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和她从相识到相爱，缘于那次同乘一辆卡车去陕北

知青往事：去陕北插队落户和她同坐一辆卡车，最终他成了我妻子

我和我妻子不是同校同学，去陕北插队落户之前相互间也不认识。火车到了陕西省铜川车站后，我们换乘汽车继续北上，就是从铜川去陕北的汽车上，我和她同坐一辆卡车，才有了我俩后来的相知相爱到牵手。

有关我和我爱人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应草根作家的邀请，我讲述一下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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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1月中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那时正是一年中比较寒冷的冬季，尽管我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太好，我母亲还是借了大姨家的钱，给我做了一件海军蓝棉大衣。那时能够拥有一件海军蓝棉大衣，是我们青少年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挥泪告别父母亲人，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无情的列车驶出北京城，跨越黄河，最终把我们数百名十六七的孩子送到了陕西省境内的铜川。当时铜川到陕北没有铁路，我们只能换乘汽车继续前行。

那天吃过早饭，寒冷的北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按照带队干部宣读的名单，我们二十七名男女同学坐在了同一辆解放牌卡车上。我们乘坐的那辆卡车男生多女生少，大部分同学我都认识，也有几名同学不是我们同校的同学，之前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

车轮上绑着防滑链子的卡车驶出铜川，一路向北，在空旷的原野上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着，呼啸的风声盖过了车轮上防滑链的噪声，路面上虽然有雪，可大风卷起的雪沫和黄尘还是一个劲往鼻孔里钻。

起初还有人站在车厢里，手扶着车栏，目视着前方给人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等卡车加快了速度，寒风吹的喘不过气来，那几名迎风站立的同学也都慢慢蹲坐在车厢里，在寒冷和寒风面前，他们选择了低头。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女生，是一个稚嫩又陌生的面孔。她身体瘦弱，身上的棉衣也很单薄，卡车驶出市区不久，我就听到了她上下牙打架的声音，她冻得瑟瑟发抖，脸色青白，还不时地吸两下鼻涕。

卡车又往前行驶了一段，我感受到她浑身都在颤抖，偶尔触碰到我的身体，她就会像触电一样赶紧挪开一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俩都没说一句话。那时男女生之间都比较矜持，就算同班同学，见了面都很少打招呼。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她脸色更加青白，上下牙的撞击声也越来越频繁，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时不时用双手抱住小腿活动一下脚。我看她很不舒服，以为她病了，就问她：“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生病了吗？”“冷！双脚都冻麻木了……”她几近哽咽，声音小的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看看身边的同学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再看看我身边那个穿着单薄的小女生，我心里很难受也很纠结，想帮她又觉得不方便，不帮她又于心不忍，我就把我棉大衣的下摆盖在了她的脚上，把我的棉手套让她戴上。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把手套戴上，双手捂住耳朵，眼睛里泪花闪动。

中午停车吃饭的时候，那个女生可能是脚麻了，慢慢站起来在车厢里跺了半天脚，才最后一个从车上慢慢下来。下午出发的时候，那个女生还是最后一个上车，我特意在我身边为她留出一点空间，她爬上车默默坐在了我身边。

午后的天气更冷，我还是用大衣的下摆盖在她脚上，她怀里抱上了一个帆布提包，应该是为了遮挡风寒。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感觉到她靠在了我的身上，我也感觉到了她的身体在瑟瑟发抖。我心里就像跑进一只兔子，怦怦乱跳，假设她是男生，我一定会把我的棉大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或者我俩一起裹在大衣里，可她是女生，我实在没办法帮她。

那晚夜宿延安，下车时她又是最后一个下车，看她吃力地从车上慢慢下来，我却没有帮她一把，我怕同学们说闲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家各自坐上了头一天乘坐的卡车。那位女生还是坐在我身边，她的鼻子好像不通气了，气色更差，她应该是感冒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棉大衣的下摆盖在她的脚上，让她紧靠着我的半边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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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几辆满载我们北京知青的卡车停在了关庄公社革委会大院门口，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卸下行李，各自把自己的行李搬进公社大院，革委会食堂已经为我们准备下了丰盛的午餐，有猪肉粉条，有洋芋炖酸菜，有胡萝卜，还有热气腾腾的白面馍。

午饭吃得很饱，我看有的同学往挎包里装白馍，我也偷偷往挎包里装了几个白馍。吃罢午饭，知青办主任宣读了知青分派名单，我被分在了李家河三队，那名女生分在了刘家圪塔大队。分别的时候，那名女生来到我身边，红着脸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照顾我。我叫赵芳艳，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军。”看着她一脸的感激，我反倒不好意思了。

天黑前，我们九名同学跟着前来迎接我们的李队长和乡亲们来到了李家河三队，队部的两孔土窑，成了我们北京知青临时的家。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令我们北京知青非常感动。

那个年代，陕北农村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插队落户的李家河条件还好一些，李家河有平坦的川地，能种小麦和玉米，偶尔还能吃上一顿白面馍。我同学在赵家沟大队插队落户，他们那的条件更差。

第一顿晚饭，李队长安排两名大嫂给我们做了小米干饭，炖了酸菜洋芋，还有萝卜条炖豆腐、辣子酱和熟棉油拌咸菜条，饭菜虽然比不上中午在公社革委会食堂吃得好，可队里已经把过节或待客吃的小米干饭用来招待我们了。

经过了两年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陕北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强壮了，也能用陕北方言和老乡拉话说笑了。陕北父老能吃的苦，我们北京娃也能吃。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我们都心存感激。

1973年秋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吃罢午饭，正准备到场院挑秫秸，知青点的院子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生，她站在院子里喊：“王军，王军在吗？”

听到喊声，我一边答应一边从土窑里跑出来。看看眼前的人，我怔住了。看我没认出她来，那人笑着说：“我是赵芳艳，去公社邮电所取包裹，正好路过你们知青点，顺路过来看看你。”这时我才认出，站在我眼前的正是张芳艳，她皮肤黑了，个头也高了，身体明显结实了，跟陕北女子没啥区别了。

那天张芳艳给了我一把糖块，给了我一块毛巾和一条肥皂，她说是她姑姑寄来的。张芳艳还说她冬季准备回北京探亲过春节，问我回不回。我说打算回北京过春节，具体时间还没定下来。

自从那次见面后，我总会想起张芳艳，想她俊俏的脸庞，想她明亮的眼睛，她那清脆甜美的声音也时常回荡在我的耳畔。

立冬不久，我去了一趟刘家圪塔大队，见到了张芳艳。我俩在场院北边的那棵杜梨树下拉谈了半天，我俩约定了回北京探亲的时间，她们知青点的一名女生也和她一起回北京，正好我们知青点的两名男同学也一起回，我们正好结伴。我来找张芳艳，就是告诉她到时可以一起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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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八那天一大早，我们刚吃完早饭，院子里就传来赵芳艳的喊声：“王军，你们准备好了吗？该出发了。”我们几名男生赶紧收拾好行李，每人都背着大包小裹，大家说着笑着，步行去公社汽车站坐车。

一路上张芳艳基本没用我照顾，她还好几次送给我好吃的。通过交谈，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因为她爸是走资派，她妈是臭老九，好多同学都跟她划清了界限，同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和她在一起插队落户。之前他们知青点有两次招工的机会，赵芳艳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没能通过政审。

在北京过春节期间，赵芳艳还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妈听说他爸妈都到门头沟下放劳动了，就嘱咐我不要和她走得太近，我妈说两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走太近了，对谁都不好。

我妈说的话虽然没错，我听了心里却不舒服，我妈要是不说这话，我也许不会有别的想法。自那天起，我突然有了很想接近异性的冲动，有时在睡梦中都会梦到赵芳艳。回陕北之前的那两天，我去赵芳艳的姑姑家找了她两次。每次去找她，她手里都拿着高中课本在看，那时我才知道，她一直在自学高中课程。

赵芳艳的姑姑在电业局工作，她对我很热情，还说谢谢我对芳艳的关照。其实，我也没关照她什么，赵芳艳的姑姑说感谢我，我倒是觉得很惭愧。

回陕北的时候，我也借了全套的高中课本，还买了一本汉语词典。我们知青点的张朝阳每天晚饭后都看书学习，天天都写日记，我突然觉得，我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大好时光。

回到陕北后，每天晚饭后我都坚持看书学习，先复习了初中课程，又开始自学高中课程。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去刘家圪塔大队找赵芳艳，赵芳艳成了我的高中老师，我遇到的难题，到了她那就不是难题了，她已经学完了全部的高中课程。每次和赵芳艳见面，除了学习方面的问题，我俩也会谈一些对未来的打算。赵芳艳说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工进城可能有困难，实在不能进城工作，在农村当一名民办教师也挺好。

就这样，我和赵芳艳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的好同学觉察到了我和赵芳艳的关系不一般，就警告我：“王军，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再跟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搅在一起，这辈子你就别想离开农村了，就做一个扎根派吧。”我嘴上虽然没反驳，心里却在想，扎根派就扎根派，在哪生活不是一辈子啊。假设说赵芳艳不能招工进城，就算我能进城，我也不会走，我想留下来陪伴赵芳艳。

1977年初夏的一天，赵芳艳突然来到我们知青点，高兴地对我说：“王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都恢复工作了，我再也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听了赵芳艳的话，我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悲伤，因为我爸还在接受调查，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原本以为赵芳艳会冷落我，可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对我很热情，经常到我们知青点来找我，每次来都问我学习中有没有困难，还把她的学习笔记借给我看。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赵芳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她成了全县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北京知青。我也参加了高考，却名落孙山了。赵芳艳看我情绪很低落，就鼓励我好好复习，争取下次高考榜上有名。

赵芳艳回北京读书后，我心里失落了好久。当时我们知青点还剩下我和周茂文两名北京知青，其他人都通过招工或病退离开了李家河，我俩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迟迟没能招工进城。周茂文也说赵芳艳考上了大学，我俩不可能有未来，劝我早点死心。可赵芳艳离开陕北时对我说过，她回北京等我，我俩永远在一起。我相信赵芳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可我也担心，万一我考不上大学，我俩咋在一起呀？

1978年3月末，我妈写信告诉我，我爸的问题都查清楚了，已经恢复了工作，我再也不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特别好，心里充满了希望，天天都复习到深夜。

那年初秋，我接到了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在北京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我终于回到了北京。

大学毕业后，我和赵芳艳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同学们都说我有福气，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好工作，还娶了高干家的千金小姐。

婚后的生活很快乐很和谐，赵芳艳通情达理，工作上进，每当休息日，她都和我抢着做家务。我妈也说我是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竟然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今年国庆节我和赵芳艳一起回陕北看望乡亲们，回想起当年一起乘坐卡车去陕北的情景，赵芳艳还很感动。我却不好意思地对她说：“芳艳，对不起！那时我啥也不懂，要是放在这个年代，我一定会用大衣把你裹在我怀里。就算不把你裹在怀里，我也会脱下棉大衣披在你的身上。现在想想，我挺愧疚的。”“那时就算你把大衣脱给我穿，我也不敢穿呀，男女生之间说句话，旁人都说三道四的，要是我穿了你的大衣，那还不得闹翻天啊。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的日子里，愿咱俩彼此温暖，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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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与赵芳艳的情感生活经历，就是因为那次我俩同乘一辆卡车去陕北插队落户，才有了我俩的相识相知到相爱，我感恩遇见，感激上天赐给我们的缘分，也感激赵芳艳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未来，要不是她鼓励我自学高中课程，我也就没有机会迈进高校的大门。赵芳艳是我的福星，我永远感激她。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王军老师真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