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想调边疆，调离后不想回，让他主政一方，认为自己更适合军队

“1964年5月的一天，在总参作战部的走廊里，丁盛压低声音却按不住急劲：‘首长，我真不会种棉花！’”这句吐槽里，透出一位战将对即将远赴新疆的不安。调令已经签发，拒绝并非选项，可他的犹豫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对自身定位的再三权衡。此前十余年，他的战场足迹几乎遍及华北、东北和中南，枪声、硝烟、行军路线图，那些熟悉的元素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节奏。突然被告知要去生产建设兵团从事农垦与地方治理，丁盛一下子失了方位感。

出发前夕，贺老总拍拍他的肩膀，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放心去，“真有事就把兵拉起来练”。这句话给了他临时的定心丸：边疆虽冷清，但需要备战；兵团虽主抓生产，但归根结底仍是军人的战场。带着半信半疑，他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专列。列车穿越河西走廊的戈壁，车窗外除了沙丘就是枯草，丁盛心里犯嘀咕：指挥一个师冲锋可以，指挥拖拉机播种合适吗？

1965年初，丁盛正式出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从编制看，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军区副职，可新疆能机动的野战部队只剩一个独立师。行政会议里，水利、气象、棉花单产、职工口粮，在座干部谈得热火朝天，他却抓不住重点。不得不说，他认定自己是把冲锋号吹到最大声的人，而不是研究滴灌技术的人。为化解尴尬，他常去团场与基层官兵聊天，听他们讲盐碱改良、风沙自救。越听越明白：屯垦戍边同样关系国家安全，只是战法不同，需要的是时间、韧性和组织动员。

1966年6月，“大运动”席卷天山南北。军区、兵团机关接连被贴大字报，不少干部被批斗。丁盛也被推上台。“他是总参派来的夺权代表”——批判词声声入耳。丁盛的脾气素来耿直，他在会上反唇相讥：“组织命令我来，新疆需要我来，我怎能置身事外？”几句硬话，惹得对方面红耳赤。有人干脆破口大骂，他拍桌子：“批判可以，辱骂不行！”场面一度剑拔弩张。王恩茂、徐立清等人暗中护着他，局势才没彻底失控。可这番折腾下来，他每晚回住处都累得一言不发，心里那股想重返野战军的念头越烧越旺。

1967年春，中央决定把丁盛等一批干部暂时调回北京“休整”。短短两年，新疆的冰雪、风沙和文斗武斗，让丁盛体会到地方工作的复杂。他对战友说：“兵团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打法不对路。”这句自嘲里既有无奈，也有自省。北京的空气似乎都让人松口气，可他心里更急：若能回到熟悉的军种岗位，发挥才是最大。机会不久就出现。1968年初，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任命电报送到，他几乎当天便动身南下。飞机落地白云机场，汗湿的军装像告诉他：终于回到军队阵线上。

然而转折再次来得突兀。4月某夜，周总理来电：“盛子，回来一趟，有事谈。”电话极短，却暗示风向。抵京后得知：王恩茂因受到冲击无法回疆，中央考虑让丁盛再次主持新疆工作。听完方案，他沉默了许久，答复只有五个字：“恐怕干不了。”理由很直接——新疆地广人稀，多民族事务棘手，自己缺乏治边经验；再者，刚到广州军区，还没摸清战备情况。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见，随即将龙书金从湖南调往新疆。龙书金历经四野血战，指挥6纵17师以猛着称，但治政经验同样欠缺。1969年，他踏上丁盛三年前的路途，开启另一段尝试。边疆治理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广州军区时期的丁盛，逢“杨余傅事件”而际遇突变。1969年10月，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职位空缺，丁盛出任代理。八年时间，他在那里处理南海斗争、对越防备、海南岛要塞建设，算是真正找回“军人对战场的掌控感”。从战术演习到兵器试验，他几乎天天泡在一线。有人说他是“白天跑一师，晚上盯雷达”，精力旺得像回到二十岁。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忘不了新疆那段更像“转行”的经历。有战区参谋问他，若当年再给一次选择，是否会留下？丁盛摇头：“边疆需要懂经纬度、懂民族政策、懂农业的人，我不行。”言辞虽简，却显露职业定位的清晰。正因如此，后来谈到干部交流，他常提醒年轻军官：岗位调动要尊重规律，擅长军事的人去搞金融、擅长财务的人去指挥冲锋，表面“全才”，实则浪费。

1976年后局势调整，丁盛的仕途也出现波折，但对个人履历的回顾，他向来只字未提委屈。朋友劝他撰写回忆录，他公开的只是一句简单总结：干部服从安排，但也要善于表达适任与否。看似平淡，却点明一条并未写进官样公文的原则——既有组织纪律，也需专业对口。边疆岁月留给他的，不是行政级别的升降，而是专业分工的分寸感。

丁盛曾说，各条战线都重要，但人要找到最能贡献价值的坐标。60年代初，他觉得安徽蚌埠也罢，江西南昌也罢，只要能带兵打仗就安心；然而被拉去新疆，内心挣扎说明他知道自己擅长与短板。同样逻辑放到今天，企业里调岗、机构里轮岗，均需借鉴此种匹配思维。任意拔高，成本不见得低。

回头检视那段历史，丁盛的“想去军队”并非个人的小算盘，也非对边疆的不敬，而是群体效率与角色适配的理性选择。中国幅员辽阔，兵团固边、军区备战、地方党委协调，都需专业队伍。把最擅长打仗的人放在枪口一线，把最擅长垦荒的人放在田间地头，本就是组织设计的初衷。当年新疆局势动荡，如果让善长治政的王恩茂早日归位，让战将回到军中，也许社会成本会更低。这不是事后诸葛，而是从一次调动延伸出的制度启示——尊重分工，才见长效。

丁盛终其一生，对军旅身份的认同从未动摇。他不愿离开战场，那股自觉如纽扣扣好第一颗。界限感，让他在新疆迷茫却不敷衍，在广州军区忙碌却兴奋。相同的道理，放到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坐标里，都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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