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林总，楼下……楼下有位女士，说一定要见您。”
秘书小王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少见的慌张，他敲开我办公室的门，连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仿佛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她说她叫苏婉，是您的故人。已经在前台等了一整天了，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走，就一句话，不见到您，她今晚就睡在咱们大厅。”
我手中那支派克钢笔的笔尖，在文件上猛地一顿，一滴浓黑的墨水迅速晕开，像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苏婉。
这个我以为早已被岁月和尘埃彻底掩埋的名字，被小王这么一喊，竟像一声惊雷，在我平静了二十多年的心湖里，炸起了滔天巨浪。
“林总？”小王见我半晌没有反应，声音压得更低，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句，“您看……要不要让保安部的人出面，把她……请出去？”
我抬手，轻轻摆了摆，示意他不必。
我缓缓从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站起身，一步步走到占据了整面墙的巨大落地窗前。从四十六楼的高度俯瞰下去，脚下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沙盘，车流如织，人行如蚁。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一眼就从那渺小的人群中，捕捉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款式老旧的灰色外套，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里，显得那么单薄，那么无助。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被风吹得贴在脸上，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集团大楼门口的广场上，执拗地仰着头，望着这栋她永远也上不来的摩天大楼。
那个抱档案袋的姿势，像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二十六年的时光，让我看到了1999年，那个坐在档案室窗边，安安静静整理文件的年轻姑娘。
只是，那时候的她，明媚皓齿，眼波流转，是整个红星纺织厂所有年轻小伙子心头的朱砂痣。
而现在，岁月毫不留情地在她脸上刻满了风霜，磨去了她所有的光彩，只剩下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疲惫轮廓。
一阵刺耳的手机震动，将我从恍惚的追忆中拉了回来。
屏幕上亮起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着那个我已离开多年的小城。
我没有接。
紧接着，一条短信跳了出来，内容很短，却字字戳心。
“林浩，我是苏婉。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我……我有点急事想求你，能不能……见一面？”
我的食指，僵硬地悬在屏幕上方，看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一时间竟有些恍惚。
二十六年前，在那个萧瑟的江边，她温柔而决绝地对我说出那句“我们不合适”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犹豫和不忍？
01
1999年，我二十二岁，是红星纺织厂一名不起眼的技术员。
那是个国企荣光尚存余温的年代，厂区里弥漫着棉絮、机油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那是我青春里最深刻的嗅觉记忆。
我的世界，灰暗、逼仄，像那间四人同住、墙皮剥落的集体宿舍。
而苏婉，就是照进我这片灰色地带的唯一一束光。
她是厂档案室的文员，比我小一岁，是全厂几百号光棍汉梦里的“厂花”。
她不像车间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女工，总是安安静静的，话不多，带着一种天然的、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疏离感。
她皮肤白得像刚从车间出来的棉花，眼睛又大又亮，像盛着一汪清泉。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能把人的魂都勾走。
我的暗恋，像潮湿角落里疯长的青苔，卑微而又执着，从我踏入工厂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份心事，我捂得严严实实，谁也没说过。
但我总有办法为自己的私心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苏姐，三车间的设备维修记录，给您送过来归档。”
“苏姐，上个月的生产数据报表需要复核一下，麻烦您了。”
我一次次地跑向那间被高大卷宗柜包围的小小档案室，那是我一天中最神圣的朝圣。
每次，我把文件小心翼翼地递过去，然后就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贪婪地看着她低头登记。她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方投出一片小小的、精致的阴影，握着钢笔的手指纤细白皙。
我心里排练了一百遍的天气和新闻，到了嘴边，就只剩下干巴巴的一句：“那我先走了。”
她总是会抬起头，对我温和地笑一笑，轻轻说声“好”。
就是这简单的一个字，一声“好”，就能让我踩着棉花似的，飘回机器轰鸣的车间，一整天都觉得那些噪音变成了交响乐。
有一次，我路过档案室，看到她正为一个卡住的抽屉发愁，急得脸都红了。
我立刻冲进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抽屉修好了，还顺手给轨道上了点机油。
她惊喜地看着我，由衷地赞叹：“林浩，你真厉害，什么都会修。”
那天，她第一次没有叫我“小林”，而是直接叫了我的名字。
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反复回味着那句“你真厉害”。
我开始变着法地对她好。
我省了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又跟同乡借了一百块钱，托人从市里最大的商场，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索尼随身听。
在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像个做贼的小偷，趁着午休没人，偷偷把那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放在了档案室的窗台上。
我没敢署名，只在便签上用我最好看的字迹写了一句：“祝你每天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甜蜜。”
第二天，我远远地看到她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脸上是少见的、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连走路的脚步都变得轻快。
我知道，她收到了，而且很喜欢。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三月的春风吹拂过的湖面，荡漾着无尽的温柔和满足。
厂里追她的人能从厂门口排到食堂。有能说会道、总能搞到稀罕货的采购员，有家里是厂领导的子弟，甚至还有从市里机关下来联谊的年轻干部。
但她对谁都一样，客气，礼貌，却始终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
这让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或许，还有机会。
我像个侦探一样，搜集着关于她的一切信息。
我发现她午休时总是在看一本叫《读者》的杂志。
我也开始看，把里面那些优美的句子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工作手册上，幻想着有一天能念给她听。
我听同是档案室的一个大姐说，苏婉最喜欢邓丽君。
我就把每个月本就可怜的伙食费一再压缩，馒头配咸菜地啃了一个月，终于攒够了钱，去音像店买了一整套邓丽君的磁带。
在宿舍那台破旧的录音机里，我一遍遍地听着《甜蜜蜜》、《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
室友笑我一个大小伙子听这种靡靡之音，太肉麻。
他们不懂，那些婉转缠绵的歌词，在我听来，句句都是我想对苏婉说的心里话。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懂她，就能用我这颗滚烫的心，融化她那看似疏离的温柔。
那时的我，年轻得可怜，也天真得可笑。
02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就到了九九年的深秋。厂区里的梧桐树叶子被秋风染得金黄，一片片地往下落，铺满了我们每天上下班走过的小路。
空气里开始有了凉意，也催生了我的焦虑。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了，我怕再不说，她就会被别人抢走。
那天下了晚班，我揣着一颗快要跳出胸膛的心，在厂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堵住了她。
“苏婉，我……我能请你去江边走走吗？”
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发着抖，手心里攥满了湿冷的汗水，连带着我鼓起的勇气，都变得黏糊糊的。
她被我突然拦住，显然有些惊讶。她看着我涨红的脸和紧张得不知往哪儿放的双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从厂区到江边，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路。我们并排走着，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尴尬得让我窒息。我只能听到自己如雷的心跳，和脚下踩着干枯落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江边的风很大，带着水汽的凉意，吹乱了她乌黑的长发，有几缕调皮地拂过我的脸颊，带着一股淡淡的洗发水清香。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我们在江堤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远处的城市亮起了零星的灯火。
我终于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她。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苏婉，我……我喜欢你很久了。”
那句在我心里演练了不下千遍的话，说出口时，依旧是那么笨拙，那么苍白无力。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也没有表现出惊讶或者厌恶。她只是转过头，静静地望着江面上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的粼粼波光，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那段沉默，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江风吹得我心里一片冰凉，刚刚鼓起的勇气，正在一点点地消散。
许久，她才回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有歉意，有不忍，还有一丝……无奈。
她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像羽毛一样，却在我心上划开了最深的一道口子。
“林浩，你是个好人。”
听到这五个字，我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这是所有拒绝的开场白里，最残忍的一句。
“但是……我们不合适。”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问一句“为什么”。
可我终究什么都没问出口。
我不需要问。我从她躲闪的眼神里，已经清清楚楚地读懂了所有没有说出口的答案。
是啊，怎么会合适呢？
我只是一个拿着四百二十块固定工资的普通技术员，住在那间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集体宿舍里，我的未来，就像这傍晚的江面，除了模糊的倒影，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拿什么去喜欢她？拿我那份微薄的薪水，还是拿我那颗除了真诚一无所有的心？
现实，是冰冷而坚硬的。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个人走回宿舍的。只记得江风很冷，吹得我眼睛发酸，心里空荡荡的。
这场盛大的暗恋，还没来得及真正开始，就以这样一种最体面的方式，被宣判了死刑。
真正的暴击，还在一个月后。
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像病毒一样在整个厂区迅速蔓延开来。
苏婉和一车间的车间主任张卫国在一起了。
厂里的碎嘴婆们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张卫国在市里最大的百货大楼，给苏婉买了一件价值上千块的进口呢子大衣，还给她买了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
张卫国那年三十五岁，离过一次婚，还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03
但在所有人眼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钻石王老五”。
他是手握实权的车间主任，在厂里人脉广，吃得开。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各种奖金补贴，足有八百多块，是我的整整两倍。
更重要的是，他早在几年前就在厂里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两室一厅，是无数年轻工人梦寐以求的“婚房”。
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张卫国向苏婉承诺，能利用他的关系，在年底前，把她从随时可能被辞退的合同工，转成端着铁饭碗的正式工。
“正式工”那三个字，在那个年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保障，意味着从户口到退休金的全方位优越。
我后来听说，苏婉的父母对张卫国非常满意，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喊他“小张”。
我彻底输了，输得体无完肤，毫无还手之力。
我输给了八百块的工资，输给了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更输给了那个叫“正式工”的编制。
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我没有资格去怨恨苏婉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向往安稳生活的普通女孩，她漂亮，但并不虚荣。
她只是比我更早地看清了生活的本质，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最平坦、最稳妥的康庄大道。
我谁也不恨。
我只恨那个一无所有、懦弱无能的自己。
2000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
春节前夕，厂里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巨大的大红喜报，上面用毛笔写着龙飞凤凤舞的两个名字：张卫国，苏婉。
他们要结婚了。
婚礼那天，厂里热闹得像是过节。张卫国财大气粗，在厂办的迎宾楼包下了整个二楼，摆了二十多桌。
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我被车间的工友拉着，也去凑了个热闹，坐在最角落的一桌。
我看着苏婉。她穿着一身火红色的中式新娘服，脸上化着精致的妆，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美，像一朵盛放到极致的牡丹。
她被满面红光的张卫国牵着手，穿梭在酒席之间，挨桌敬酒。她的脸上，挂着幸福又略带羞涩的笑容，那种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
张卫国则是一副人生赢家的姿态，他挺着微凸的啤酒肚，嗓门洪亮，跟每一位领导都称兄道弟，接受着所有人或真心或假意的恭维和祝福。
“老张真是好福气啊，娶了我们厂最漂亮的一枝花！”
“苏婉这丫头也聪明，找了个有本事、会疼人的，以后有福享了！”
那些祝贺声，像一根根烧红的钢针，不断地扎进我的耳朵里。
他们终于走到了我们这一桌。
苏婉的目光从我脸上一扫而过，没有丝毫停留，仿佛我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板。
或许，她根本就没看见我。
也对，此刻的她，眼里心里，都只有她身边那个能给她未来的男人。
我端起面前那杯廉价的白酒，仰起头，一饮而尽。
那酒，辛辣无比，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可我却觉得，它远没有我心里的苦涩来得猛烈。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喝得酩酊大醉。我没有哭，只是睁着眼睛，一遍遍地唱着邓丽君的歌，从《甜蜜蜜》唱到《再见我的爱人》，直到嗓子沙哑，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室友看不下去，夺过我的酒瓶，劝我：“老林，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不值当。”
我摇着头，咧开嘴想笑，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心里清楚，我不是在为苏婉而醉，也不是在为一个女人的离开而痛苦。
04
我是在为一个无能、卑微、看不到希望的自己，举行一场迟来的葬礼。
也是在那个彻底心死的晚上，我做出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我不能一辈子都窝在这个小城的小厂里，守着这点死工资，日复一日地看着生锈的机器和别人的风光。
我要走，走得越远越好。
从那天起，我像换了个人。
白天，我在车间里比任何人都拼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些冰冷的机器上。
晚上，别人打牌、喝酒、看电视，我则抱着几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专业书，去上厂里办的夜校，从最基础的机械设计原理和自动化控制开始啃。
宿舍十点准时熄灯，我就买了个充电台灯，在自己的小床上，缩在被窝里继续看。
厂里的老师傅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说我疯了，净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咱们这厂子，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和经验，不是那几本破书。
我懒得跟他们争辩，只是默默地学，默默地记。知识是我唯一能抓住的，通往未来的救命稻草。
2001年，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终于凶猛地涌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城。
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最终决定减员增效，鼓励员工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一时间，人心惶惶。大部分老员工都在观望，在犹豫，舍不得这个虽然工资不高但安稳了一辈子的“家”。
我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在自愿离职协议上签了字。
我拿着两万块钱的工龄补偿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所有的家当和那几本翻烂了的专业书，踏上了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前的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空气清冷。
路过厂区家属楼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抬头望向那栋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能和她一起住进去的红砖楼。
二楼的窗户亮着灯。
片刻后，我看到苏婉从楼道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孕妇裙，肚子已经高高隆起。她没有去别的地方，就站在厂门口那棵老槐树下，似乎是在等上夜班的张卫国下班回家。
晨曦的微光洒在她身上，她的脸上没有了新婚时的光彩照人，却多了一份即将为人母的宁静和安详。
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嘴角挂着一丝温柔的笑意。
我远远地看了她最后一眼，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火车站。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跟这个地方，跟这个女人，跟那段可笑的青春，所有的故事，都彻底结束了。
深圳，这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迎接我的，却是无尽的潮湿、闷热和拥挤。
我住在龙岗一个叫“握手楼”的城中村里，十几平米的单间，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推开窗户就能和对面楼的邻居握手。
为了生存，我进了一家做电子零件的小工厂，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每天穿着蓝色的工服，在刺鼻的塑胶味里，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
下班后，工友们都涌向大排档，用啤酒和烧烤来慰藉疲惫的身体。
我则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对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台二手电脑，一遍遍地画着那些已经刻在我脑子里的机械图纸。
那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魔鬼教官，每天只允许自己睡四到五个小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用冷水狠狠泼在脸上，强迫自己保持清醒。
我在纺织厂练就的对机械的敏感和动手能力，成了我在这个陌生城市唯一的依仗。
我们厂里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二手精密冲压设备，是厂子的核心资产，但它脾气古怪，三天两头出故障。老板请了好几个师傅来看，都束手无策。
我盯上它了。
我利用晚上没人、保安打瞌睡的机会，偷偷溜进车间，把那台复杂的机器，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了下来。
我对着那些精密的齿轮和复杂的电路板，整整研究了一个星期。
最后，我不仅找到了故障的原因，还大胆地对它的传动结构进行了一项小小的改进，让冲压的精度和效率都提升了百分之十。
05
当着全厂技术员的面，我让那台“罢工”已久的机器重新发出了轰鸣。
老板知道后，把我从流水线上直接提拔成了技术主管，工资翻了三倍。
拿到第一笔“巨款”工资后，我没有像其他工友那样去潇洒，而是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买设备，买资料，在出租屋里建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没日没夜地研究和改进。
我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当一个给别人打工的技术主管。
2005年，我和两个在厂里认识、同样不甘平凡的工友，掏出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凑了十万块钱，在关外一个偏僻的工业区，租了个铁皮搭建的厂房，成立了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作坊。
我们没有能力生产成品，就专门给那些大厂做他们看不上、但对精度要求极高的精密零件。
为了拿到第一笔订单，我背着沉重的样品盒，一家一家地拜访那些大厂的采购经理。
被拒绝，被嘲笑，被保安赶出来，都是家常便饭。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采购经理拿起我的样品，轻蔑地看了一眼，然后直接扔在了地上，说：“就你们这种小作坊，也配跟我们谈质量？”
我默默地把地上的零件一个个捡起来，擦干净，然后对他鞠了一躬，说：“谢谢您，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三个合伙人，一整天就分吃一碗泡面，晚上为了省钱，就直接睡在冰冷的机器旁边的地板上，听着蚊子的嗡嗡声，幻想着未来的蓝图。
但我们都憋着一股劲。客户要求精度零点零一毫米，我们就做到零点零零五。客户要求一万个产品里不能有一个次品，我们就做到十万个里面也没有。
口碑，就是这么在绝望中，用汗水和心血一点点啃出来的。
2008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珠三角无数曾经风光无限的工厂，在一夜之间倒闭，哀鸿遍野。
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很多活下来的大厂，为了压缩成本，不得不放弃原来那些价格高昂的国外或台湾供应商，开始把订单分给像我们这样质量过硬、但价格实在的本土小作坊。
靠着前几年积累下的良好口碑，订单像雪片一样飞向我们这个不起眼的铁皮房。
那一年，当别人都在关门裁员的时候，我们的小作坊，鸟枪换炮，搬进了真正的标准化厂房，买进了全新的生产线。
从那以后，我的事业走上了快车道。
这些年，我几乎没有回过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城。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害怕一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那些被我强行压在心底的记忆就会重新翻涌上来。
我害怕看到苏婉，害怕看到她那张脸，会让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拼命和奋斗，都像是一场幼稚而不堪的报复。
我只能拼命地往前跑，用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成功，来把那些不堪的过往，远远地、彻底地甩在身后。
时间走得悄无声息，一晃，又是好几年过去。
到了2015年，我的公司已经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华南地区精密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出于对未来产业布局和高端人才引进的战略考量，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集团总部，从深圳迁回我们省的省会城市。
新的总部大楼，坐落在省会最繁华的CBD核心区，离我的老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车程。
公司也正式更名为“浩宇制造集团”，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高高在上的“林董”。
我从集体宿舍那张吱呀作响的下铺，一路走到了城市地标写字楼的顶层办公室，窗外是整座城市的璀璨灯火。
人到了某个位置，过去的人和事，总会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自己找上门来。
一些当年红星纺织厂的老同事、老工友，通过各种弯弯绕绕的渠道，联系上了我。
06
一次老乡聚会上，当年车间里的一个老大哥，喝高了之后，拉着我的手，大着舌头说起了厂里的旧闻。
从他的口中，我零零碎碎地拼凑出了苏婉这些年的生活轨迹。
我们那个曾经辉煌的纺织厂，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几经挣扎，最终还是在2003年，宣布彻底破产。
张卫国拿着一笔不菲的补偿款，心高气傲地出去下海做生意，结果被人骗得血本无归。
巨大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他开始只是小赌，后来越陷越深，把家底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厂里呼风唤雨、意气风发的车间主任，变得暴躁、颓废、酗酒，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回家跟苏婉大吵大闹，甚至动手。
苏婉为了拉扯渐渐长大的女儿，也为了替丈夫还那些还不清的赌债，只能出去打零工。
她去饭店的后厨洗过盘子，洗得一双手在冬天全是冻疮；她去服装店站过柜台，一站就是一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最近几年，总算在一家新开的超市里，找了份当收银员的稳定工作。
他们那套当年让无数人羡慕的两室一厅，也早就为了抵债而卖掉了。一家三口，搬进了老城区一栋快要拆迁的破旧筒子楼里，和无数外来务工人员挤在一起。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女儿，很争气，也很懂事，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是苏婉这些年唯一的精神支柱。
听着老大哥的讲述，我端着酒杯，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
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幸灾乐祸的快感，也没有那种“大仇得报”的胜利喜悦。
我只是觉得，命运真是一个最拙劣的编剧，它用最残酷的现实，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过，要不要帮她一把。
可我该用什么身份？什么方式？
是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去施舍她？还是以一个旧相识的名义，去揭开她早已不堪重负的生活里，最后那块遮羞布？
我怕我的出现，会像一块石头，砸碎她本已艰难但尚且平静的生活。
我更怕我的帮助，在她看来，会是一种最残忍的炫耀和羞辱。
所以，我只是听着，什么也没有做。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各自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永不相交。
直到今天，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决绝地，出现在我的楼下。
“林总，楼下……楼下有位女士，说一定要见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