粗糙，暗黄，像一张干枯的旧砂纸。
她的眼角，她的额头，爬满了深深的，像刀刻一样的沟壑。
她的眼睛，那双曾经像一汪清澈泉水的眼睛。
如今，却变得浑浊，黯淡，充满了惊恐，羞愧，和彻底的绝望。
她就那么呆呆地，仰着头，看着我。
看着我身上昂贵的定制西装，看着我手腕价值不菲的瑞士名表。
看着我被一群大人物，众星捧月般地簇拥在最中心，像个遥不可及的天神。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褪了下去。
变得像墙壁一样煞白。
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地晃动起来。
我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支冰冷的话筒。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二十一年的怨恨，不甘，屈辱。
在这一刻，像冲破了堤坝的洪水，在我胸腔里翻江倒海。
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那句冰冷刺骨的“我等不起了”。
那辆无情远去的东-风大卡车……
一帧一帧，在我眼前疯狂地闪过。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之间，隔着不过短短的十几米。
却像是隔着一整个轮回的沧海桑田。
台下的林燕，也彻底地认出了我。
她下意识地想往后退，可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
周围那些热烈的掌声，那些崇拜的欢呼声。
此刻传到她的耳朵里，肯定都变成了一根根最尖酸，最刻薄的鞭子。
无情地，嘲笑着她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可笑。
我看到她的嘴唇在剧烈地哆嗦，喉咙里发出一种“嗬嗬”的怪声。
突然，她像是用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她猛地推开身边一个学生。
她不顾一切地，朝着主席台的方向，冲了那么一两步。
05
全场上千双眼睛，都惊愕地看着她这个近乎疯狂的举动。
她张开了那干裂的，没有一丝血色的嘴唇。
像是在呼救，又像是在忏悔。
一声凄厉的，含糊不清的呼喊，从她的喉咙深处，被硬生生地，拼尽全力地挤了出来。
“建文……我……”
那声音，像是杜鹃泣血，又像是被困在陷阱里，奄奄一息的野兽最后的哀鸣。
话音未落。
她两眼一翻，整个身子就像一根被瞬间抽掉了所有筋骨的面条。
在全场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直挺挺地，朝着主席台的方向，轰然崩溃倒地。
“砰”的一声沉闷的，让人心头发紧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