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中德文化丛书·现当代德语文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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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炜，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和中德文学文化关系。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Fahrten bei geschlossener Tür“. Alfred Döblins Beschäftigung mit China und Konfuzianismus（《德布林和儒学》）、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德国历史基础教程》；译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浮士德博士》等，其中译著《浮士德博士》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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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德文化关系是东西方文化内部两种核心子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本书旨在从现当代德语文学与中国这一特定角度来揭示、阐明和佐证这一意义。

本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现当代德语文学对中国的接受”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聚焦20世纪德语文学大家德布林、布莱希特、卡夫卡等人及表现主义等文学运动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化用情况；下编“现当代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以较新的视角向读者多维度呈现现当代德语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思潮、流派、现象并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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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编 现当代德语文学对中国的接受

从《王伦三跃》看德布林对中国思想的接受

试析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布林理论著述中的中国元素

布莱希特和孔子

从《王伦三跃》看德布林儒道并重的汉学基础

从德中文学关系研究实践看“侨易学”的意义与问题

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

德布林和庄子

下编 现当代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哲学思想的演绎

不要低估这种能量——评沃尔夫新作《美狄亚·声音》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译者前言

《最后一个威英斐尔特》译本序

暴戾和沦丧的村庄——试析赫塔·米勒处女作《低地》

一部纳粹暴政的史前史——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的自传色彩和政治寓意

《浮士德博士》译者序

性别视角下的德语文学

理解的文学：西格弗里德·伦茨小传

君特·格拉斯的诗情与画意

德布林表现主义时期的三篇柏林小说浅议

德国电影与文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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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君特·格拉斯的诗情与画意

君特·格拉斯是当代德国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抗议者之一。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戏剧和政论杂文等各种样式，内容极为广泛，形式极为丰富。其中，格拉斯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铁皮鼓》为战后德语文学一举赢得世界声誉，以此为开端完成的《但泽三部曲》之二《猫与鼠》、之三《狗年月》和后续长篇小说《局麻》《比目鱼》《母鼠》《说来话长》等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天才小说家”的国际地位，1999年他又主要因此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故而，说起格拉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便会是他的中长篇小说、传记作品和以政论杂文为主体的散文类作品，而往往容易忽略这位多栖文艺家同样才华横溢的诗歌与美术创作。殊不知，格拉斯的文学之路其实肇始于诗歌，格拉斯当年首先是作为诗人出道！另外，格拉斯还是地道科班出身的雕塑家和版画家！且不说他举办的各种个人画展，仅他所有书籍的封面设计就全由其本人亲自完成！作为文学艺术的多面手，格拉斯的文艺创作具有显著的跨界特征，就拿诗歌和绘画的互动而言，常常是一诗配一画，诗画不分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缠绵，画意浓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不过，囿于篇幅，本文主要侧重勾勒格拉斯的诗歌创作轨迹，对于格拉斯的美术作品，只在其与诗歌创作发生特别关联时予以一定提及。

一、步入文坛诗当先

诗歌在君特·格拉斯的全部创作中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恒量。诗歌不仅同他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一道构成他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依然在坚持进行配画的诗歌创作，并且同样产生惊人的社会影响，同样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就所涉题材而言，同他的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一样，格拉斯诗歌创作所囊括的范围也极为广阔：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泽故乡的风土人情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环保问题、衰老和死亡问题乃至性爱问题，可谓包罗万象。而就数量而言，格拉斯诗歌作品也堪称庞大。除去单个发表以及夹带在叙事文本如《蜗牛日记》、《比目鱼》、《母鼠》、《亮出舌头》、《五十年——一份工作室报告》和《格林的词语，一份爱的宣言》中的诗作，光是独立成册的诗集格拉斯一生就出版了至少十三部之多：《风信鸡的长处》、《格莱斯德莱艾克》、《追问》、《向玛丽亚致敬》、《爱情考验》、《和索菲一起去采蘑菇》、《啊比目鱼，你的童话没有好结局》、《十一月之国》、《给不爱阅读的人的拾物》、《最后的舞蹈》、《抒情的猎物》、《愚蠢的八月》以及《昙花一现》。格拉斯几乎所有的诗集均配有他自己的绘画作品。格拉斯晚年时曾经说过，他本人最钟情于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清晰和最明了的用以质疑和审视自我的最佳写作形式。事实上，诗歌虽然带给他的外在声誉不如他的小说作品崇高，但在内部，在本质上却对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乃至安身立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1955年春，27岁的格拉斯参加南德意志斯图加特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诗歌比赛，以一首名为《梦乡百合》的诗歌一举夺得第三名。从颁奖仪式回来后，他就收到一封来自当时联邦德国最重要的作家组织——“四七社”发起人，同时也是该社精神领袖及幕后英雄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的电报，邀请他去柏林参加该社举行的会议。他的作品朗诵也引起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瓦尔特·霍勒尔（Walter Höllerer，1922—2003）的注意。1955年他们开始交好。《梦乡百合》1955年就率先登载在霍勒尔于1954年创办的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论坛之一——双月刊杂志《重点》第3期上。1956年格拉斯的第一部书——诗集《风信鸡的长处》由洛伊希特尔出版社出版。就这样，当时还只靠着洛伊希特尔出版社每月300西德马克奖学金勉强度日的格拉斯，首先是以略显生涩的青年诗人的形象步入文坛。《风信鸡的长处》，这本收录了他20世纪50年代前期所写即兴诗歌的文学处女作虽然只销售了700册，但评论界的反响却是相当不错，称赞其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地描绘日常生活的路径”。格拉斯自己则认为，该部诗集中所包含的这些他最初时期的诗歌创作可视为一种“纯粹的艺术上寻找自我的尝试”。1958年秋，格拉斯在“四七社”的一次会议上朗诵了当时尚未完成的《铁皮鼓》中的几个选段，立马震惊四座，“四七社”旋即把该社当年奖金额度为3000联邦德国马克的文学奖颁发给他。1959年，格拉斯长篇小说处女作《铁皮鼓》出版，获得世界性成功。从此，格拉斯就被视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部标杆性的巨著销量高达300万册，被翻译为二十四种语言，格拉斯也主要因此而在40年后获得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科学院的授奖词肯定格拉斯“用活泼的黑色幻想刻画被遗忘的历史面孔”，并富有远见地勇敢断言：《铁皮鼓》将会是“20世纪不朽的文学作品之一”。不过，出人意料并因此而更加有趣的却是，《铁皮鼓》这部不朽名著最初的创作灵感及其主人公雏形竟然有着一个诗歌的渊源，是出自格拉斯1952年的一个组诗构思！

二、鸿篇巨制诗为本

1952年春夏，格拉斯在法国各地游历，旅途中才思喷涌，妙笔生花，写下很多文字，其中就包括一首题为《圆柱圣徒》的较长的组诗构思，其抒情主人公为一个现代苦行僧，即所谓的待在高高的圆柱上修行的基督教圣徒。这个构思具体如下：“一个年轻人，存在主义者，正如时代潮流所规定的那样。泥瓦匠的职业。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桀骜不羁，更多出于偶然而饱读诗书，却舍得引经据典。还在富裕爆发之前，他便已对富裕感到厌倦：就爱去恶心它。因此他在他所在的（无名）小城中央砌起一根圆柱，戴上脚镣手铐站到柱子上表明立场。他的母亲一边骂他，一边用长长的杆子挑起饭盒送饭给他吃。她一次又一次劝他下来，一群理着神话发型的女孩用合唱来声援她。小城的车辆围着他的圆柱打转，朋友和对手聚拢过来，最后是黑压压向上仰望的人群。他，这个圆柱上修行的圣徒，一无所有，高高在上，鄙视凡尘，淡定地变换着两腿的重心，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视角，把一个又一个譬喻抛向世人。”但是，这个组诗却始终没有正式发表，只保留有一些片段，如下面这段依据格拉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所进行的口头朗诵而做的记录：

恶魔在这里穿梭，举止粗野拖着大包行李，

在他艰难行进遇阻之地，一栋栋房屋傻呵呵在那伫立。

不管他向何处撒尿，这些小水坑都向天空发信号。

而我呢，一座栖息着绿鸟的森林，

一个满载风趣石子的酸面包，

我，虽然是谎言，却高高立于圆柱上，

人人都看得见，

我抵得上三个壮汉

我冲着姑娘们乱颤的双乳吐唾沫，

我数着老妇所穿裙子上的侏儒，

我兜售蠹卵斑斑的地毯，

我也出示护身符去抵御风寒

还把钉子钉进你们的脑袋，

以免你们的帽子被风吹飞。

我长着一个蜜糖驼背，

所有的胡闹都去把它舔。

我是消防队，浇灭一切饥渴。

上述诗歌构思及其部分成型的这个片段中就已包含后来进入长篇小说《铁皮鼓》里的一些因子，如《铁皮鼓》主人公、三岁停止生长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又在21岁时允许自己开始有所生长，从而得以在30岁时将自己的身高由94厘米提升到123厘米，并且还另外让自己长出一个驼背来，这一情节发展的设计就明显和上述片段中的“侏儒”及“我长着一个蜜糖驼背”是吻合的。按照格拉斯本人的陈述，在他的这个诗歌构思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这个人物叫这个名字之前，最先是以在圆柱上修行的圣徒面目出现的。不过，这个构思后来没有被直接采用，个中原因，格拉斯在1980年12月4日于柏林召开的“作家画像——君特·格拉斯”文学研讨会上是这样解释的：“在我23岁时，我准备写一首较长篇幅的题为《圆柱圣徒》的组诗。这个圆柱圣徒其实就是《铁皮鼓》中人物奥斯卡·马策拉特的最早雏形。这个被拔高的人，他从高处俯视世界，与之保持距离，他不加入任何党派，只通过自身所见来反映自身，而奥斯卡·马策拉特则是另一种定位，……是一个来自低处的视角，并且同时还是以移动的状态步入这个世界的。圆柱圣徒的这个位置被证明是太过崇高了，只有变一变了。”

于是，随着圆柱被变掉，那种基于圆柱而被拔高的定位也就随之被放弃了。尽管如此，圆柱圣徒的一些决定性特征却依然得以保留下来：奥斯卡·马策拉特同社会、同包围他的世俗格格不入，他真真切切地从滚滚红尘之中升腾出来。通过他出生时就已经完成的精神发育，他获得了那个在圆柱上修行的苦行僧的一览众山小的俯瞰视野；圆柱圣徒基于其毫无掩饰的暴露地位所拥有的那种令人信服的能力在奥斯卡这里代之以可以摧毁玻璃的神奇声音；圆柱圣徒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在奥斯卡这里对应地演变为奥斯卡的恐惧感及其重返母体的渴望，而通过他的身体畸形等反常特征，他的这种孤独感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对于奥斯卡这个全知全能的人物而言，圆柱圣徒的视角反而是被扩大和延展了。

三、审视自我诗之用

在格拉斯这里，从诗歌出发去展开诗歌之外的文学样式的创作，《铁皮鼓》并非先例。早在以小说闻名于世之前，除了诗歌和雕塑，格拉斯还同时进行戏剧创作，仅在1954—1957年他就写下了四个剧本和两部独幕剧，如《恶毒厨师》《洪水》《叔叔，叔叔》等，按照格拉斯自己的说法，全都是从“事先就用对话形式写就的诗歌中扩展而来”。而就在《铁皮鼓》出版后不久，格拉斯又紧跟着于1960年发表了他的配有多幅大规格色彩阴郁炭笔画的第二部诗集《格莱斯德莱艾克》（又译作《铁轨三角》），共收录五十五首诗歌，内容小至防火墙、生鲱鱼、夫妻吵架、住房、一日三餐、儿童玩具，大到厌倦感、侵略性和死亡，或强烈关涉现实，或细微描摹具体物件，间或也夹带一点八卦趣闻，但全部事件的发生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柏林墙建成之前的柏林，这一点从诗集的标题“格莱斯德莱艾克”正好是后来介于东、西柏林之间的一个地铁站名便可看出。一方面，创作新诗不间断；另一方面，《铁皮鼓》之后的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契机和形成“要素”依然继续出自诗歌，正如作家本人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的诗歌《波兰旗》和《稻草人》也蕴含了《狗年月》的诸多雏形，诗集《和索菲一起去采蘑菇》甚至囊括了长篇小说《比目鱼》的全部主题。如此众多的非抒情性作品均生发自“抒情性要素”，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从一个侧面表明，诗歌是同格拉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刻在格拉斯骨子里的某种东西，而格拉斯对诗歌也确实有着自己十分特殊的理解。

格拉斯曾说，诗歌“始终是重新认识和考量自我的最为精细的工具”。在格拉斯看来，诗歌就其功能而言首先只是纯粹同进行创作的诗人自身发生联系，是纯粹个人的想象，是纯粹自我的对话，所以他有一定数量的诗歌，尤其是早期的诗歌，是不以与外人交流为目的的，是专为自己的灵魂而书写的，因而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懂得。如此一来，读者若想解读这类封闭晦涩的诗歌，往往也就只能有赖于格拉斯是否在其他地方，比如是否在他的绘画，或者是否在他的小说等作品中进行过相应的艺术或话语改写以及这种改写和展开的程度如何。与此相关的一个为研究界所津津乐道的例子，便是收录在格拉斯1956年发表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长处》中的《薄冰挽歌》一诗。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节：“香气包围果核 / 打开，苦味明显，/ 这果核仿佛就是全部 / 及证明：水果即罪恶。”这首诗曾长期令它的读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直到16年之后格拉斯发表《蜗牛日记》，才算最终解码。在这部1972年面世的、由三十个章节组成的散文作品的第十一章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弗兰茨说：‘你喜欢烤李子吗？’——后来我砸开果核：这轻微痕迹的氢氰酸……而后布鲁诺就来了，生活也就重新开始了。”而在这同一本书的记录一个真实自杀事件的第十七章中又可以读到下述文字：“氰化钾，这种氢氰酸盐（HCN）通过胃酸释放，阻滞含铁的呼吸酶。八十个苦杏仁含有六十毫克致命剂量的氢氰酸……尸体解剖时颅腔内的苦杏仁味揭示了死因。”这里的苦杏仁比喻是对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生死磨难的诗人保尔·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的引用。如此一来，被破解的死亡指向就使得解读者有可能经由《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中所含的“死亡是罪恶的酬劳”这句话构建起一种同“罪恶”的关联了。

当然，格拉斯也有一些诗歌，尤其是中后期的一些诗歌，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的诗集《向玛丽亚致敬》《爱情考验》《比目鱼，你的童话没有好结局》等。其中，《比目鱼，你的童话没有好结局》发表于1983年，为他六年前面世的长篇小说《比目鱼》所含诗歌的汇总，作者在这里竭尽所能地用诗歌的语言去详细描绘日常生活的琐碎现实：以鱼类、蘑菇和谷物为主的各种食物，烹饪菜谱，居家建议，身体功能，甚至对作为人类终极产物的粪便也不惜笔墨，俨然一部浓缩的人类饮食文化史。

格拉斯的诗歌不仅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不乏尖锐的嘲弄和辛辣的讽刺，时不时地还会于细微平凡之中闪烁出某种深刻哲理，如收录在他的第二部诗集《格莱斯德莱艾克》中的一首题为《幸福》的诗歌：

一辆空空的公交车

风驰电掣穿过繁星高照的夜。

也许驾车的司机在一路高歌

好不幸福快乐。

在这首格拉斯篇幅最短的诗歌里，表达讽刺意味的关键词是“也许”，通过把一个没有意义的事件和一种参与这一事件的幸福感相结合，小诗透射出某种宗教哲学意味：尽管尘世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去幻想得到此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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