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长城学案诸说简介 九

西北长城

学案诸说简介

（宁夏）周兴华

九

清代史料说清朝修筑利用长城

（宁夏）周兴华

清代大一统，满族入主中原，长城内外皆属清朝疆域。康熙三十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 “古北口一带边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回答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挡，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帮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古北、喜峰口一带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康熙东巡渤海时还赋诗说：“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康熙的这段话和他的诗，成了学术界以之作为清代不修长城的证据。清朝不修長城似乎是學術界的共识。

但查阅史料記載，以上记载仅是康熙对古北口总兵的一种说法和宣传。因为在事实上，康熙皇帝照修长城无误。清朝不但依然修筑长城，而且还将长城的功能作用推而广之。

清代修筑界址长城

长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和谐相处的分界线。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曾在西北甘、宁地区修筑长城。当时修筑长城，清朝是以之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不骚扰的分界线。《甘肃新通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总督佛论题请丈量，应修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四十一年，黄河犯涨，冲外边墙三百一十八丈。按年修筑。”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甘肃总督对今甘肃、宁夏境內的长城进行维修的提请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長城修筑才得以進行，仅康熙年间就曾兩次修繕甘、宁长城。只是此时此地所修的长城並非用於軍事防御目的，而是將其用於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互不骚扰的分界线了，長城的功能已从军事作用演变为农耕民族和遊牧民族和睦相处的界碑了。现在沿宁夏、甘肃境内河西走廊古长城遗址考察还可以看见一些清代设置的界碑，碑文约定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以长城为标志，不得越界放牧、采樵。

长城是农耕经济和遊牧经济区域经济的区划界址。历史上，贺兰山长城是遊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经济区划界址。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经侍郞喇、提督孙率同蒙古部落协商，“自中卫边墙起至石嘴子沿河一带止”的黄河北岸、西岸地区，经清王朝圣旨裁定：“由贺兰山之阴六十里以内为内地，给民人樵采放牧；六十里以外为夷地，蒙古插帐驻牧。夷、汉各守定制，彼此不得越界侵占。”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厄鲁特额附阿宝请定边界，经理藩院咨川陕部堂尹后发布公告：“照依康熙二十五年题定界址，踏看定议，详复咨部，重申前禁。口内民人不得出边六十里外樵采放牧；蒙古不得在近边六十里内驻牧。至今夷、汉遵守，边境宁谧。”

长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和谐关系的缓冲地带。以宁夏西长城内外民族关系为例，清代《中卫县志》说，长城“内外一家，民人樵牧，至出边六十里，山泽之利，与蒙古共之。”农耕民族的“驼、羊、牛、马寄牧边外，夷达或包揽保牧，类给钱文粮食；而蒙古游牧，亦时至近边六十里内，衅隙不生。出入口隘，虽驰稽查之防，而边境安帖，从古莫及也。”在这里，长城已成为区分长城内外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差异的历史标志，它提示长城内外的民族，“各守定界，勿相侵越”，自我规范，互相尊重，和谐相处。

长城关隘是牧区产品与农区产品的商贸通道。以历史中卫为例，中卫长城既是塞防关隘，也是长城内外民族的“互市”场所。据明《实录》，今中卫城北长城关隘是明朝皇帝批准的长城内外民族的 “互市”场所。直到清代，长城内外民族在此地的 “互市”已成习惯。清代《中卫县志》载：黄河北岸“边墙口隘二十九处，夷达入城市交易食物，各带该管蒙古所给腰牌，至边口城门查验，听其入内地交易。”“夷人入城，汉民入夷，彼此交易，熟悉者往来便利，素鲜争竞。”

清代修筑军用长城

清朝在甘、宁地区修筑长城并非特例。嘉庆同治年间，清朝还在中南地区修筑过长城。清朝这时所修筑的长城，是以之作为打击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军事壁垒。嘉庆年间，清政府为了消灭湖北省荆襄地区爆发的白莲教反清起义，在陕西安康、湖北十堰地区的崇山峻岭上修筑了数百里的长城。（《清史稿·额勒登保传》、《清史稿·陆有仁传》）。为了对付湘黔川三省边境苗族人民的起义，清政府在湘黔边境的凤凰、乾州、永绥、古丈、保靖五厅县大修边墙（《乾州厅志》）。同治年间，清政府为了消灭捻军，在山西吉县黄河东岸的壶口附近修筑了大宁县至乡宁县100多公里的长城（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王安定《湘军记》《平捻篇》）。

《湘军记》

《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