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功德林战犯所，有5位国军高级将领被枪毙，他们都是谁

1950年初春，北京西直门外的寒风仍在刺骨。沿着碎石铺就的小路一路向北，一道砖砌高墙忽然闯入视线——旧日庙宇功德林，已摇身变为中央公安部直属的战犯管理所。就在同一年，这里对五名国军高阶军官执行了枪决，他们的姓名随后在管理所档案室厚厚的卷宗中永远封存。

新中国成立后，被俘或被捕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多达数万，身份错综，背景各异。公安部为避免混乱，专门制定了“将校级以上军官、省厅级官员及特务处站长按战犯处理”的政策，罗瑞卿、孔原、徐冰等人组建了处理战犯专案小组，随后在北京、抚顺、济南等地设立六所管理机构。功德林由于地处首都，专收曾握重兵、态度顽固的要员，警戒等级自然最高。

管理所不单靠铁门锁链维系秩序，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同样是重头戏。课堂里，《土地法大纲》和《共同纲领》被逐段讲解；农田里，卸下军衔的前将军们学着挥锄。多数人慢慢松动，比如杜聿明、王耀武甚至主动请求阅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然而，总有人拒绝交出昔日立场。1950年至1951年，被认定为“死不悔改”的恰有五人。

第一人杨清海。此人十九岁起便打杂当兵，抗战期间曾投奔东北抗联第七军，论履历并不差。可1945年进入依兰县城防部队后，他沉迷赌场，受土匪谢文东和赌坊老板辛家父女左右，最终接受国民党委任，率部叛逃，还残杀三名我军干部。1950年春，他在长春郊区被农民告发。“我没输过仗，只是没跟对人！”押往功德林途中他低声嘟囔，如同自我辩解。一个月后，军法处批复死刑执行。

第二人陆荫楫，贵州老黔军，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白崇禧是同窗。抗战中，他坐镇第五战区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曾在襄东一带硬拼日军，名声一度不错。可内战爆发后，为取悦蒋介石，他下令血洗洪湖、孝感等地地下党组织，手段凶残。镇反开始，他在汉口被捕，移送北京。改造期间，多次写信给管教“要求同蒋总统恢复联络”，态度僵硬，1951年初被批准执行枪决。

第三人邓子超，黄埔一期老学员。当年在广州读书时曾秘密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后临阵倒戈，此后参加多次“围剿”，赣东北、湘赣边留下深重血债。押入功德林后，他不断散布“政治必有风向”的论调，试图策动集体沉默拒学。有管教劝他放下执念，他冷哼一句：“胜者未必永胜！”此话传到专案小组，死刑批复很快到来。

第四人张国勋，独眼中将。抗战时他在徐州前线失去右眼，被誉为“独眼骁将”。胜利后投身军统，跟随毛人凤在华东布置特工网，专做暗杀。1949年底，他留下来充当潜伏骨干，化名开布店。“只要老总一声令下，我随时点火。”邻居听见他夜半酒后吹嘘，随后举报。落网后，他拒绝填写个人罪行登记表，连署名都不肯写。1951年三月，宣判完毕当场押赴刑场。

第五人张卓，同为黔系出身，曾留学日本，口才胜过指挥才。依仗与蒋介石的同学关系，官至陆军中将。1949年西南溃败，他躲进遵义山区，以“研究佛学”作掩护，与潜伏特务保持单线联系。被捕后，他试图将暗号写在毛巾边缘递出，被警卫识破。进入功德林后依旧拒绝学习，甚至扬言越狱。“改造是浪费口水，不如给我一颗子弹。”话音落地第三周，他如愿得到了那颗子弹。

这五起死刑案例，均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核，时间集中在1950年7月至1951年5月。流程严格：先由专案小组提出“顽固不化”报告，再经北京军管会审批，最后报国务院政务院和最高法庭签发。没有一纸公文是草率的，也不存在口头决定。司法记录至今存档国史馆，可供查阅。

有人或许疑惑：为何同为国民党将领，有人获释，有人伏法？答案并非全凭个人功过清单，而是综合战争罪行、认罪态度与社会影响。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俘虏人数万人，但他放下包袱接受再教育；而张国勋暗杀无辜，落网后仍扬言复仇，这种风险显然大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管理所并非“铁血监牢”。医务室配有军医，图书室摆满新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毛泽东选集》，每周还有电影《南征北战》放映。改造目标是让人再上社会。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走出高墙时几乎哽咽。功德林管教在门口只轻声叮嘱一句：“从前事，从今忘。”镜头落在他们背影，足够说明政策宽严相济。

反观那五人，生命止于行刑场，原因却各不相同：有的是情感驱使的倒退，有的是权力诱惑下的屠戮，有的是顽固到底的侥幸心理。放在浩大的时代背景，他们只是缩影，却提醒后来者：态度决定结局，选择重于出身。功德林高墙还在，树影斑驳，警示意味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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