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土匪出狱后举报72岁老汉：他害死了5名解放军高级干部

1968年1月10日上午八点，围场县南山公社的积雪刚被社员们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气温低得让人说话都冒白气。齐达榜拉着空车路过晒场时，被民兵拦下盘问——这名新近释放的劳改犯总是出现在奇怪的时辰，大家对他心里没底。齐达榜嘴上随意敷衍，脚下却在打颤，他清楚，自己再不开口，麻烦会越来越大。

黄昏时分，县里来了两名调查员。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煤油灯，齐达榜盯着灯芯，喉结滚动。他终于低声说：“任芳伍还活着，就在咱公社。”短短一句话，把空气冻住了。有意思的是，齐达榜并没主动邀功，他更像是怕迟说一句就会要命。

任芳伍三个字，一些上了年纪的区干部并不陌生。档案柜里那份“冀察热辽边匪案”曾被盖上尘封的编号，案卷第一页写着：1947年柴胡栏子伏击，5名师团级干部牺牲。调查员立刻意识到，这起二十年前的血债也许就要浮出水面。

调查小组连夜摸排。南山公社最偏僻的窑洞外，常能看见一个背着柴禾的老汉。七十二岁的“任老栓”少言寡语，据说年轻时从东北逃荒来到此地，落户多年。村民觉得他老实能干，从没人深入追问他的过去。调查员蹲守三天，发现这位老汉右肩旧伤严重，下山时仍习惯性把枪托当拐杖的姿势——细节往往比证词更有说服力。

现场拘捕时，那位老汉手里的烟锅还冒着青烟。他沉默片刻，淡淡地说了一句：“走吧，我知道躲不过去。”这句短短的话，道尽了残存匪首的心态：不是悔悟，而是看透。

案件回到源头，要追溯到1947年5月。那年春末，冀察热辽军区派十三名干部赴林西商讨夏季攻势，会议结束后取道柴胡栏子村宿营。村庄坐落在丘陵洼地，自卫力量薄弱，外界普遍以为匪患已被肃清。实际上，任芳伍率领的上千名残匪刚和国民党93军失散，亟须一场血腥投名状。

午夜时分，村口站岗的两名通信员听见细碎马蹄声。“不对劲。”其中一人低声提醒，话音未落，四面枪火骤起。土匪分三路突入，燃烧弹先点柴垛，再封锁巷口，瞬间浓烟滚滚。五名师、旅级干部立即组织自卫，他们不曾想过能指挥成建制部队，只图把文件和战士保住。现场一位通讯参谋对身边战士说：“死守不行，突围找援兵！”语气急促却冷静。

三名战士摸黑穿越火线，硬生生冲出包围，赶到二十里外的骑兵独立营。但营长面对复杂局势犹豫再三——敌情不明，兵力悬殊，要不要压上全营？这短短的犹豫改变了结局。等骑兵踏入柴胡栏子，烈士遗体早已冰冷，屋瓦与土墙纠缠在一起。22位指战员全部牺牲，其中5位是师团级干部，重要文件已经被他们自行销毁。

伏击发生后，四野、冀热辽军区和地方公安机关联合追剿。匪众大部被歼，首恶任芳伍却无影无踪。那年秋天起，关于他落网或阵亡的消息在各地流传，却始终求证无果。直到1968年冬季，一名因为偷窃坐牢又被放出来的齐达榜，肩上的疤痕和脑海里的恐惧把那段记忆重新掀开。

审讯从身份证明、旧伤痕到暗号口令层层递进。面对卷宗，任芳伍前后狡辩不一，情绪波动明显。当问到“柴胡栏子小学校门口出现的喇叭号是谁吹的”时，他脱口回答了正确姓名，彻底撕破伪装。事实上，熟悉那支部队内部习惯用语的，只有当年伏击现场的土匪头目本人。

1969年冬，经河北省军区批准，此案进入军事法庭特别审理程序。庭审持续三天，证人七名，物证十二件，笔录厚达数十万字。有人问：“年逾古稀的人还判死刑，不是太重了吗？”法官冷静回应：“法律不止惩恶，更要昭示正义无价。”这一句，坐在旁听席的烈士家属听得清清楚楚。

1970年3月24日清晨，围场县东郊雪尚未融化。任芳伍被押上卡车。行刑场外，村民簇拥，没人喧哗。子弹击发那一刻，山谷回声短促。有人说雪花被震落，有人说风突然停了，但所有议论都没走出那片空地。

刑场西侧，一块花岗岩石碑已提前立好，上刻“柴胡栏子英烈名录”，每一个名字后面跟着生年、牺牲日。执行完毕，士兵把卷宗封存归档，十几个箱子被送往省档案馆。文件封条只写着一句话：案结，事了，人心安。

匪首伏法的消息传到柴胡栏子，老乡们默默在村口烧了一锅热面，先盛给老兵的娘，再舀给其他家属。没有口号，也没有锣鼓，只有灶火里噼啪作响的枯枝。有人喃喃：“欠下的血，终究一滴不少还了。”

历史记录合上，却没有被遗忘。后来，南山公社修水渠时，一位青年听说过此事，随口问老社员：“那么多年了，还值得记吗？”老人把锄头插进土里，只回了简短三个字：“值得，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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