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遭枪杀，部下欲到西安报仇，多年后，叶剑英：他是共产党员

1981年12月，北京玉泉山灯火稀疏，叶剑英与几位军事史研究者闲谈西安事变。突然，他放下茶杯，说出一句让在座者愣住的话：“王以哲那年牺牲时，身份并未公开——他是我们的同志。”一句话，把人们的记忆又拉回四十多年前的血雨腥风。

1937年2月2日的凌晨，延安方向飘着寒风，西安城却一片静寂。此刻，67军军长王以哲卧病在床，身旁药味浓烈。门被撞开，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冲进来，怒气冲天。王以哲撑起身，“有什么事，坐下再谈。”话音未落，枪响划破空气。枕边溅血，42岁的王以哲倒在旧棉被上，再没睁眼。

枪声传到军营，67军里炸开了锅。渭南前线数千名东北军官兵拧枪上膛，“杀进西安，替王军长报仇！”情绪几近失控。周恩来闻讯疾电刘澜波赶赴渭南做工作：“团结最要紧，别中了反动派的挑拨。”刘澜波连夜上路，才把怒火压住。

回想这条 fatal line，其实起自“九·一八”。1931年夜幕下，北大营炮火骤起，日军装甲车轰隆突入驻地。司令张学良在北平，王以哲也恰好不在营里，东三省瞬间群龙无首。蒋介石电令“不抵抗”，荣臻按令执行，东北军被迫南撤，千里关山，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军”。

漂泊中怨气与思乡交织，抗日成了最大公约数。1934年张学良返国，与南京合作“剿共”。可是两年多的前线经历让他看清，消耗内战只会让东三省更远离复国希望。那年春天，他与王以哲在洛川帐篷里长谈整夜：外敌当前，不能再内讧。

有意思的是，就在1936年5月，王以哲按照张学良授意，秘密接触李克农。双方约定互不侵犯、开关通商，并共同推动统一战线。7月，周恩来亲自为王以哲递交党誓词，地点选在肤施城外的一座窑洞。月光惨白，窑洞里只有三个人。周恩来低声问：“做好准备了吗？”王以哲答：“为了东北，为了中国，随时准备。”自此，他成为一名秘密党员，代号“鼎芳”仍保留原字。

西安事变爆发前夜，张学良把王以哲叫到镇西楼。“要不要绑蒋？”“必须逼他抗日。”这段对话后来在东北军里传成传奇。不久，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押南京，东北军内部却分裂成支持和平与激进复仇两派。少壮派无法接受“放虎归山”，视王以哲等人格外“软弱”，埋下血案伏笔。

2月2日的枪响后，冤魂未散，东北军随即被改编：67军易帅吴克仁，其余诸军分布华北战场。王以哲留下的，是行军纪律、是给老乡买高粱种子的嘱托，还有一本油迹斑驳的《共产党宣言》英文本缩印本——后来在他遗物里被周恩来取走，以免身份提前曝光。

战争年代风云变幻，秘密常被尘封。1949年后，档案里只写“王以哲，殁于西安”。叶剑英一直保留那份入党花名册，直到1980年代，才在回忆录修订时添上一句批注：“此人早已先我入党。”他轻描淡写，但知情者心里明白，北方那片黑土地的儿子，早在烽火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历史并不会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王以哲之死，让东北军更快完成改编，也提醒后人：抗日不是口号，需要认清敌我、辨明大势。有人选择拔枪，有人选择隐忍，有人选择在暗夜里递上一张党证。不同抉择，共同写进了民族存亡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