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汉奸陶锡三宴请日军军官，女儿姨太太惨遭日本兵凌辱

1938年正月十五的灯火，在废墟般的南京城只是零星跳动。城郊瑞麟路的宅院却灯笼高挂、酒香四溢，一桌油鸡脆鸭把日军几个少佐馋得直咂舌。主办人陶锡三满面堆笑，他举杯先敬：“承蒙诸位光临，这是小民的荣耀。”那几名军官互望一眼，敷衍地点头。没人想到，一场耻辱就在内室悄然展开，喊叫声如刀扎入夜色，等陶锡三推门冲进去，家中女子已被撕裂了尊严。

事情的突变，让这位自诩“安民绅士”的老人瞬间苍老数岁。可要弄懂缘由，还得把视线拉回八年前。1930年，陶锡三退出政坛，靠着汤山温泉与“陶庐浴池”积攒了一笔可观的家底。对外，他常挂一句话：“慈善为怀，不问国事。”然而在红卍字会的觥筹交错间，他与在华日本官员渐渐熟络，留下“通日方便”的标签。关东、关西两次大地震，他带着救援队伍跪拜式鞠躬；日本报纸夸他“东亚和平志士”，这一评价后来被关东军情报处迅速归档。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冲入南京。地狱的大门敞开没多久，日本方面忽然发现：想扶植地方机构，却找不到愿意出头的人。被劫后的南京，不是失声呜咽的难民，就是坐在安全区里与洋人对峙的士兵家属。终于，有人把名单递到佐方机关长桌上——“陶锡三，六旬，绅士背景，熟日语，现管红卍字会。”佐方很干脆：“带过来。”一句话，便把陶锡三推向悬崖。

1月1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挂牌，地点选在保泰街原警察厅。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叔荣，加上几个留日学生，算是凑齐班底。城里百姓背地里叫它“鬼子维持会”，却也无可奈何。自治会领到的第一份任务是“选送妇女供军慰安”。王承典、乔鸿年等人奉令闯进难民所，三天抓去三百名妇女。美国教授史迈士当场质问，其中一个打手冷冷回了句：“命令。”仅此一个词，让外籍教员再也说不出话。

有意思的是，陶锡三本人对外依旧打着“救济”旗号。他让警察烧难民棚屋，逼迫流民离开安全区，好让日军觉得城里恢复“秩序”。轿车是没收的雪佛兰，车门两旁贴红卍标记，行至街巷，人群自动散开。每当雪佛兰停在宪兵司令部门口，陶锡三拎着两坛汤山老酒，总是一脸谦恭。可在宪兵眼里，他不过是随手可丢的棋子。

元宵夜的酒席正是这样一个奉承场合。为了找新鲜禽肉，他派人在镇江连夜搜罗。席间军官称赞：“贵会长手段不凡。”酒过三巡，侍卫借口巡视转进后院，看见陶家姨太太和二女儿桂嬿，立刻露出狞笑。桂嬿惊呼：“别过来！”侍卫粗暴回骂：“吵什么！”短促对话仅几秒，屋内便传出撕裂声。陶锡三掀帘冲进去，却被刺刀指住喉头。前厅军官听完禀报，不仅不制止，反倒拍着陶的肩膀戏谑：“朋友，献礼吧。”随后命人把两名女子裹进被褥抬走。此时屋外的灯笼依旧摇曳，瑞麟路却像被冷风瞬间吹灭。

第二天，陶锡三卧床不起，口中只念两句话：“佛祖不佑，欲辞此职。”可辞职谈何容易？他上交呈文三次，用词越来越卑微：“年迈气衰，无力堪任。”佐方机关长只回复两个字：“暂缓。”对日本军来说，这枚钉子还得继续用。1月29日，日军大搜刮，陶宅被洗劫一空，包括佛堂经卷。陶锡三拿着一张士兵遗落的明信片，恳求宪兵追查，回答是：“查无此人。”屈辱与恐惧交替浸泡，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猪笼中鱼。

3月14日，他再次呈递辞呈。行文冗长，却只有一个核心：“求去。”十余日后，孙茂荣接任会长，自治委员会在日本新设“维新政府”前夕被迅速边缘化。陶锡三虽被允辞职，却被梁鸿志留下当立法委员。他已无力拒绝，只能签字就职。

抗战结束，汉奸法庭排队开庭。陶锡三在1946年被判八年徒刑；家产没收，“陶庐浴池”被国府征为汤山官邸。有人在狱中问他：“后悔否？”他闭目摇头，低声道：“命也。”1948年4月刑满，同年6月病死南京。消息传出，人们只是淡淡议论几句：这老头，终归是躲不过自己的账本。

值得一提的是，红卍字会并非全然污浊。副会长张南梧曾凭一道日本宪兵署条子，暗中护送伤兵出难民区，又指挥清尸队埋葬尸体。可善行被告密后，他连夜逃出南京。善恶并存的组织，折射的是当时社会最复杂的人性剪影。

至此，南京城那段血与火留下的教训分外清晰：与侵略者同桌吃肉的人，永远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哪怕一时得势，也难逃沦为祭品的结局。被贪欲与恐惧驱动的汉奸终将付出代价，陶锡三的遭遇只是众多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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