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之父留美5年回国，杨母担心被弃：大不了带儿去修女院避难

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最怕听到什么话？大概就是丈夫从海外学成归来，带回一个新思想，也顺便带回一个新人。旧式女子，包办婚姻，丈夫留洋五年音信渐少，这几个词凑在一起，几乎就是一出注定上演的悲剧。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就在这样的悲剧边缘徘徊了很久很久，她甚至都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找好了退路。

故事的主角，杨振宁的父亲，叫杨武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圈里，分量极重。他去美国留学，像是开了加速器，斯坦福大学别人要读好几年，他三个学期就拿下了学士学位。转头去了当时全世界数学研究最顶尖的芝加哥大学，两年硕士，两年博士，速度快得让人咋舌。

他的回归，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大事，好几所大学抢着要他。这样一个天之骄子，一个浑身散发着新知识光芒的博士，他身后，还站着一个裹着小脚、没什么文化的结发妻子。五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也足以摧毁一段婚姻。罗孟华心里的那份忐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那个时代无数被抛弃的原配夫人，用眼泪写下的血淋淋的教训。

强悍的准备

罗孟华是个旧式女子，但骨子里却一点都不柔弱。丈夫杨武之是家里唯一的男丁，1923年要去美国留学时，他们的儿子杨振宁才十个月大。去码头送别时，一家三口拍了张合影，照片上的罗孟华，眼神凝重，嘴角紧抿，仿佛已经预感到未来五年的漫长与未知。

这五年里，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支撑着家庭。听着周围邻里街坊谈论着，谁家的留洋丈夫回来就闹着要离婚，嫌弃家里的妻子没文化，跟不上时代。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罗孟华的心上。她爱杨武之，但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的性格刚烈，绝不是那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

她心里盘算好了，如果丈夫回国后真的变了心，娶了时髦的新式女性，她也不纠缠。

> “大不了带着儿子去天主教修女院避难，而且要先和修女说好，自己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这句话，不是一个弱者的哀鸣，而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在绝境中为自己和孩子寻找的最后一点尊严。她想的不是依附，而是如何靠自己，把儿子养大成人。这种决绝和清醒，远比当时许多只会哭泣的女性要强大得多。

无声的承诺

罗孟华在家里日夜忧心，远在美国的杨武之，真的是那种薄情寡义的男人吗？其实，从一些细节里，就能看出他的为人。杨武之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数学家狄克森，能被这样的大师看中，除了才华，品行也必然不差。他骨子里，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很重。

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欣赏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胡适也是大学问家，他的妻子江冬秀同样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旧式女子。但两人相守一生，感情很好。杨武之曾当面对胡适说过一番话，这番话，或许也是他对自己内心的约束和承诺。

> “你们夫妻始终如一，感情很好，情同手足，我很赞同。”

一句“我很赞同”，道尽了他的人生观和婚姻观。他欣赏的，不是表面的郎才女貌，而是那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在他看来，这才是夫妻的根本。当他在学术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份责任感，从未动摇。他是华罗庚的引路人，华罗庚亲口承认。

> “是杨武之教授，引我走上了数论道路。”

一个能如此提携后辈、甘为人梯的人，一个将爱国视为己任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抛弃那个为他操持家庭、抚育幼子的妻子呢？罗孟华的担忧，源于时代的不安，而杨武之的坚守，则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品格。

迟到的团聚

1928年，杨武之学成归国。在回到上海之前，一封电报先抵达了家中。电报的内容很简单，让罗孟华带着儿子，来上海码头接他。这封电报，像一道光，瞬间驱散了罗孟华心中积压了五年的阴霾。她立刻带着杨振宁，赶往上海。

当轮船靠岸，那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出现在舷梯上时，罗孟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没有看到丈夫身边有任何新式女伴，看到的，只是丈夫寻找她们母子的急切目光。五年来的所有委屈、恐惧、猜测，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了决堤的泪水。她抱着丈夫，失声痛哭。

杨武之没有嫌弃她没文化，更没有提什么新思想旧思想的隔阂。他回来了，回到了这个家，回到了她和儿子的身边。这之后的岁月，他们真正做到了相濡以沫。杨武之晚年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无法继续教书，都是罗孟华在家中悉心照料。

后来，罗孟华在1985年被诊断出重病，杨振宁将母亲接到香港，接受更好的治疗。两年后，91岁的罗孟华在香港逝世。她和丈夫杨武之，最终合葬在了一起，永远地相守。

这不仅仅是一个名人父母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人心的选择。有的人选择了追逐新潮，抛弃过去，而有的人，像杨武之，选择了信守承诺，承担责任。

罗孟华的刚烈和准备，是她的底气。而杨武之的回归和坚守，则是那个时代里，一份极其珍贵的善良和人品。他们的爱情，没有那么多花前月下，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证明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情同手足，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