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厂子黄了,我去工地扛水泥,妻子嫌我穷拿着拆迁款跟了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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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先生,给您添杯红酒吗?”

这个声音,像一根生了锈的针,扎进我耳朵里。

我缓缓转过头。

看清了那张脸。

她脸上的笑,瞬间就僵住了。

像是被人用冰水从头浇到脚。

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哐当!”

托盘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红色的酒,像血。



01

九六年的天,像是漏了个窟窿,灰蒙蒙的,总也晴不透。

我们那座小城,靠着几个大厂子活着,红星机械厂就是最粗的那根顶梁柱。

我在厂里是技术员,戴个眼镜,白衬衫揣根钢笔,人人都喊我陈工。

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是守着车床的轰鸣声,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晃就老了。

可那根顶梁柱,塌了。

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念破产通知,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感觉那不是通知,是悼词。

几千号人,一夜之间,像被扔进河里的石头,扑腾几下,就没了声响。

昨天还称兄道弟的工友,今天见面,眼神都躲躲闪闪。

大家心里都慌,像没了根的草。

我成了下岗工人,兜比脸干净,每月去街道领那几十块钱,跟要饭的差不多。

排队领钱的时候,谁也不说话,低着头,怕被人认出来。

家里的空气,也跟外头的天一样,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老婆王丽娟,原来是厂办的一枝花,现在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堆没人要的废铁。

她以前总夸我手巧,能修好厂里最精密的仪器。

现在她只说我这双手没用,连张百元大钞都挣不回来。

“陈建军,你倒是想个办法啊!天天在家坐着能长出钱来?”

她描得细细的眉毛拧成一团,嘴里的话像淬了毒的钉子。

我坐在小板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

烟雾缭绕,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想什么办法?现在到处都是下岗的,工作比人还多。”

“别人能想办法,你怎么就不能?”

她把邻居老王的例子甩我脸上。

“人家老王,原来就是个看仓库的,现在去南方倒腾服装,都买上摩托车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会摆弄那些冰冷的铁疙瘩,现在铁疙瘩都生了锈,我也跟着生了锈。

我这张脸,放不下去。

让我去摆摊吆喝,比杀了我还难受。

家里唯一的指望,是那片快要拆迁的平房区。

风声传了好几年,说一拆就能分三万块。

三万块,在那个时候,像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馋得人心里发慌。

丽娟天天念叨那笔钱,说拿到钱就去市里买楼,开个服装店,再也不过这种看人脸色的日子。

她甚至把服装店的名字都想好了,叫“丽人衣坊”。

她跟我描述着未来的好日子,眼睛里放着光。

可那光,照不到我身上,反而让我觉得浑身发冷。

她的话,我听着,心里堵得慌。

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真在家等死。

那天晚上,我把那件压在箱底的白衬衫又拿了出来。

摸着那平整的衣领,我心里下了决心。

我脱下那身舍不得扔的白衬衫,小心翼翼地叠好,换上破布褂子,跟着邻居去了城郊的建筑工地。

邻居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建军,想开了就好,面子不值钱,钱才值钱。”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活儿是扛水泥,一袋一百斤,从车上扛到搅拌机,一趟一毛钱。

工头看我文弱,撇着嘴说:“行不行啊,文化人?”

我二话不说,扛起一袋就走。

那一百斤压在肩膀上,像一座山。

我的腿肚子直打哆嗦,走了十几步,就感觉眼冒金星。

第一天干下来,我肩膀上的皮全磨破了,血水和汗水混在一起,黏在衣服上。

火辣辣地疼,像烙铁烫过一样。

晚上回到家,我像一滩烂泥,瘫在床上。

我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

一身的灰,汗水和着水泥末子,在身上结成一层硬壳,抠都抠不下来。

丽娟看我进门,先是捂住了鼻子。

“你掉水泥坑里了?离我远点!”

我没力气跟她吵,只想喝口水。

吃饭的时候,我端起饭碗,能吃三大碗米饭。

肚子像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丽娟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个讨饭的有啥区别?一身的穷酸气!”

我没吭声,嘴里的米饭嚼着,像在嚼沙子。

五岁的儿子小念,怯生生地看着我,想靠近又不敢。

他大概是怕我身上的灰弄脏了他的新衣服。

我心里一酸。

我只想快点吃完,赶紧躺下,骨头架子都快散了。

工地的包工头叫周大海,四十来岁,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脖子上戴个大金链子,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

车开到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落进鸡窝里的凤凰一样扎眼。

他来工地不怎么看活儿,就爱往我们这些工人的家里溜达。

他说话嗓门大,笑声更响,老远就能听见。

他第一次见着丽娟,眼睛就直了。

当时丽娟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哎呀,陈工,你这媳妇可真俊。”他咧着嘴笑,露出两颗大金牙。

他管我还叫陈工,可那语气里,全是戏谑。

02

我心里不得劲,但人家是老板,我只是个扛水泥的,只能陪着笑。

丽娟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站起身进了屋。

那之后,周大海就常来了。

有时提着一兜苹果,说是自己家果园的。

有时是几条处理的“的确良”裤子,说是朋友厂里拿的。

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由头。

他把东西塞到丽娟手里,眼睛却总是在她身上打转。

“弟妹,别跟建军一样死脑筋,这年头,得活泛点。”

他话里有话,我听得懂。

后来,他开始单独约丽娟去城里的“新世纪”餐厅吃饭。

那地方我知道,吃一顿饭,得花掉我扛半个月水泥的钱。

丽娟一开始还推脱,说家里有孩子。

周大海就笑着说:“把孩子带上,让他也去见见世面。”

她就真的带着小念去了。

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我许久没见过的红光,嘴里哼着当时流行的歌。

小念手里拿着一个没见过的玩具小汽车,是铁皮的。

她会从兜里掏出一支口红,或者一瓶雪花膏,在我面前晃。

“周老板送的,人家那才是过日子,讲究。”

我闻着她身上陌生的香水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慢慢啃噬着。

我问她:“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

她把脸一板:“什么怎么回事?人家周老板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吃顿饭怎么了?你没本事,还不许别人帮衬一下?”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工友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的话难听。

吃饭的时候,老李碰碰我:“建军,你得看紧点,那周大海不是个好东西。”

我还能怎么看?

我装作听不见,只是更拼命地扛水泥,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像是套上了一副盔甲。



我跟自己说,再忍忍,等拆迁款下来就好了。

我想,等拆迁款下来,我就拿钱去做个小买卖,开个五金店,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到那时,丽娟就会回心转意了。

她会看到,我陈建军不是个窝囊废。

那天,拆迁款终于下来了。

我去街道办事处签了字,领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本存折。

三万块。

我攥着那本三万块的存折,手心全是汗,感觉整个人的腰杆都直了。

回家的路上,我腿都是飘的。

我跑遍了整个建材市场,跟人打听行情,心里盘算着我的五金店该怎么开。

铺面租在哪,货从哪进,我都想好了。

我甚至还想好了店名,就叫“建军五金”。

实在,又踏实。

晚上,我揣着激动的心回到家,想跟丽娟好好说说我的计划。

我想告诉她,好日子就要来了。

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冷得像冰窖。

没有饭菜的香味,也没有小念的吵闹声。

“丽娟?小念?”

我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打开灯,看到桌上,压着一张信纸,旁边是那本被取空了的存折。

信是丽娟写的,字迹潦草,像是急着要走。

“建军,我受够了这种没盼头的日子,我带小念走了,你别找我。那三万块钱,就当是我跟你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

青春损失费。

这五个字,像五把尖刀,插在我心上。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冲出家门,像个疯子一样。

我不知道该往哪跑,就在胡同里瞎撞。

隔壁的张大妈拉住我,叹了口气。

她眼神里全是同情。

“建军啊,你这是咋了?”

“张大妈,你看见丽娟和小念了吗?”我的声音都在抖。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

“建军啊,下午我看着丽娟抱着小念,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车的……就是那个周大海。”

桑塔纳,周大海。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一记重锤狠狠砸中。

天,真的塌了。

我在那间空荡荡的平房里,坐了一夜。

墙上,还贴着我们结婚时的大红喜字,已经褪了色,像一道干涸的血印。

天亮的时候,我没哭,也没喊。

我只是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倒下。

为了我儿子陈念,我得站起来,站得比所有人都直。

我回到了工地,没再去扛水泥。

我找到了项目经理,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大汉。

我把我在机械厂画过的图纸,算过的参数,都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光有力气,我还有脑子。

他半信半疑,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跟着他学看图纸,算料。

白天,我在工地上跟着师傅们跑,风吹日晒,学怎么绑钢筋,怎么砌墙,怎么做防水。

晚上,工棚里蚊子嗡嗡地叫,我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啃那些比砖头还厚的建筑规范。

我的技术员底子还在,学得很快。

没过多久,工地上一些技术上的小难题,老师傅们都愿意来问我。

机会是自己挣来的。

一个小区的外墙防水工程,活儿小,利润薄,还特别麻烦,没人愿意接。

项目经理问我敢不敢干。

我咬了咬牙,说:“干!”

03

我东拼西凑借了点钱,拉了两个信得过的老乡,成立了我的第一个施工队。

队名我想了一宿,叫“磐石”。

我告诉我的工友,咱们做的活儿,就要像石头一样硬,一样实。

那个年代,工地上偷工减料是常事。

我不,人家要求刷三遍防水涂料,我就刷五遍。

工期到了,活儿干完了,甲方来验收,挑不出一点毛病。

我拿到了我的第一笔工程款,刨去成本,净赚了三千块。

我拿着那沓带着汗味的钞票,手抖得厉害。

这是我靠自己挣回来的第一份尊严。

靠着“磐石”这两个字,我的名声在圈子里慢慢传开了。

我的队伍越来越大,从做防水,到承包土方,再到整个分项工程。

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家就是车里的一张行军床。

应酬的时候,我学着喝酒,白的啤的一起灌,喝到胃出血是常有的事。



签合同的时候,我跟人斗智斗勇,每一个字都抠得清清楚楚。

我不再是那个戴着眼镜的陈工,也不是那个扛水泥的苦力。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2000年之后,房地产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我拿地,盖楼,卖房子。

我盖的楼盘,名字也叫“磐石”,因为用料扎实,质量过硬,在咱们这个小城里卖得特别火。

这十八年,我再婚了,妻子是个小学老师,温婉贤惠,给我生了个女儿。

我有了新的家,车子换成了奔驰,住在自己盖的最好的小区里。

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辆黑色的桑塔纳,想起王丽娟留下的那张字条,想起我那被带走的儿子,陈念。

我派人打听过,周大海后来生意败了,欠了一屁股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王丽娟和儿子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

这根刺,在我心里扎了十八年,拔不出来,一碰就疼。

二零一四年的冬天,我们市里举办一年一度的企业家商会晚宴。

地点在全市最豪华的盛世大酒店,顶楼的宴会厅。

巨大的水晶吊灯把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地上的红毯能陷进脚脖子。

来的人,非富即贵,都是这个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作为本地地产业的新面孔,被安排在了主桌。

身边坐着市里的领导,还有几位商界的老前辈。

我穿着意大利裁缝做的西装,端着红酒杯,和他们谈笑风生。

话题从最新的经济政策,聊到城南那块新规划的地皮。

我应付得游刃有余,仿佛我生来就属于这样的场合。

晚宴过半,进入了自由交流环节。

穿着统一制服的侍者们端着托盘,安静地穿梭在人群中。

我正和邻座的银行行长碰杯,眼角的余光,扫到了一个女服务员。

她正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朝我们这桌走来。

她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快五十岁的样子,背有点驼,可能是常年劳累的结果。

身上的制服似乎大了一号,显得有些空荡。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卑微又讨好的笑,是那种服务行业里最常见的职业表情。

她走到主桌旁,任务是为我们这些最重要的客人添酒。

她先给市领导添了,又给几位老总添了,动作很熟练,也很僵硬。

最后,她走到了我的身边。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混合着酒店餐厅里特有的油烟气。

这味道,我很熟悉。

是那种用力搓洗才能留下来的味道。

是辛劳的味道。

和我当年从工地上回来时,身上那股水泥和汗水混合的味道,本质上是一样的。

它和她当年身上那股周大海送的、甜得发腻的香水味,完全是两种东西。

她微微躬着身子,不敢抬头看我,只是盯着我的酒杯。

这个姿势,我也很熟悉。

在工地上,面对工头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姿势。

卑微,又带着点讨好。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从她身上看到这种姿态。

然后,她开口了。

“先生,给您添杯红酒吗?”

她的声音不大,有点沙哑,是那种话说多了磨损出来的嗓音。

这声音,像一道闪电,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以为我早就忘了。

我以为十八年的时间,足够把一个人的声音从记忆里抹得干干净净。

可就是这个声音,这个我以为我早就忘了的、带着点特殊尾音的本地口音。

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记忆的锁孔里,然后狠狠一拧。

十八年的尘封和锈迹,瞬间崩裂。

无数个夜晚,我在梦里听过这个声音。

有时,她在喊我的名字,说她后悔了。

更多的时候,她在骂我,骂我窝囊,骂我没出息。

现在,这个声音就在我耳边,说着最谦卑的话。

我端着酒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杯里的红酒,轻轻晃了一下,像一颗跳动的心。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

04

我缓缓地,一寸一寸地,转过了头。

这个动作,我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脖子里的骨头,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脸上。

那是一张被岁月和辛劳刻满了痕迹的脸,眼角的皱纹像蛛网一样散开,皮肤粗糙,带着黄气。

这不是我记忆里的那张脸。

我记忆里的那张脸,皮肤是白的,眉毛是修得细细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不耐烦和骄傲。

可那眉眼的轮廓,那鼻梁的弧度,那嘴唇的形状……

分明,就是她。

女服务员倒完了酒,感觉到了我审视的目光,便按照流程,习惯性地抬起头,准备对我挤出一个标准的微笑。



她的职业素养,让她必须这么做。

我们的视线,在空中撞上了。

整个宴会厅的喧嚣,在那一刻,都消失了。

我听不见音乐,听不见人们的交谈。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那张正在变化的脸。

一秒。

两秒。

她脸上的笑容,像是被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吹过,瞬间冻结,然后皲裂,剥落。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瞳孔的收缩。

那是一种看到了鬼的表情。

惊恐,像潮水一样从她浑浊的眼球里涌出来。

然后是难以置信,是羞愧,是慌乱,是天塌地陷般的绝望。

她看清了。

我看到她的嘴唇在无声地动着,像是在念我的名字。

她看清了眼前这个坐在主桌,穿着昂贵西装,被众人簇拥的“陈总”。

就是十八年前,那个被她骂作“窝囊废”,被她断言“一辈子没出息”,被她卷走全部家当后抛弃的丈夫。

陈建军。

她的嘴唇开始哆嗦,牙齿上下打着颤,发出“咯咯”的轻响。

“你……你……”

她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我看着她,面无表情。

我曾幻想过这一天,幻想了无数次。

在那些扛水泥扛到直不起腰的夜里。

在那些喝醉了吐到胆汁都出来的应酬后。

我想过要找到她,把钱砸在她脸上,问她后不后悔。

我想过要开着比桑塔纳好一百倍的车,从她面前呼啸而过。

可现在,她就站在我面前,如此不堪,如此狼狈。

我的心里,没有滔天的恨意,也没有报复的快感。

什么都没有。

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个和我毫不相干的、可怜的陌生人。

十八年的风霜雨雪,十八年的卧薪尝胆,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古井无波的平静。

生活,已经替我报了仇。

突然,一声刺耳的脆响,划破了宴会厅里流淌的音乐和谈笑声。

“哐当!”

王丽娟手里的银色托盘,直直地坠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

瓶身精美的红酒和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碎了一地。

深红色的酒液,在地毯上迅速蔓延开来,像一滩刺目的血。

她整个人,像一尊被抽走了魂魄的雕像,僵在原地。

脸色惨白如纸,身体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全场的目光,“刷”的一下,全部聚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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