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王海容到中南海做客，一见江青直接喊了句：三奶奶

1950年初，北京依旧飘着碎雪，故宫屋脊覆着薄霜，中南海里却是一派忙碌。就在这样一个清晨，17岁的王海容跟着外祖父王季范第一次跨进新华门。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心因为紧张微微出汗，却仍抬头打量那座传说中的红墙黄瓦。

卫兵登记之后，步行不过几十米，眼前的丰泽园已现雏形。王季范脚步稳健，偶尔回头提醒：“别东张西望。”王海容却早把话抛到耳后——她想弄清楚，这里究竟与外祖父的小庄园有何不同。

推门入颐年堂，木地板被擦得发亮，空气中混着木头与煤炉的味道。毛泽东站在窗边，正同二十来岁的李敏说话。见外祖父来，他放下烟斗，笑着迎过来。王海容暗暗记牢祖父教的称谓，脆声行礼：“主席公公好！”那句老长沙味的“公公”，把屋里气氛一下子点燃，众人笑声四起。

毛泽东摆手示意她坐，随口问：“记得你写过信，要篮球？”少女点点头，小声回答：“苹果倒收到了。”一句话憨直得很，惹得李敏直接捂嘴。毛泽东仰头大笑：“忙得疏忽，下次补给你。”

短短几句，紧张感荡然无存。茶刚端上来，门外又进来三位：江青、李讷，以及工作人员。江青一身深灰呢子大衣，神情冷淡。王海容根据祖父事先打的“草稿”，立刻甜甜开口：“三奶奶！”语调拖得很长。

“奶奶”？这声称呼把屋里气氛再次推高。江青先是一愣，旋即扬眉，似笑非笑。她只回了句：“叫我江青同志就好。”声音并不尖刻，却透着拒绝。王海容察觉不妥，轻轻咬唇，不再作声。毛泽东注意到女儿们憋笑的表情，略带调侃地说：“小孩子不懂规矩，别计较。”江青没再追问，但之后很少有人再当面喊她“三奶奶”。

这一幕在王海容脑海里停格般定住。多年后她回忆，最尴尬的并非自家糊涂，而是那无法判断对方心思的几秒空白。从长沙到北京，最需要学会的，正是这种场合的拿捏。

时间往前推九年。1941年，父亲王德恒在上海街头被特务子弹击中牺牲，那天夜色深沉，三岁的王海容正躺在床边的草席上。父亲照片以后被摆在祖屋堂前，每逢清明，王季范总要带着孙女点香敬酒。她不明白死亡，只记得祖父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你爹是为民族出血。”

王德恒是毛泽东的堂侄，这层血亲让王海容与中南海天然有一条隐秘纽带。长沙念书时，她身边的玩伴叫胡桂香——租佃人家的姑娘，脚上常年打绷带。两人冬天一起下河捡柴，夏天在稻田抓泥鳅，饥饿与贫寒让她们无所畏惧。王海容后来进大机关，仍保留蹲地吃玉米的习惯，自己归因于“胡姐姐”带出的朴素劲儿。

抗战胜利后，小学毕业的王海容被接到长沙省立女中。1950年外祖父北上参会，她才有机会同行。那趟湘黔线颠簸三天两夜，硬座车厢挤满复员军人和挑担商贩。有人认出王季范身份，热情递茶；更多人只顾打盹。火车每过一座桥梁，铁轮与枕木发出尖锐碰撞，像提醒这位少女：时代已换了天。

北京的第一程短暂却关键。回长沙后，王海容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早饭后的头一小时必须学英语。那本民国旧教材封面泛黄，她却坚持跟着无线电里断断续续的广播朗读。腊月里手指冻裂，笔迹仍尽量工整。

然而理想往往需经碰撞。1957年高考，她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名额有限，成绩只在分数线边缘。通知单没来，她整个人像泄了气。自学小组开了几次会，无人能给明确出路。王海容思索再三，跑到北京化工厂应聘徒工。

那年冬天，她穿着粗布工作服，盯着试剂瓶里冒出的白雾，暗暗较劲：“既然考试折戟，就先把手脚练硬。”两班倒，酸碱味呛鼻，她偏偏把操作规程抄写两遍贴在床头。厂里技术员感慨：“这姑娘来真的。”

不久，毛泽东得知侄孙女当了徒工，托人带话：“工作是好事，但学习不能丢。”化工厂领导被点名，不得不把王海容送去夜大学习俄语。语言天赋加上底子扎实，她一年就能和专家对谈。1960年代后期，外交部要招几位熟悉外语又出身可靠的年轻人，她顺利转入外事口。此后陪同元首出访非洲、欧洲，多次参与多边谈判。

王海容入外交部那年，朝鲜战场的硝烟已散，但她心里常惦记那位从未谋面的堂兄毛岸英。文件中出现“松骨峰”三个字，她总会停顿片刻，再继续翻页。

回到最初的中南海一见。有人说，那是一场稚气与权力的短兵相接；也有人说，不过是少女闯进政治合院的插曲。无论观感如何，王海容在那天学到的，是敬意和分寸。后来再见江青，她只是平静问候：“江青同志。”对方点头即过，再无尴尬。

岁月流转，许多参与者已作古，档案也渐解密。关于那句“三奶奶”，今天听来带着戏剧色彩，却悄悄标记了一个家族与共和国的纵深交汇：血缘、牺牲、青涩与成长都在一处凝结。人们记住王海容的外交成就，却忽略她17岁那天的轻率呼喊。倘若没有那次跌撞，或许也不会有后来那个言行从容的女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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