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王进喜：探讨律师规模须正视两个问题

以下文章来源于海上法学院，作者王进喜

王进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海上法学院”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上海法治报》2025年10月22日B3版“学者评论”，原标题为《探讨律师是否过剩必须正视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25年10月22日

近几年，中国律师业陷入了全行业焦虑，有人将2023年律师行业的年度关键词归结为“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行业遭遇的第一次全行业性危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境况，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律师从业者是否已过剩？何兵教授基于美日两国律师制度发展的经验，认为一味扩大律师规模，放任其快速增长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严控律师数量增长，以避免中国成为美国那样久被诟病的“诉讼大国”。

然而，评价一国律师人数的多寡，很难有单一、普适且绝对的指标。在衡量律师规模时，不能脱离该国的具体国情。1902年，就有美国人担心新律师供应超过了社会需求：“年复一年，各法学院产出越来越多的新律师，甚至远远超出了这个好讼社会的需求。”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律师人数不过11万人左右，而如今美国的律师人数已达130万，盖因美国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法律和法律服务需求，从而容纳更多的律师人口。有人曾指出，大部分国际商法律师事务所或起源于美国，或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全球法律市场受到美国治外法权的影响，而正是美国创造了这样的需求，几乎在全球任何地方都需要关于美国法律的咨询。即便如此，美国仍有诸多的法律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存在所谓的诉诸司法（access to justice）问题。

法社会学家对法律服务供求关系的分析表明，决定一国律师数量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的活跃程度。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交易活跃，对诉讼和非诉法律服务的需求必然增长，律师数量就会攀升；反之，增速则会趋缓。二战后美国律师数量的激增都发生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上世纪50年代，美国律师数量从1945年的20万人增至1955年的25万人；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1980年律师增长率甚至达到15.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2020年开始，美国律师人数呈现前所未有的下降，2022年增长率为-0.1%。尽管负增长率幅度不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的经济状况。

就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律师人数的快速增长，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前中国律师行业发展面临着不少困难，可以说遭遇双重夹击。一方面，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法律服务需求自然难以避免经济负传导，委托人付费能力下降，律师行业整体营收也会滑坡；另一方面，国内法律服务市场缺乏有效规制，法律咨询公司、法律科技公司等主体在法律服务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扩大，人工智能对律师行业基本盘冲击潜力巨大。律师行业固守传统，在转型过程中存在法律障碍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对律师行业而言，仍具备长期向好因素。例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为律师行业带来新的法律服务机遇；涉外法治发展，也必然催生前所未有的法律服务需求。

不过，在探讨我国律师人数多寡之际，必须正视两个问题。无论当前中国律师人数是否过多，这两个问题对法律服务市场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其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现状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影响。我国目前开设法学专业的本科高校数量超过600所，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规模每年超过10万人。而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似乎处于两个世界，二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实务界的需求很难反馈到法学教育中。低质量、高产出的法学教育管理模式必然会加剧律师行业的内卷，降低法治建设质量。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加强中央依法治国办对法学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加强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因此，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研究，将实务需求反馈到法学教育中，真正畅通“办学条件不足、师资水平持续低下、教育质量较差的院校”的有序退出机制。

其二，要依法治理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当前，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乱象。尽管司法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近期在全国开展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项行动，但是要保持法律服务市场的长期有序，必须有法可依。建议有关部门迅速起草《法律服务市场统一监管法》，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下设法律服务委员会，统筹协调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和服务领域划分等问题，确保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