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下恐怖预言：虽严防死守，清朝还是一步步陷入“中叶陷阱”

清人的本朝中叶感

在对政治周期的观念共识背景下，“中叶”成为清人脑海中一个基本的政治局势概念。虽然中叶可以复兴，但它毕竟首先意味着陵替，特别是明代中叶的镜鉴在前。清人期望可以摆脱王朝中叶的魔咒。乾隆时，国势稳定已久，时人便不免将其与中叶相较。平定准噶尔时，刘墉便以胜于中叶的英武气象来称颂这一伟绩：

夫承平日久，将相恬嬉，徒闻练卒之勤，不试杀敌之事，遇有征行，常虞蹉跌，此前代中叶以后所由弱也。今者调发劲旅自东徂西，远历山川，深探窟穴。大帅以下，或阀阅世臣，生长华，未习劳郄，俾得置身朔漠之区，经心军旅之务；下逮行伍之士，振厉而往，鼓舞而归，忘于役之忧，识从军之乐，以视终老牖下不逢旗鼓者，勇怯强弱之形，岂可同日语哉！

他由此认为君王神圣、国运永昌：“臣愚于此知我国家景福无疆、天心纯佑，亿万年有道之基于兹益固，而我皇上神圣文武、迈迹羲轩、中外一家、同申颂祷。”

帝王尤为关注胜朝殷鉴。乾隆四十三年（1778），皇帝诣盛京谒祖陵后，谕旨以明代中叶教训警省子孙：

即如胜国，洪武草昧初开，未尝不得之艰苦，而中叶以后罔念厥祖……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是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致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图， 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末造，而宴安耽毒，终于不可救药， 自覆厥宗。殷鉴甚近，尤足为炯戒耳。

返本追始，从祖宗典型中吸取力量并兢惕自身，是皇帝能够想到的克服中叶颓态的良方，因此他决定每三年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

这一期望延伸到嘉道时期，二帝有居于中叶的定位、守成的惶恐，也有中兴的憧憬。

嘉庆九年三月，嘉庆帝谒明长陵。谕内阁，以明史自警而感慨“守成不易”：“益钦圣德之高深，弥凛守成之不易。殷鉴不远，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犹恐有失。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可不慎其几与！”他认为明代中叶的主要问题在于君王不勤政：“夫明代诸君，洪武、永乐皆大有为之主。中叶以后，荒淫失德者鲜，亦无暴虐放恣诸敝□大，然其大病，则在于不勤政、耽宴安。”嘉庆帝还详为阐发了由“不勤”而“天罚民背”的逻辑：“夫不勤则上不敬天、下不爱民。人君为天之子，不敬则不孝，不孝之子，天必降罚。人君为民之父，不爱则不慈，不慈之父，民必背之。天罚民背，国事尚有为乎？”内廷的宦官问题由此而来，外廷则壅蔽不通：“前明亡于宦官，固不待言。然深信宦官之故，亦由于怠惰偷安、不亲朝政，使此辈乘机弄权。而外廷臣工，君门万里，抱忠者徒上弹章，壬者竞图富贵。上下不交，遂成倾否不可救药矣。”明亡于是，而一切归结于中叶之君心：“呜呼！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虽系流贼作乱，而亡于宦寺之蒙蔽。蒙蔽之来，总由于君心不正。”以勤政无逸为守成之要：“敬怠之几，系于治乱；勤惰之别，验于安危。兹谒明陵，思及明亡之由，由于君心之怠忽，以致群小乘机，内外蒙蔽，遂沦于败。予敬守慈训，曷敢稍忽，万几之繁，宵旰治理，庶几常承天眷，永保天命，以巩固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时以怠忽之戒为戒，勤敬之心为心，则政无阙失，民隐上达，予深信此理之不爽。书之自警，永绥我皇祚，可期郅隆之世、无疆之庥，敢不勉诸！”与前揭《崇祯帝陵碑》结合来看，可见对明中叶的政治教训的判断和提防可谓清室一以贯之的认识。

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后，作为一系列的应变举措之一，嘉庆帝御制并颁发《致变之源说》《原教》《行实政论》三份文件。后两者都谈及中叶的积弊问题。《原教》坦承：“朕遇斯时，大不幸也”，本朝“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价腾贵，游手之民，不遑谋食。加之以官多疲玩，兵尽怠慵，文不能办事，武不能操戈，顽钝无耻，名节有亏”，“中外已成痼疾，自不知教，焉能教民？而邪教从此而起矣”。《行实政论》自责：“如此逆谋已三年之久，朕竟不能知， 实深惭愧，实切痛心。”他批评中叶风气酿成大祸：“总由泄沓成风，苟且从事，悠忽度日，怠玩居心，视国事漠不相关，积陋习牢不可破。”

嘉庆帝希望从君主修德做起，自上而下，养之教之以正风俗：“实朕德之不修，教之不正。君不正，臣亦多偏，无怪乎邪教接踵而起，皆朕不正群臣之咎，而内外臣工亦各有不能正己之处，焉能去邪黜伪乎？……诚能实心治民，先养后教，庶民具有良心，断无不改悔之理。”嘉庆帝认为，做到这些的前提是“以实心行实政”，故其自责“总因予之德薄才疏，心存姑息，水懦民玩”，要求振刷吏治以应对中叶积习：

欲起废策颓，非共奋精神，大加振作，不可问矣。内外臣工勿慕虚荣而贻实祸，勿保一时之爵禄而遗万古之臭名，尽心致敬，实政力行，激天下忠良之气，挽向来玩愒之风。勿以习俗为不足忧，勿以廉耻为不足惜。民风之淳簿，轨物之废兴，实关系于吏治之勤惰也。礼教既弛于平日，人心久溺于非几，忠孝廉节，斥为腐谈，诈伪刁顽，习为秘计。修礼明教，秉正抑邪，此实今日刻不可缓之急务也。

嘉庆帝尤寄望于八旗上下“佐朕中兴之治，俱为盛世之忠良。补今时之重咎，垂奕代之勋名”。

喜不抵忧，中叶积弊的困顿感日益成形。道光八年（1828），皇帝命绘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功臣四十人像于紫光阁。御制序以中叶衰弱自警：“历观史册，凡开创之初，无不兵强将勇；中叶以后，享承平而尚安逸，率以偃武为辞，不加练习。设遇不逞之徒，将何以御之？渐形衰弱，职此之由也。”

在由中叶而中兴的政治逻辑中，对守成君主，即以中兴为期。咸丰帝便赞颂乃父“中兴”为大：

微特汉之本始、唐之大中、明之宣德，不足以媲媺万一。即车攻吉日，作为诗歌，号曰“中兴”，方兹蔑矣。继自今世，世万子孙，丕显丕承，视此方策。非天下之至圣，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其孰能与于斯？

但是，清初以降对明朝教训的反思以及诸帝对中叶的警惕之心与预防之策，并不能阻挡清朝中叶积弊局势的到来。从嘉庆、道光二帝的自警中已可读出本朝的中叶感，其时士林亦已有对身处中叶/中世的共识。盛世与中兴之间，是王朝的中叶。在“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中，洪亮吉、龚自珍、魏源和同时代的有识者们穷形尽相地勾勒了中叶的衰靡气象，分析与批评其成因，并对其进行更深刻的思想总结和规律认识，深化了对政治积弊与中叶这一政治阶段的关联的认识。

第一个严正发出中叶警报的是洪亮吉，他认为士风吏治在乾隆中叶就已经变化了：

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矣。

洪亮吉“弱冠”之年，即乾隆三十年，可见乾隆中叶的转折。

“乾隆中叶”指向权臣和珅误国。洪亮吉看到前代诤臣杨继盛的名印，“却忆明中叶，权奸盗国章。几人关气运，此石阅沧桑”。“权奸”似即影射和珅。“关气运”的，有奸臣，也有忠臣。杨继盛成为明中叶忠臣抗争的象征符号，亦为本朝中叶振奋的寄托，对前朝中叶忠臣烈士的怀念于焉彰显。后来，翁心存拜祠时也有诗感慨：“有明当中叶，王道方陵迟。将相互勾结，中外皆恬嬉。维公奋忠义， 拜疏两击之。”可见，清人对杨继盛的崇拜延至清末。

“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几矣。”“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嘉道两朝，中叶颓象已尽然显现。黄爵滋认为，两位守文的君主无悖祖宗、皆能仁政：

我朝圣圣相承，二百年来，典章至为周密，法令至为详备。我仁宗睿皇帝，训谕百官，时时以因循为戒，故化泽之敷布益广，元气之培植益深。皇上出理万几，入懔彝训，宵旰忧劳，未尝稍息。比者京畿内外，望泽孔殷，皇上一念诚感，甘澍立沛，民气遂苏，百谷用成，虽尧舜之用心，无以加此。

但中叶颓势还是形成了：

惟是天下至大、民生至众，皇上以整顿之权托之大吏，大吏以整顿之事督之群有司。今论者有曰：邪教可虑也，会匪可忧也，灾黎可悯也，岁荒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外之鲜爱民之官，而内之鲜敬事之吏也。

处此颓势之中，人们的感受是“世运衰微，民遭潦倒”，大吏的努力也在此世运中扭曲：“虽有何制军及藩道力除积弊，似言行背谬，终无实在。”种种积弊情形，只能归之于“运”与“数”：“苟得一官，皆图利而不图名，要财而不要命，其实皆子民膏血，国家厄运也。安知非天降之灾，生民涂炭，非天数，即人也。”

现实的中叶颓象，强化了中叶就是中衰之世的经学理路。“至汤仅以七十里起，则国尝中微”，魏源虽偏好今文经学，但于此则肯定毛《传》“中叶削弱”的解释，否定郑《笺》：

相土何以东迁商邱？《笺》言其入为王官，出长侯国，殆因此改封畿内。然《诗》言“昔在中叶，有震且业”，毛《传》训业为危，正谓中叶削弱之事。

即便是对汉代的长期兴盛，洪亮吉也不无伤感与遗憾：“汉家中叶庆连绵，元狩元封国祚延。天上岁星来执戟，如何天子不长年。”

清人反观政治史，基于历代政治的教训而比较异同，总结规律， 思考本朝中叶的机理与成因。嘉庆三年（1798），洪亮吉文中言，自汉至明的民间宗教起事，“皆起于中叶以后，政治略弛之时”。中叶之政“弛”，华而不实：“汉唐宋中叶诸盛辟，得其一事，无不加尊号，膺玉册，铺张鸿名，增益盛算。”称颂而寓希望：“皇上独一切勿事，惟民生治术为兢兢，盖于于焉，翼翼焉，又将超其识于八代之上，藐然而继五位三纪之盛轨也。”魏源也从历史规律总结中叶衰颓不振的景象，如前文，于此复述：

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棰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

明朝中衰的切近教训再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总结。“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已是“俗士耳食”的普遍认知。尽管龚自珍要为江左渊雅一辩，只是他也同样认为：“明自中叶以还，洎乎孱亡，华质凋丧，蛙吠庙堂，螉及四方，纤儿仄竖，争相怒颃”，“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乃“倥偬拮据，朝野骚然之世”。

在“通三统”的启发下，将元、明、清三朝贯通观照，看其共通的要素，是以魏源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启的中叶认知新理路。“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在此思想格局中，魏源尤为重视总结明代教训：“我朝之胜国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赋额、兵额，大都因明制而损益之，故其流极、变迁、得失、切劘之故，莫近于明。”他从明代祖宗制度分析其中叶之困：“治有余之证，易于治不足之证，明中叶以前之证，其尚有余乎？有下而无上，厥象水；有上而无下，厥象火；明中叶以后之证，其犹水欤？”魏源又作《元史新编》，以“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分期，将清中叶的困境投注在元代政治与历史分期中：元亡于用人“不公则肝胆楚越”，并非初年如此，“惟是中叶以后，台省官长，多其国人”。元兵制盛衰，既如商之成汤“中叶以后，吞金平宋，一统中外，为从来所未有”，复于得天下后遭遇中叶废弛：“及中叶以后，增设怯薛日多，皆纨绔子弟，觊希恩泽，岁赐钞帛，以亿万计，非复太祖旧制矣。”“中叶以后，承平日久，解纽弛防，将骄卒惰，加以中朝抚驭失宜，藩镇哄于北，流贼炽于南，天下势遂不可为，岂祖制之不善哉。”由此，他希望“综其大概”，“一代武备得失之林，可为殷鉴也”。

魏源批评中叶表现于人祸的典型是“鄙夫”：“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以宴安耽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

龚自珍将中叶显形的“鄙夫”现象归因于开国君主英武专制，而守文之君难以为继：

霸天下之孙，中叶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未尝不周求礼义廉耻之士，厚其貌，妪其言，则或求之而应，则或求之而不应，则必视祖之号令以差。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

霸道暴戾的政治不能养士，摧折气节，而与士气同归就暮：

荣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钟簴焉，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 ！

如何应对中叶困局而图求中兴，是一代士人的共同究心。与洪亮吉等人直写中叶之困不同，姚椿倒过来着笔，论“治世中兴”之难而寄望于“保世滋大”，“中兴者，有乱世之中兴，有治世之中兴”。所谓“乱世之中兴”，即“继乱世”能“扫除而作新之”，“其道因而兼创，有若夏之少康、周之宣王、汉之光武”；“治世之中兴”，即“继治世”能“怠则整齐而严肃之，猛则休养而生息之”，“其道亦因而兼创，有若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汉之昭帝”。他意在论说的， 当然是后者：“人知继乱世之难，而不知继治世之难为尤甚焉者也。”汉昭帝、唐宪宗、唐武宗、宋仁宗、宋孝宗、明孝宗，虽功烈或“不克终”，或“未有丰功伟业可以大过人者”，但都足称继治世而中兴：“夫所谓中兴者，非功名武勇之为难，而保世滋大之为贵。”

对于中叶成因的规律，黄爵滋认为名实不副的因循废弛是主要表现，前文有述，此间再录：

开创之初，罔不振作，由振作而周详。承平既久，渐即因循而废弛，驯至官府皆同传舍，诰诫总属具文，而吏治不可问矣，人心不可知矣。夫圣道法天，天心爱民，天有四时，圣有四德，气感于虚，事征于实，有名无实者，天下之大患也。

这是治理层面的形而下总结，魏源依循盛极而衰的周期律哲学，从盈虚消息思考乱机之萌：

荒者乱之萌也，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去草昧愈远，人心愈溺，其朝野上下莫不玩细娱而苟近安，安其危而利其菑。

这正是由盛转衰的中叶时刻，安乐庸颓看似在臻于“泰之极”，实已气数和人事并转于“否”来：

霜未冰，月几望，气数与人事合并，沉溺而不可救，奈之何哉！

本文经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授权，文摘自 孙明 著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