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先生，您确定要销户吗？”柜员小姐抬起头，公式化的微笑里带着一丝不解。
我点点头，将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银行卡往前推了推：“确定，里面的钱应该已经清零了。”
“不，先生，”她再次确认，语气变得有些迟疑，“您卡里……还有一笔不小的余额。您最好亲自确认一下。”
我愣住了，二十年的还债生涯，每一笔账我都算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还有钱？我皱起眉，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
01
二十年前的那个傍晚，空气里弥漫着和今天一样的燥热。我刚满二十岁，正在厨房里笨拙地切着土豆丝，准备做一盘酸辣土豆丝。这是我刚从学校食堂大师傅那里学来的新菜式，想在家人面前露一手。客厅里，母亲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家长里短的电视剧，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叹息。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在饭菜的香气和电视剧的吵闹声中，平淡而安稳地延续下去。
父亲李振宏推开门时，带来了满身的酒气和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绝望。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抱怨工作的辛苦，也没有问晚饭吃什么，只是将公文包随手扔在玄关，然后像一具被抽去骨头的木偶，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和母亲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忧虑。这一年来，父亲的反常越来越频繁。他开始酗酒，彻夜不归，曾经爽朗的笑声被长久的沉默所取代。我试过问他，但他总是摆摆手，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我，说：“小孩子家懂什么，读好你的书就行。”
那晚的土豆丝，我炒糊了。父亲没有出来吃饭，母亲也心事重重地拨弄着碗里的米饭，没吃几口。深夜，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家里的死寂。母亲吓了一跳，我去接了电话。
“喂，李振宏在家吗！”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暴又蛮横。
“我爸睡了，你有什么事吗？”我压着心里的不安问道。
“睡觉？他欠了我们五百万，还睡得着觉？我告诉你，明天再不还钱，我们就上门卸他一条腿！你们全家都别想好过！”
“五百万？”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嗡嗡作响，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我握着电话，手心全是冷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对方骂骂咧咧地挂断了电话，我却还保持着那个姿势，直到母亲走过来，拿走了我手里的听筒。
从那天起，我们的世界崩塌了。
催债的人真的上了门。起初是几个纹身的壮汉，堵在门口，用威胁的语言辱骂。后来，家里的门锁眼被人用胶水堵住，门板上被泼满了刺眼的红色油漆，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欠债还钱”。邻居们开始对我们指指点点，昔日热情的笑脸变成了躲闪和窃窃私语。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身体迅速垮了下去。
我冲进父亲的房间，想让他给个说法。他正坐在窗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他的背影佝偻，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压弯了脊梁。
“爸，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五百万是真的吗？”我大声质问他，声音因为愤怒和恐惧而颤抖。
他没有回头，只是弹了弹烟灰，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是真的。”
“你哪来这么多债？你不是说只是跟朋友打打牌吗？”
“赌输了。”他吐出三个字，再也没有下文。
我看着他的背影，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我恨他，恨他的不负责任，恨他毁了这个家。但看着他那副行尸走肉的样子，我又说不出更重的话。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中间隔着浓浓的烟雾和更浓的绝望。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我被楼下一阵尖锐的惊叫声吵醒。我冲出房间，看到母亲已经昏倒在客厅。我跑到阳台往下看，楼下围了一圈人，红蓝相间的警灯在黑暗中闪烁，刺得我眼睛生疼。
父亲从这里跳了下去。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在书房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三个字和一个数字：“对不起，500万。”
警察的询问，亲戚的叹息，邻居的议论，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短短几天，我从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和破碎家庭的“罪人之子”。
02
父亲的葬礼办得非常冷清。曾经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一个都没来，只有几个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也是坐了一会儿就匆匆离开。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怜悯，还有一丝不易察a觉的疏远。
三叔把我拉到一边，拍着我的肩膀，叹着气说：“阿默，听叔一句劝。这笔债，你背不起。带着你妈，去一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吧。申请破产，这不丢人，你爸他……唉，他这是自己走错了路。”
表姨也说：“是啊，阿默，你才二十岁，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被这个无底洞给拖垮了。五百万，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你何苦呢？”
我听着他们的劝告，一言不发。我看着母亲一夜白头的鬓角，看着父亲那张冰冷的黑白照片，看着桌上那张薄薄的银行卡。逃跑？带着母亲像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那父亲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怎么办？他虽然死了，但“李振宏”这个名字，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疯狂地滋长。它不理智，甚至有些荒唐，但却像唯一的救命稻草，让我找到了支撑下去的理由。
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我通过一些渠道，联系上了几个最大的债主，把他们约到了一家茶馆。
茶馆的包间里，坐着三个男人。为首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有条粗大的金链子，他就是那个打电话来威胁要卸掉我父亲一条腿的人，叫龙哥。他翘着二郎腿，用小指掏着耳朵，斜眼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轻蔑。
“小子，胆子不小啊，还敢主动找我们。”龙哥冷笑一声，“怎么，准备好拿什么来还钱了？你家那破房子，可值不了几个钱。”
我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拿出父亲留下的那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然后，我从另一边，拿出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放在桌上。
“我爸死了。”我看着他们，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人死债消，我不懂法律上是不是这样说。但是，他是我的父亲。他欠下的债，我来还。”
龙哥和他的两个手下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
“你来还？哈哈哈哈，小子，你是不是没睡醒？五百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你一个毛头小子，拿什么还？用你这张录取通知书吗？”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继续说：“我现在没有钱，但我可以挣。我会退学，去找工作。我会把每个月挣到的钱，除了给我妈留下的基本生活费，全部打到这张卡里。你们可以随时查。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再去骚扰我的家人。”
龙哥的笑声停了下来。他坐直了身体，第一次正眼看我。他拿起桌上的银行卡，又看了看那张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有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父债子还，呵呵，这年头还有这么傻的人。”他沉默了一会儿，把卡扔回桌上，“好，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也不要你的利息了，就把这五百万还清就行。但是，我每个月都要看到钱进账。如果有一个月断了，别怪我不客气。”
就这样，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谈判，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达成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一时的兴起，还是真的被我那股傻劲打动。我知道的是，从我走出茶馆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个目标：还债。
我办理了退学手续，辅导员痛心疾首地劝了我一个下午，但我心意已决。我曾经梦想过考研，出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但现在，这些五彩斑斓的梦想，都碎成了齑粉。我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钱。
我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带着母亲在城市边缘租了一间狭小阴暗的出租屋。卖房的钱，一部分还给了那些零散的小债主，剩下的作为第一笔款项，打进了那张卡里。然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是一个远离市区的建筑工地，我跟着一个施工队做项目管理。说是管理，其实就是个什么都干的杂工。白天，我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搬砖、扛水泥、算物料，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晚上，我就睡在简陋的板房里，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汗水浸湿了身下的凉席。
每个月的十五号，是我最期待又最痛苦的一天。发薪日。我会留下三百块钱，二百块寄给母亲，一百块是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剩下的三千多块，我会立刻跑到镇上唯一的银行，一分不差地存进那张卡里。每次存完钱，我都会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好像离目标又近了一小步。然后，我会用剩下的一百块，去小卖部买一包最便宜的烟，再买一桶泡面，算是对自己的犒劳。
工地上的生活枯燥而艰苦，工友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聚在一起打牌喝酒。他们也叫过我，但我都拒绝了。我没有钱，更没有心情。我成了工地上最孤僻的人，除了工作，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带来慰藉的，是肖琳。她是我同系的同学，一个像阳光一样明媚的女孩。在我家出事后，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疏远我，还经常给我打电话发消息的人。她会跟我讲学校里的趣事，告诉我哪个教授的课最有趣，哪个食堂的菜最好吃。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灰暗的生活。
有一年冬天，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公交车，又转了一趟颠簸的农用三轮，找到了我的工地。她看到我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穿着沾满泥浆的工作服，手上是磨出的血泡和厚厚的老茧，和她记忆里那个在图书馆里看书的白净少年判若两人。
她给我带来了亲手织的围巾和手套，还有一保温桶的热汤。那天，我们坐在工地的废料堆上，喝着汤，谁也没有说话。寒风吹过，但我心里却很暖。
从那以后，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我。我们的关系，也心照不宣地更近了一步。她从不问我还欠多少钱，也从不说让我放弃，只是默默地陪着我，给我支持。我以为，等我还清了债，我们就能真正在一起。
可我太天真了。五百万的债务，像一座望不到顶的大山。我拼命地往上爬，却感觉山顶越来越远。工地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有限。为了挣更多的钱，我辞掉了工地的工作，去考了驾照，成了一名长途货车司机。
这份工作更孤独，但也更赚钱。我开着一辆老旧的解放牌卡车，常年奔波在各个城市之间。驾驶室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方向盘是我唯一的伙伴。我吃在车上，睡在车上，为了节省时间和开支，我很少住旅店。夏天，驾驶室里像个蒸笼；冬天，车窗上结着厚厚的冰霜。
我和肖琳的联系，变成了断断续续的电话。我总是在深夜的某个服务区，或者在等装货的某个仓库门口，给她打去电话。电话里，我们的话越来越少。她会跟我说她毕业了，工作了，被家里催着相亲了。我只能沉默地听着。我能说什么呢？我能给她什么承诺？我连一个像样的约会都给不了她。
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我把车停在高速服务区，给她拨通了电话。
“肖琳，”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欣喜的声音，心如刀绞，“我们……分手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她才用带着哭腔的声音问：“为什么？李默，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你，”我看着车窗外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世界，狠下心说，“是我。我们不合适。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是个好女孩，应该找一个更好的人。忘了我吧。”
我没等她回答，就挂断了电话。然后，我趴在方向盘上，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压抑地嘶吼着。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知道，我亲手掐灭了自己生命里最后一束光。但我别无选择。我不能拖累她，不能让她把青春浪费在一个看不见未来的我身上。
此后的十几年，我的生活彻底成了一条直线。开车，装货，卸货，存钱。我去了很多城市，见过很多人，但都没有在我生命里留下任何痕迹。我和母亲的通话也越来越简短，除了“钱够不够花”和“身体好不好”，我们之间似乎也没有别的话题。
那张银行卡，成了我生命的中心。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往里面存钱。我看着卡里的负债数字，从五百万，到四百万，到三百万……这个数字的减少，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我像一个最虔诚的苦行僧，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去完成一场漫长的赎罪。
时间在轮胎的滚动中飞速流逝。我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的脸上刻满了风霜，鬓角也长出了白发，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上十岁。我的腰和颈椎因为长时间开车，落下了严重的毛病，阴雨天就疼得厉害。
终于，在我四十二岁这一年，我攒够了最后一笔钱。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我把车停在一个陌生的服务区。我拿出那部用了很久的老人机，打开手机银行，手指颤抖地输入了最后一笔还款的金额。当屏幕上弹出“转账成功”的提示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
我以为我会欣喜若狂，会大哭或者大笑。但奇怪的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心里空荡荡的，像那辆刚刚卸完货的空车厢。二十年来一直压在心头的巨石突然被搬开，我反而感到一阵巨大的茫然和失重。
我靠在椅背上，点燃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我自由了。可然后呢？我不知道。
我做了一个决定。明天，等我把这趟货送到目的地，我就去银行，销掉这张卡。这张卡，承载了我半生的血泪和痛苦。销掉它，就等于和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做个彻底的了断。从此以后，我要为自己活一次。
03
第二天，我把货送到了指定的仓库。拿到运费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急着去找下一单生意。我找了个小旅馆，结结实实地睡了一觉。然后，我找了个澡堂，好好地泡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这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此轻松。
我走在陌生的城市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或喜或悲，或匆忙或悠闲。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囚犯，重新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银行就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我走了进去，取了号，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大厅里开着冷气，很凉快。我看着柜台后面忙碌的职员，看着电子屏幕上滚动的汇率，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A134号，请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走到柜台前。柜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我拿出那张被我摩挲了无数次，边角已经磨损的银行卡，递了过去。
“你好，我想销掉这张卡。”我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好的，先生，请出示您的身份证。”柜员接过卡，熟练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把身份证递给她。她核对了一下信息，继续操作。
突然，她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她抬头，打量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不解。
“先生，您确定要销户吗？”
我有些不耐烦地点点头：“确定，快点吧！”
“不是……先生，”她的眉头微微皱起，“这张卡里......还有一笔不小的资金。”
我愣住了，皱着眉说：“不可能。我昨天刚还完最后一笔钱，里面的账我已经算平了，应该是零才对。你帮我查清楚。”
柜员的表情变得更加古怪。
“先生，要不，您自己看一下？”她迟疑了一下，做了一个决定，将她面前的液晶显示器，小心翼翼地转向我。
我心里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凑了过去。当我的目光落在屏幕上“账户余额”那一栏时，我瞬间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