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杀数十万女性，扒光衣服浑身扎针后再烧死，揭秘欧洲猎巫黑暗史

1782年，瑞士女仆安娜·果迪尔被斩首。

那一刻，欧洲因为“女巫”罪名的公开处决算是画上句号，不过旧日的伤口依然鲜明。要说这事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绝不是某个突发的疯狂决定，而是几百年里各种力量慢慢叠加、互相推波助澜的结果。把时间往前拨一拨，能看到一条脉络，从瘟疫、恐惧、信仰，到法律、印刷和私利，一点一点把普通人推到悬崖边上。

先说离安娜不远的那个转折：1779年的“磨坊主阿诺德案”。普鲁士当时的王——腓特烈大帝，给出了一个很明白的指令：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判人死刑，严禁用酷刑逼供。听起来像是人道之心，但其实更像是法律思路的渐进变化——从凭空的神判和传闻，往“证据为本”的方向拉。后来这些想法被写进了《普鲁士普通邦法》，一旦法律把审判标准往世俗和证据靠拢，旧有的猎巫流程就被钳住了，能乱抓人、用刑认罪的空间被压缩了。

再往前看，十七世纪思想圈里有人开始质疑这种做法。学者、个别开明的教士，比如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用德语讲经讲法，不想让拉丁文和神学术语把老百姓套住。他们做的事不惊天动地，但很接地气，让普通人逐渐有了辨别的能力。村子里也开始出现抵抗：有人当场挡住要点燃的柴堆，邻里有了互相掩护的行为。零星的反抗像水滴，久了也能在制度上留下裂缝。

把镜头再拉远，就是猎巫的高峰期。那段时间，告人几乎零成本——邻里小矛盾、婆媳争执、丈夫想摆脱妻子、亲戚为了自保互相揭发，都能变成致命的一击。有个事例很典型：德国有个九岁小女孩，在酷刑下胡乱指认了十五人，接着牵连出了五十八条人命。别以为这种连坐是个案，当时这种链式反应并不罕见。告发，常常就是把私人恩怨、恐惧和贪欲变成官方文件。

审讯的流程也被写进了法律和习俗里：先把人脱光，查身上的黑痣、胎记，说那是“魔鬼印”；不止一次用细针扎这些地方，真假难辨；还有沉河试验、吊刑、灌水等。吊刑往往把手臂扯脱臼，灌水就是一杯接一杯，直把人喝到半死。逼供的痛苦会让人说出任何话，那些“证据”其实是痛苦的产物，不是什么真相。很多人在审讯室里就死了，出不了广场接受所谓“公正”的审判。能被抬到火刑柱上示众的，多半已经被当场摧毁了。广场上不是庄严的司法，而是带着市集味儿的恐吓秀：小贩叫卖、孩子围着看、有人带着一家老小来当旁观者，家属有时站在一边，哭也哭不动审判机器。

印刷术在这件事上推了把大忙。1486年那本《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出，就像把猎巫写成了一套操作手册：怎么识别，怎么审讯，怎么处刑。书一印，观念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地方性的迫害有了“范本”，别人照着抄，连一些荒唐的程序都被正当化了。信息传播让恐惧扩散得更快，仇恨变成了可以搬到街上执行的规则。

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更早的黑死病年代。十四世纪那场瘟疫把欧洲翻了个底朝天，估计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没了，大约两千五百万。田地荒芜、粮食短缺、社会秩序被撕裂，人们在恐慌里寻找替罪羊。最初攻击的是犹太人，后来在驱逐和镇压之后，目标又变成了更容易孤立的群体——多是妇女。在动荡里，教会的权威受质疑，教会和世俗掌权者都有维稳的需要，有时把责任转移给“女巫”，既能转移民众怒气，也有机会收拾利益。

说到利益交换，别忘了一个现实：很多被控者的财产会被没收。尤其是那些独立的寡妇，有些积攒了点家底，但没有男性保护，成了优先被盯上的对象。社会和法律把女性摆在弱势，教育机会少，经济独立有限，婚姻里也不占便宜，一旦被指控，辩护资源几乎没有。

再回到法庭那一幕，别以为所有人都是凭信仰出手。有人是出于害怕被牵连，有人是嫉妒、还有人把揭发当成捞取他人财产的捷径。法庭上所谓的“证据”很多是被逼供出来的名字和村里流言。公开处决被当成一种震慑，用以维稳。这时候的司法，已经夹杂了太多私心和群体心理。

后来的考古学和档案学给了这些陈述更多实证支持。德国的一些博物馆里出土了十七世纪的遗骸，骨头上能发现骨折和烧灼痕迹，跟当时记录的刑具、刑法细节是相吻合的。教会和地方档案里保存的被告名单、审讯笔录和没收财产的记录，也让研究者能把个案拼成整体。学界根据这些档案估算，因“女巫”被定罪致死的总数大约在三万五千到六万人之间，里面有八成五到九成是女性。真实数字还可能更高，因为很多私下的暴力根本没留下档案。

细节越多，这段历史越显得错综复杂。不是谁一念之差把一条命拿走，而是信仰、法律、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一步步把普通人逼到死亡线上。时间轴上，每一次法律变动、每一本小册子、每一次村里的告发，都是把整个体系往迫害方向推了一把。档案里有收回财产的证明，墓地里有未说明的骨折痕迹，法庭记录上有孩子在刑讯下胡乱指认的笔录——这些零碎的证据拼在一起，构成了那段黑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