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娶小我5岁的女老师,提亲当天丈母娘进来,酒杯碎了:怎么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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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2001年,我从人人羡慕的国企技术骨干,一夜间成了下岗工人。

为了活下去,我扛过水泥,摆过地摊,最后当了一名送水工。就在我以为人生已跌到谷底时,我遇见了张芸,一个像光一样照亮我生活的女老师。

为了能配得上她,我拼了命地干了两年,终于攒够了去她家提亲的底气。

那晚,气氛正好,我端起酒杯,准备许下我一生的承诺。可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开了,当我看清那个走出来的人时,我手一抖,酒杯“哐当”一声摔得粉碎。

我死死盯着那张脸,一张我发誓就算烧成灰也认得的脸!

未来岳父看到我们俩瞬间煞白的脸色,惊愕地问:“你们……认识?”

认识?何止是认识!我几乎咬碎了后槽牙,喉咙里却挤不出半个字。

怎么会是她?这个我此生最不想再见到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1

我叫李伟,一辈子都忘不了今天这个日子。

桌上摆着八道菜,色香味俱全,看得出未来岳父花了不少心思。他是个温和寡言的中年男人,姓张,从我进门开始,脸上的笑就没断过。

他给我递烟,给我倒酒,听着我磕磕巴巴地介绍自己那个刚开起来的家电维修店,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年轻有为,是块好料。

我的心,就像被泡在温水里,一点点舒展开来。

我旁边坐着我的女友,张芸。她今天穿了一件新买的红色毛衣,映得小脸红扑扑的,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会看看她爸,一会又紧张又期待地看看我。那眼神像是在说:“看吧,我爸人很好,加油!”

我懂她的意思。两年了,我们俩从认识到相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白眼,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今天,我揣着这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和全部的勇气,坐在这里,就是为了求他,把他的宝贝女儿嫁给我。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未来岳父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该说正事了。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心脏“咚咚咚”地擂着鼓。我颤巍巍地站起来,双手端起面前那二两半的玻璃酒杯,杯里的白酒像一小片湖水,晃晃悠悠。我清了清嗓子,准备把那段在心里排练了不下百遍的提亲词说出口。

“叔叔,我……”

话刚开了个头,里屋那扇紧闭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的视线被那声音牵了过去。一个穿着得体、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人,端着一盘水果从里面走了出来。

客厅的灯光不算明亮,但足以让我看清她的脸。一张保养得很好,但嘴角和眼角都带着一丝天然的冷傲与刻薄的脸。

在看清她面容的那一刹那,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像是有个炸雷在耳边炸开。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旋转、模糊,只有那张脸,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在我眼前无限放大,清晰得如同刀刻。

我手一抖,再也握不住那只承载着我所有希望的酒杯。

“哐当!”

一声脆响,玻璃酒杯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四分五裂。晶莹的白酒混着玻璃碴子,溅了我一裤腿,冰凉刺骨。

满桌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

镜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未来岳父惊愕地张着嘴,张芸“啊”地一声捂住了嘴巴。而我,像一尊石像,死死地盯着那个刚刚走出房门的女人。她的脸上,也挂着和我如出一辙的错愕与震惊,那盘水果在她手里摇摇欲坠。

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剧烈的心跳声。

怎么是她?

怎么……会是她?!

画面像一部褪色的老电影,猛地被拉回到2001年的那个冬天。

那年,我二十八岁,还不是现在这个开小维修店、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机油的个体户李伟。那时的我,是市里大名鼎鼎的红星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走在路上,胸膛都比别人挺得高一些。

我们厂,那是从建国初期就有的老牌国企,养活了小半个城的人。我的父母都是厂里的老工人,我子承父业,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头和聪明脑瓜,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八级钳工证,是车间里人见人夸的“李师傅”。

在那个年代,红星机械厂的工作,就是“铁饭碗”的代名词。我每个月拿着三百多块的工资,逢年过节发油发米,姑娘们见了我,眼神都亮几分。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像我爸一样,在这个厂里,拧一辈子的螺丝,直到光荣退休。

可时代变了。

九十年代末开始,那股叫做“下岗”的浪潮,像一场躲不过的瘟疫,席卷了全国。我们红星机械厂也没能幸免。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稀疏,工友们脸上的笑也越来越少。

一开始,下岗的都是些辅助工种,后来是临退休的老职工,大家虽然人心惶惶,但总觉得,这把火烧不到自己身上。我更是有恃无恐,我是技术骨干,是厂里离不开的人。

直到那个灰蒙蒙的下午。

全厂大会,几千人挤在露天的大会场里。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吹得主席台上的红旗呼啦啦地响。厂长站在台上,脸色和天色一样难看。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捏得指节都发白了。他说了很多,什么市场经济,什么阵痛改革,什么为了厂子的未来……那些大词我一个都没听进去。

我只记得,最后,他拿起那张纸,用一种近乎宣判的语气,念出了最后一批下岗职工的名单。

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像一颗颗冰雹,砸在寂静的人群里,激起一片片压抑的抽泣声。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往下沉。

当“李伟”这两个字从那个冰冷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我旁边的王师傅推了我一把,一脸的不敢置信:“小伟?怎么……怎么还有你?”

我没回答,也回答不出来。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发黑。周围工友们投来的同情、惋惜、震惊的目光,像无数根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

我,李伟,厂里最年轻的八级钳工,那个所有人都以为最不可能下岗的人,名字赫然在列。

我的铁饭碗,碎了。

领遣散费那天,我拿到了一笔薄薄的钱,一千八百块。这是我十年青春的买断费。我像个游魂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街上到处都是我这样的人。

昔日车间里龙行虎步的工友,有的在街边支起了修鞋摊,满手黑泥;有的蹬着破旧的三轮车,满头大汗地跟人讨价还价;还有几个女工,在菜市场门口卖自己织的毛衣。

一种被时代狠狠抛弃的无力感,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死死包裹。我甚至不敢抬头,我怕看到他们,也怕他们看到我。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只有六平米的小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我能听到屋外父母那一声声压抑的叹息,那声音像小锤子,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没求过人。那天晚上,他喝多了,红着眼眶拍着我的肩膀:“儿子,别怕,爸还没退休,爸养你!”

我妈在一旁抹着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怎么会呢?我们小伟技术那么好,厂里怎么舍得……”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头埋得更深。

我从一个让全家骄傲的技术工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社会闲散人员。那巨大的落差,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压得我连头都抬不起来。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感觉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冬天,提前结束了。

02

把自己关在家里颓废了一个多月后,我终于被我妈连拉带拽地赶出了门。她说:“你就是死,也得死在外面,别死在家里给我和你爸添堵!”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是用最狠的话,说着最软的心。

我开始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找出路。我去了市里唯一的人才市场,那地方人山人海,挤得跟庙会似的。可我转了一圈,心就凉了半截。

招聘的要么是饭店服务员,要么是销售员,要么就是要大学文凭的白领。我那本红彤彤的八级钳工证,在这里就像一张废纸,无人问津。人家一听我是红星厂下岗的,连连摆手:“老师傅,您那套手艺,我们这儿用不上啊。”

我不信邪,觉得凭自己一把子力气,总不至于饿死。我跟着老乡去了建筑工地。第一天,扛水泥。一百斤一包的水泥,从卡车上扛下来,再扛上三楼。我以前在车间里摆弄几百斤的零件都不在话下,可那跟这完全是两码事。一天下来,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疼,像是被烙铁烫过,腰也像要断了一样。晚上回到家,连饭碗都端不稳。

第二天,我没再去。我不是吃不了苦,是那种纯粹消耗生命的苦,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眼看着遣散费一天天变少,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我爸妈又在小声说话。

“他爸,小伟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能怎么办?让他慢慢想吧,这道坎,得他自己迈过去。”

我听着,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个男人,我得扛起这个家。

面子、尊严,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

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拿着仅剩的几百块钱,去了批发市场。在老板的推荐下,我批发了一大包袜子、手套和线帽。这些东西成本低,是冬天里人人都需要的消耗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用一个破旧的蛇皮袋装着我的“家当”,来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人行天桥上。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找了个角落,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把袜子、手套一双双、一副副地摆放整齐。

当我蹲下去,开始向第一个路人吆喝“袜子手套,便宜卖了”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脸烧得像块炭。我不敢抬头看人,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一样。我仿佛能感觉到,每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

曾经的“李师傅”,如今的天桥小贩。这种落差,比扛水泥还让我难受。

摆地摊的日子,充满了辛酸和狼狈。最怕的就是城管。他们一来,整条街的小贩就像见了猫的老鼠,抱起东西四散奔逃。

我一个大男人,抱着一堆袜子手套,在人群里东躲西藏,好几次都差点被抓住。那种感觉,屈辱又滑稽。

除了躲城管,还要跟同行抢地盘。天桥上位置就那么点,谁都想占个好地方。我刚来,不懂规矩,有一次不小心占了“老炮儿”的地盘,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上来就把我的摊子给踢翻了。袜子滚了一地,还被路人踩了好几脚。

我气得眼都红了,跟他理论,结果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妈的,新来的吧?懂不懂先来后到?再占老子的地,腿给你打折!”

我一个技术工人,平时跟人红脸都少,哪见过这阵仗。我握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可看着对方身后那几个虎视眈眈的同伙,我最终还是怂了。我默默地蹲下去,一双一双地把脏了的袜子捡起来,拍掉上面的灰。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江边,抽了一整包烟。江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可我的心里,却像有一团火在烧。我恨这个世道,更恨自己的无能。

就在我以为生活已经跌到谷底,不会再有什么更糟的事情时,一次微不足道的冲突,却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进了我当时已经敏感脆弱的自尊心里。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呢子大衣,围着羊绒围巾的中年女人,挎着一个精致的皮包,从我摊位前经过。她看起来行色匆匆,走路带风,没注意脚下,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我那堆袜子山。

“哗啦”一下,几十双袜子滚落下来,散了一地。

我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心疼袜子,只是怕影响了生意。我赶忙蹲下去捡,嘴里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句:“哎,您看着点路啊。”

我本以为她会说句“不好意思”,然后离开。可我没想到,她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嫌恶。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仔仔细细地擦了擦刚才碰到袜子的衣角,仿佛沾了什么脏东西。

然后,她冷冷地开了口,声音尖锐而刻薄:“摆个摊都占了整条路,还有没有规矩?自己没摆好东西,还怪别人?”

我猛地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眼神。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充满了轻蔑、不屑和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仿佛我不是一个靠双手吃饭的劳动者,而是一堆碍眼的垃圾。

那眼神,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憋着一股气,站起来跟她理论:“这位大姐,路这么宽,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怎么还怪我?”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从我沾着灰尘的裤脚,看到我那双冻得通红、满是裂口的手,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哟,口气还不小。有本事去写字楼里上班,别在这里跟个无赖似的占道经营。没本事就别在这儿怨天尤人,影响市容!”

“你!”我被她这几句话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是啊,我有本事吗?我有本事就不会在这里摆地摊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锥子,精准地扎在我最痛的地方。

她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冷哼一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围巾,踩着高跟鞋,“笃笃笃”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原地,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周围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那晚,我第一次有了收摊不干的念头。不是因为辛苦,也不是因为赚不到钱,而是那种被人当面把尊严踩在脚底下,还无力反驳的羞辱感,比任何体力上的劳累都更让我难以承受。

那个女人刻薄的模样,和她那句“没本事就别在这儿怨天尤人”,像一道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当时想,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这种人了。

03

摆地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托了个以前厂里的老关系,在一家叫“乐哈哈”的桶装水公司,找了个送水工的活儿。

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纯粹的体力活。每天骑着一辆加重的大杠自行车,车后座两边挂着四个大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夏天一身臭汗,冬天一身冷汗。虽然辛苦,但每个月能有五百来块的固定收入,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躲城管,对我来说,已经算是份正经工作了。

我负责的片区,有一所小学。就在那里,我认识了张芸。

第一次见她,是给她们学校的教师宿舍送水。那天下午太阳毒,我扛着水桶爬上五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我敲开门,开门的正是张芸。她当时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连衣裙,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素面朝天的,但看起来特别干净、清爽。

她看到我这副狼狈模样,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立马侧身让我进去,接过我手里的水桶,声音又轻又柔:“师傅,辛苦了,快进来歇会儿,喝口水吧。”

说着,她真的从桌上拿起一个干净的杯子,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凉白开。

我当时就愣住了。送水这几个月,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嫌我慢的,有催我赶紧走的,有拿我当空气的,更多的是把钱往我手里一塞,“砰”地就把门关上的。像她这样,笑着对我说“辛苦了”,还给我倒水的,她是第一个。

那笑容,那声音,像一股清泉,一下子流进了我干涸了好久的心里。



我有些手足无措,接过水杯,仰头一口气喝完,把杯子还给她,瓮声瓮气地说了句“谢谢”,就想赶紧走。我怕自己这一身臭汗,熏着了人家姑娘。

可她却笑着叫住我:“师傅,以后我们这栋楼的水,都是你送吗?”我点点头:“嗯,这一片都归我。”“那太好了,”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叫张芸,是楼下小学的语文老师。你以后叫我小张就行。”

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她们宿舍楼送水,都盼着能碰到她。而她,好像也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有时是在楼道里,有时是在楼下。她从不嫌弃我一身汗味,总是会微笑着跟我打个招呼,“李师傅,又来啦”、“今天天热,慢点骑”。

简单的几句问候,却让我一整天的疲惫都消散了不少。

慢慢地,我们熟悉了起来。我发现,她好像总能找到理由让我多待一会儿。比如,她会故意多订一桶水,等我送来了,她就拍着脑门说:“哎呀,我记错了,家里还有呢。师傅你都送来了,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要不你进来歇会儿,喝杯茶再走?”

我就憨憨地坐在她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她给我泡上茶,然后就坐在我对面,跟我聊天。聊我的工作,聊她的学生,聊最近又看了什么书。

在她面前,我总是很拘谨,很自卑。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她是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个下岗的送水工,初中毕业,每天跟臭汗和力气打交道。我们就像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我开始下意识地躲闪。她约我周末去公园走走,我借口说要加班送水;她做了好吃的,要带来给我尝尝,我说我随便吃口泡面就行了。我怕,我怕自己陷进去,更怕耽误了她。

可张芸却比我想象的要执着,也更主动。

有一次,她直接在楼下等我。我刚送完水下来,就看见她提着一个保温饭盒站在那儿。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红着脸说:“我听别的老师说,你中午总是不吃饭。这是我做的排骨,你必须吃了。”

我看着手里的饭盒,又看看她亮晶晶的眼睛,心里又暖又酸。

我低着头,闷声说:“张老师,你别对我这么好。我们……不合适。”

她却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李伟,合不合适,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心说了算。我看重的是你的人,是你的踏实、善良,还有你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些,跟你的工作没关系。”

她顿了顿,声音更温柔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坎儿,我陪你一起迈过去。”

那一刻,我这个快三十岁的大男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下岗以来,我听过太多同情、惋惜甚至嘲讽的话,只有她,看到了我骨子里的那点东西,并且毫不在意我落魄的现状。

她的坚持和温暖,就像冬日里的太阳,一点一点,融化了我心里那座因为自卑和挫败而堆积起来的冰山。

04

真正捅破那层窗户纸,是在一次意外之后。

那天雨大,路滑,我骑着车载着四桶水,在一个拐弯处为了躲一个突然窜出来的小孩,连人带车摔了出去。水桶没碎,我的脚踝却扭伤了,肿得像个馒头,钻心地疼。

我一瘸一拐地回到住处,正想着第二天怎么去送水,门就被敲响了。

是张芸。她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住的地方,撑着伞,提着一个大大的药箱就找来了。她看到我的脚,二话不说,就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帮我脱掉湿透的鞋袜。

“你别动!”她按住我想要缩回的脚,拿出红花油,倒在手心搓热,然后一点点地在我红肿的脚踝上推拿按摩。

她的手很巧,力道也刚刚好,酸胀中带着一丝丝的舒服。我看着她低着头,专心致志地为我揉脚,额前的碎发垂下来,沾了些雨水,那画面,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受人尊敬的女老师,此刻正蹲在地上,给我这个浑身泥水的送水工揉着臭脚。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哽咽着说:“芸芸,别这样……不值得。”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却异常坚定地看着我:“李伟,为你,什么都值得。”

那一晚,在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终于彻底缴械投降。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接受了她的感情。

我们的爱情,甜蜜又简单。下了班,我会骑着车去学校门口接她。她会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轻轻地抱着我的腰,跟我说一天学校里的趣事。周末,我们会去逛最便宜的夜市,我会用我送水赚来的钱,给她买一只烤红薯,看她吃得一脸满足。

那段日子,是我下岗以来最快乐的时光。

但现实的压力,像影子一样,始终跟随着我们。

我的朋友知道了,都劝我:“伟哥,你别犯傻。人家是大学生,是老师,长得又漂亮,你一个送水的,图啥?别耽误了人家好姑娘。”

张芸的同事们,也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有一次我去学校找她,无意中听到两个女老师在议论:“张芸眼光也太差了吧?找谁不好,找个送水的。”“就是啊,听说还是下岗的,一点前途都没有。”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得我生疼。我开始变得更加拼命。送水之余,我开始重新拾起我的机械技术。我买了一套二手的工具,在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帮街坊邻居修理各种坏掉的电器,从收音机、电风扇,到电视机、洗衣机。一开始只是为了赚点外快,后来我发现,当那些被别人当成废铁的机器在我手里重新开始运转时,我能找回一点点曾经作为技术骨干的自信和骄傲。

张芸给了我全部的支持和鼓励。她用自己省下来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本最新的《家电维修大全》。她会在我满手油污地研究电路板时,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她会骄傲地跟所有人说:“我男朋友手可巧了,什么都会修!”

在她的爱意包围下,我渐渐走出了下岗的阴影,人也变得开朗起来。我不再只是一个送水工,我还是那个手艺精湛的“李师傅”。我开始认真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经过两年的奋斗,我靠着送水和修理电器的手艺,居然攒下了一万多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巨款了。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盘下了街角一个十平米的小门面,准备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电维修店。

店面装修那天,张芸比我还高兴。她拿着刷子,像个小泥猴一样,帮我粉刷墙壁。看着我们亲手打造起来的小店,我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一点底气,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她家,向她父母提亲了。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芸。她激动得抱着我,又笑又跳。

在去她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俩通电话,聊了很久。快挂电话的时候,张芸突然变得有些吞吞吐吐。

“那个……李伟,”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明天见我爸妈,你别紧张。我爸人挺好的,就是我妈……”

“你妈怎么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妈……她以前是我们那片儿一个大厂的科长,管人管惯了,可能……嗯,说话有点直,有点冲,到时候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你多担待点,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她用一种撒娇又带着点请求的语气叮嘱我。

“大厂的科长?”我脑子里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红星厂算不算大厂?那会儿的科长,是不是都一个样?

但这丝不安很快就被即将提亲的巨大喜悦和紧张冲散了。我满脑子都是明天要怎么表现,要说些什么话,才能让她的父母放心地把女儿交给我。

我随口应了一声:“知道了,放心吧。为了你,受点委屈算什么。”

挂了电话,我兴奋得一夜没睡。我怎么也想不到,张芸这句轻描淡写的“预防针”,会在二十四小时后,变成一把刺向我心脏的、最锋利的匕首。

05

时间回到那场让我永生难忘的饭局。

在那个女人走出房间之前,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张芸的父亲,张叔,是个典型的老好人。他话不多,但看我的眼神里满是真诚。他仔细地问我维修店的生意,问我未来的打算,听我说起想在三年内攒钱买个小房子的计划时,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好,好啊,年轻人有规划,肯吃苦,这就比什么都强。”他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小伟啊,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张芸在一旁不停地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看,我没骗你吧,我爸多好。

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心里那块大石头也落了一半。我觉得,只要搞定了张叔,这事就成了一大半。至于还没露面的阿姨,想来也不会太离谱。

毕竟,有这么通情达理的丈夫和这么善良可爱的女儿,她本人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端起酒杯,鼓足了勇气,正准备说出那句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话:“叔叔,我和芸芸真心相爱,我……”

“吱呀——”

门开了。

一个穿着深灰色羊毛衫,面容带着一丝冷傲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却仿佛带着一把尺子,在我身上来回地丈量。她看到我的一瞬间,脸上平淡的表情瞬间凝固,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愕从眼底一闪而过。

而我,在看清她面容的刹那,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时间、空间,都仿佛停止了。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两个尘封已久的画面,像两道闪电,猛地劈开了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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