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正月十五的灯火,在废墟般的南京城只是零星跳动。城郊瑞麟路的宅院却灯笼高挂、酒香四溢,一桌油鸡脆鸭把日军几个少佐馋得直咂舌。主办人陶锡三满面堆笑,他举杯先敬:“承蒙诸位光临,这是小民的荣耀。”那几名军官互望一眼,敷衍地点头。没人想到,一场耻辱就在内室悄然展开,喊叫声如刀扎入夜色,等陶锡三推门冲进去,家中女子已被撕裂了尊严。
事情的突变,让这位自诩“安民绅士”的老人瞬间苍老数岁。可要弄懂缘由,还得把视线拉回八年前。1930年,陶锡三退出政坛,靠着汤山温泉与“陶庐浴池”积攒了一笔可观的家底。对外,他常挂一句话:“慈善为怀,不问国事。”然而在红卍字会的觥筹交错间,他与在华日本官员渐渐熟络,留下“通日方便”的标签。关东、关西两次大地震,他带着救援队伍跪拜式鞠躬;日本报纸夸他“东亚和平志士”,这一评价后来被关东军情报处迅速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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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军冲入南京。地狱的大门敞开没多久,日本方面忽然发现:想扶植地方机构,却找不到愿意出头的人。被劫后的南京,不是失声呜咽的难民,就是坐在安全区里与洋人对峙的士兵家属。终于,有人把名单递到佐方机关长桌上——“陶锡三,六旬,绅士背景,熟日语,现管红卍字会。”佐方很干脆:“带过来。”一句话,便把陶锡三推向悬崖。
1月1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挂牌,地点选在保泰街原警察厅。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叔荣,加上几个留日学生,算是凑齐班底。城里百姓背地里叫它“鬼子维持会”,却也无可奈何。自治会领到的第一份任务是“选送妇女供军慰安”。王承典、乔鸿年等人奉令闯进难民所,三天抓去三百名妇女。美国教授史迈士当场质问,其中一个打手冷冷回了句:“命令。”仅此一个词,让外籍教员再也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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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陶锡三本人对外依旧打着“救济”旗号。他让警察烧难民棚屋,逼迫流民离开安全区,好让日军觉得城里恢复“秩序”。轿车是没收的雪佛兰,车门两旁贴红卍标记,行至街巷,人群自动散开。每当雪佛兰停在宪兵司令部门口,陶锡三拎着两坛汤山老酒,总是一脸谦恭。可在宪兵眼里,他不过是随手可丢的棋子。
元宵夜的酒席正是这样一个奉承场合。为了找新鲜禽肉,他派人在镇江连夜搜罗。席间军官称赞:“贵会长手段不凡。”酒过三巡,侍卫借口巡视转进后院,看见陶家姨太太和二女儿桂嬿,立刻露出狞笑。桂嬿惊呼:“别过来!”侍卫粗暴回骂:“吵什么!”短促对话仅几秒,屋内便传出撕裂声。陶锡三掀帘冲进去,却被刺刀指住喉头。前厅军官听完禀报,不仅不制止,反倒拍着陶的肩膀戏谑:“朋友,献礼吧。”随后命人把两名女子裹进被褥抬走。此时屋外的灯笼依旧摇曳,瑞麟路却像被冷风瞬间吹灭。
第二天,陶锡三卧床不起,口中只念两句话:“佛祖不佑,欲辞此职。”可辞职谈何容易?他上交呈文三次,用词越来越卑微:“年迈气衰,无力堪任。”佐方机关长只回复两个字:“暂缓。”对日本军来说,这枚钉子还得继续用。1月29日,日军大搜刮,陶宅被洗劫一空,包括佛堂经卷。陶锡三拿着一张士兵遗落的明信片,恳求宪兵追查,回答是:“查无此人。”屈辱与恐惧交替浸泡,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猪笼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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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他再次呈递辞呈。行文冗长,却只有一个核心:“求去。”十余日后,孙茂荣接任会长,自治委员会在日本新设“维新政府”前夕被迅速边缘化。陶锡三虽被允辞职,却被梁鸿志留下当立法委员。他已无力拒绝,只能签字就职。
抗战结束,汉奸法庭排队开庭。陶锡三在1946年被判八年徒刑;家产没收,“陶庐浴池”被国府征为汤山官邸。有人在狱中问他:“后悔否?”他闭目摇头,低声道:“命也。”1948年4月刑满,同年6月病死南京。消息传出,人们只是淡淡议论几句:这老头,终归是躲不过自己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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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红卍字会并非全然污浊。副会长张南梧曾凭一道日本宪兵署条子,暗中护送伤兵出难民区,又指挥清尸队埋葬尸体。可善行被告密后,他连夜逃出南京。善恶并存的组织,折射的是当时社会最复杂的人性剪影。
至此,南京城那段血与火留下的教训分外清晰:与侵略者同桌吃肉的人,永远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哪怕一时得势,也难逃沦为祭品的结局。被贪欲与恐惧驱动的汉奸终将付出代价,陶锡三的遭遇只是众多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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