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提前二十多年预言大清最大威胁将是日本

1867年的深秋，南京两江总督府的一个傍晚，和往常一样，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又开启了日常聊天模式。看似两人平常的对话，其实往往是二人有心探讨和对未来时局的关切以及预判。赵烈文对曾国藩提出多个在当时看来相当有前瞻的言论，最后都基本得到验证，而曾国藩也一样，对赵烈文推测出大清的心头之患未来头号威胁将会是日本。

曾国藩照片

同治六年，虽然大清已经肃清了内部安全问题，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也围战略开始了研究，并向曾国藩探讨发问大清外围是否有隐患，曾国藩沉吟片刻便说：“大清未来之患在日本”。这不是曾国藩的随口一说，而是刚好这个话题刚好触及到曾国藩长久思索的问题。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尚在酝酿之中，英法等西方国家仍被清廷视为主要威胁，一向对洋务有着超脱眼光的赵烈文这次并未提出新的观点，甚至认为日本“或为盗窃而已，未必有大兴作”。然而二十余年后，甲午海战的炮火印证了这份曾国藩对于日本超越时代的洞见。曾国藩对日本威胁的预判，并非偶然的直觉，而是基于对地缘格局、日本品性与变革本质的深刻洞察，晚年倾力推动的造船事业更是最直接的预防措施。

曾国藩对日本的关注，始于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体验。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天朝上国的幻梦，让许多大清官僚开始注重防范当时的西洋国家。

但在同治六年时期，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与西洋人多次进行洽谈，曾国藩事后对幕僚说：“近观洋人气殊衰减，来中国者似亦皆无聊之人”。西洋列强虽强，却因远隔重洋且内部利益纷争，未必能成为最致命的威胁。这种判断并非轻视西方，而是基于对地缘政治基本逻辑的把握，四十多年的内外交战中，曾国藩始终以“近忧远患”为考量，对接壤邻国的异动尤为警惕，这种对周边局势的敏感，让他比同时代官员更早将目光投向日本。

与西洋列强不同，日本与大清一衣带水，历史上既有文化同源之谊，亦有倭寇侵扰之恨。曾国藩早年研读《日本外史》时，便对这个“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的邻国留有深刻印象。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佩里叩关后出现的变革迹象，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从细微异动中察觉深层趋势，当清廷上下还在嘲笑日本仿西学为“东施效颦”时，他已看到其背后“举国求变”的决心，而应对这种潜在威胁的核心手段，在他看来便是“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这种警觉在1870年日本使节柳原前光访华时达到顶峰。

当时日本提出仿照西洋成例订约通商，大清高层多数官员主张拒绝，曾国藩却在《复陈日本通商事宜折》中直言：“彼国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同时强调“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沾之心”。这份奏折的深意在于，既承认日本早已非小国的现实，又警惕其借西方规则扩张的野心，而支撑这种“正视对等”态度的，正是他早已启动的造船计划。

早在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后，他便创设安庆内军械所，除制造枪炮弹药外，特意命幕僚中的技术人才试制蒸汽轮船，以展“争夺海上之志”，这种将造船与海防安全直接挂钩的布局。两年后试造的小火轮“黄鹄”号下水，虽“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却是大清自主造船的开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时刻：“中饭后，登船看试，约行八十里，逆水时速约三里，顺水时速约六里，尚属可用”，字里行间满是对海防建设的期待。这时期的曾国藩已经病患缠身，左目几乎失明，但是还是要亲自检阅一下大清自主研发的舰船。

曾国藩书法

在与赵烈文的闲谈中，他曾评价日本“看似虚心学习他国，实则内心龌龊，外表谦恭，内则十分诡诈残暴”。这一判断与同为湘军重臣的左宗棠所见不谋而合。1878年，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查阅日本交流档案后，对幕僚直言：“倭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堪称经典妙语。

曾国藩看到了日本学习西方的本质，不是像清廷那样只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要彻底重塑国力根基。他在同治年间的奏折中提及，通过驻日使臣与洋商反馈得知，日本“岁入虽仅我十一，然六成用于练兵造船，每岁添置兵船不下二三艘”，而大清“海军经费岁拨不过百万，且多有挪用”，这种资源投入的差异背后，是国运竞争的决心。

曾国藩的性格就是只要认准就要做，不看结果，只看过程。

为应对这种威胁，曾国藩将造船事业推向纵深。1865年，他奏请朝廷批准，将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与苏淞太道丁日昌所办炮局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明确将“制造轮船”列为核心要务。次年，他又派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充实总局设备，并在奏折中强调：“造舰非为炫耀，实为海防所必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迁至高昌庙，专门设立船坞与船厂，曾国藩亲自拟定《局规》，要求“造船需按西洋最新形制，选材必求坚密，工艺必求精细”。1868年，总局造出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曾国藩亲往吴淞口观看试航，在日记中写道：“船身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吃水八尺，马力三百九十二匹，顺水时速约十二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历涉重洋”，并感慨“大清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此后数年，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造出“操江”“测海”“威靖”等兵轮，成为大清最重要的造船基地。

地缘战略的冲突隐患，更让曾国藩确信造船事业刻不容缓。他在与大清决策层大臣文祥的书信中分析，日本对朝鲜、琉球的觊觎绝非偶然，“朝鲜为我东藩，琉球为海上屏障，倭人若据有此二地，则我之海疆门户洞开，天津、上海皆受威胁”。因此，他晚年督办海防时，特别强调“海防重点在东南沿海，尤在台湾、澎湖，需多造兵轮以固海疆”。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曾国藩虽已调任直隶总督，仍多次致信李鸿章与沈葆桢，建议“趁此契机加快造船，增募水师，不可再以和谈苟安”，可惜此时他已身患眼疾与眩晕症，精力大不如前，只能在书信中反复叮嘱。

曾国藩虽然是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官至正一品，却终究没能进入大清决策层，最多是地方实力最强的督抚而已，所能做的就是向朝廷发表建议，但是很多都不被采纳。比如一些小的人事推荐，有的都根本通不过，甚至在同治六年这段时期经常收到朝廷措辞严厉的批评，这让曾国藩很是感到沮丧甚至是焦虑，在这种大背景下，他想要提出更多的意见是完全不可能被重视的。

而曾国藩创建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经费主要依赖江海关洋税，而清廷常以“京饷紧张”“赈灾需款”为由克扣，1869年至1871年间，总局造船经费被挪用达六十余万两，导致“威靖”号之后，新舰建造进度延缓近一年。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也记录了官场的推诿扯皮，1870年他写道：“江南制造局请拨钢材，工部与户部相互推诿，三月未批，致船坞停工待料，匠人多有散去”，可见曾国藩的尴尬之处。

曾国藩病逝后，李鸿章接管江南制造总局，虽延续造船计划，却逐渐偏离自主研发的方向。1875年，李鸿章以“造舰成本高于外购，且工期过长”为由，减少总局造船投入，转而从英国、德国订购“定远”“镇远”等铁甲舰。这种转变看似务实，却丧失了技术积累的机会。李鸿章的思维就是“造不如买”，曾国藩是“买不如造”。

日本此时正通过引进西方技术、自主研发，逐步掌握铁甲舰制造能力，1888年日本横须贺造船厂造出“高雄”号巡洋舰，而江南制造总局因长期缺乏投入，直到1890年才造出第一艘铁甲舰“平远”号，且性能远不及日本同类舰船，曾国藩“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终至自主”的规划彻底落空。

当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组织徐寿、傅兰雅等翻译《造船新法》《防海新论》等西方典籍时，保守派官员纷纷上奏反对，认为“舍华夏圣道而求蛮夷末技，恐坏人心”。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甚至提出，“造船不如练勇，洋舰虽强，终不如弓马娴熟”，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确实令人错愕。

更令人扼腕的是，1872年曾国藩领衔奏请的“幼童留美计划”，本欲培养造船与海军人才，首批三十名幼童中，有十余人被安排学习机械与造船，却因保守势力攻击“幼童沾染洋习，忘本逐末”，于1881年被提前召回，其中仅詹天佑、吴应科等少数人后来投身实业与海军。

此时朝堂之上，对日本的认知仍存在严重偏差。曾国藩晚年对此深感无力，1871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黄鹄号试航时，吾曾以为自强有望，然今观之，造船易，成军难；成军易，致用难，日本近年造船愈急，我若停步，十年后必受其制”。处理天津教案遭遇非议后，他更是在日记中感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病逝后，他的造船规划与日本威胁论逐渐被官场淡忘，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也逐渐萎缩，逐步沦为以修理舰船为主的工厂。

甲午海战影视画面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曾国藩二十余年前的预判终成现实。

战后，清廷官员在反思中多次提及曾国藩的先见之明。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写道：“曾文正公二十余年前已言日本为患，且力主造船，当时若能依其规划，今日何至有此败绩”。日本参谋本部战后编纂的《日清战史》也承认，“清国早有有识之士洞察我国崛起，然其朝廷未能重视，致海防废弛，终至败北”，这番评价直指曾国藩的悲剧性，但后来证明这些已经为时已晚。

作为曾国藩学生李鸿章对甲午海战负有主要责任，晚年处处自诩得到曾国藩之真正衣钵的唯一弟子，但是终究学了个寂寞。相反他另辟蹊径，玩起了浮夸的那一套。

对此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也记录了李鸿章治下的军队呈现出战力弱化，兵士被剥削的问题：“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

李鸿章照片

而李鸿章“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

李鸿章人品是有问题的，甚至多次背刺曾国藩，把老师一顿揉搓，私德相当的一般。在李鸿章的带动下，军队风气到了争夺军中职级，大肆买官卖官，而“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最后赵烈文感叹说：当此海江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不久，赵烈文在曾国藩辞世后也辞职回到了江苏常熟，过起了隐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