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濡 ：踩曲（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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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儿的那些年，我有幸被酒厂挑选为临时踩曲工。那年，我十八岁，农村人读书晚，刚刚初中毕业。我的推荐人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是酒厂制曲车间的主任，也是酒厂出了名的炒曲师傅，他姓莫，外号驴脾气。

制曲这行工艺是酒厂最原始，最笨重，最神秘，又最具有音乐感和画面感的技术活儿，现在说文雅点儿，称得上是传统工艺和现代文明巧妙结合的典范。

走进制曲车间，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十四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毛头儿小伙子，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被招来踩曲的。并且，我也才知道，制曲车间里根本没有什么车，也没有女人，只有二十四个男人组成的笨拙的人工劳动，其中，送料工两人，上料工一人，炒曲师傅两人，装曲工两人，踩曲工十五人，晾曲工两人。需要说明的是，制曲车间只有两个炒曲师傅，因资格老，又因炒曲时温度高，消耗的体力比较大，他俩上班时可以轮换休息。其余工种都是一杆子插到底，若没有特殊情况，上班时间一般没有休息，最忙乎的当然要数踩曲工。

上模，踩模，下模，翻板是踩曲工的工作标配。上班后，只听到回应“吼”的“哈啊”声，和脚板子踩在曲模上或水泥地上发出的啪啪啪的皮肉声。暗褐色的曲泥在脚板子底下的曲模中伴着人体的压力浸润着，舒展着，由散而连，由生变“熟”，最终被踩成了一个活性的整体。那时，我们每周只踩一次曲，都是晚上，都是在灯光下，其余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厂里其它部门做杂工。

不得不承认，踩曲最看重的是时令。每年五月端午节过后才开始踩曲，具体时间由厂部根据用曲进展情况临时决定，一般都是事先通知，晚上大家在厂职工食堂饭厅集合。一人发一个半斤重泡呼呼的老酵馒头，一碗粉条汤，有时里面还会漂出几星星薄薄的肉片儿。大家吃饱喝足之后小跑步进入澡堂洗澡，洗完澡赶紧换上工作服，再赤着脚顺着水泥路小跑步进入车间，然后，在门后铺在地上的旧麻袋上擦拭几下脚底的灰尘，最后进入各自的岗位。

在我的记忆中，踩曲车间是由好几间连在一起的青砖黑瓦的高房子组成，水泥地面，大窗子，大门框，前后通风，靠着门口有一个灶台，灶台中央固定着一口往外倾斜的大锅，这就是酒厂出酒的技术核心所在——炒曲台。炒曲台的灶门和烟囱都在屋外，有两个专门的锅炉工看管，不属于踩曲车间的编制。从里面看，车间的墙和灶台完全连在一起，只是往外凸出了一个小小的台面。每次开工前，我表叔把手中能装两斤多茶水里面满是黑乎乎茶垢的搪瓷缸往台子上一放，总爱背靠着灶台咧开嘴巴，露出发黑的牙齿，用嘶哑的声音给大家来上几句开场白：大家都听好啰，啊，踩曲踩曲，不踩不曲。耳要聪，眼要尖，手要快。“吼”——推，“哈啊”——翻......

我表叔边说边绘声绘色地做着“推和翻”的动作。大家立即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挺起腰板儿，齐声回应：耳要聪，眼要尖，手要快。“吼”——推，“哈啊”——翻.....

这是行话，也是踩曲工作的口诀或流程，外行人听后一般都是云里雾里，若听天书，只有内行人才能心领神会，感悟至深。

很快，随着一声“闯呦——”音落，两个脖子上搭着白色毛巾的送料工各人推着一辆装满曲料的木制板车相继进入车间。

表叔不紧不慢地系上麻袋片子做成的围腰子，然后用手摸了摸炒锅的温度，感觉可以了，就高声喊：各就各位——开始——上料——

上料工赶紧用木锨把曲料从板车上送进炒锅。表叔挽挽袖子，叉开腿脚，把双手插入锅中曲料里面上下翻炒，曲料伴着表叔的手动在锅中花样飘飞，整个车间烟雾袅袅，开始漂浮着浓浓的曲香味儿。下游的装料工和我们踩曲工，以及后面的晾晒工见此情景马上绷紧神经，如临大敌，自觉进入高度的“战备状态”。

炒好一锅曲料，验好温湿度，表叔就用刮子把锅里热气腾腾的曲料刮出炒锅。两个装曲工赶紧趁热把曲料装进楸木做成的长方形的模子中。然后“吼”地一声，把装满曲料的模子沿水泥地面往右使劲儿一推。右边排在最前面的踩曲工听到“吼”声后，一步登上模子开始赤脚踩曲，等装曲工装完下一模发出又一次“吼”声的时候，先前的踩曲工从模子上退下，弯腰“哈啊”一声用手把踩罢的模子翻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赶紧上前一步踩上模子开始踩模子的另一面。这样从左到右流水线作业，顺次往下推。一模曲料经过十五个人正反两面反复踩踏，曲料由散变粘，被踩踏得油光发亮，直至第十五个人踩毕翻板，曲模和曲料自然分离，才算结束，进入下一个晾曲层序。

当时谁也记不清装曲工一个晚上会“吼”出多少次，更记不清十五个踩曲工一个晚上会“哈啊”出多少次，这一切就像一个迷人的神话故事，在“吼”和“哈啊”的提醒和喊叫中，经千万次用心，用脚，用力踩踏，曲料从毛坯渐渐成熟为曲泥，经发酵和自然晾晒，最后成为酒曲，完成了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的转变。

时间很快就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年头。酒厂的老厂长在出差途中不幸病逝。县里从政府办公室临时下派来一位新厂长，名叫蒋鼎新。蒋厂长戴着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开会讲话一套一套的，听起来很有水平，也很有大局意识，但在生产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新官伊始，总会别出心裁，弄出些新花样儿，蒋厂长提出了“产量翻翻”的口号。按理说，这个口号没毛病，照着这个口号往下走，应该首先考虑扩大蒸酒窑子和销售市场，再增加制曲量，而这位蒋厂长“杀猪杀尾巴”当时不知咋想的，也许是急功近利，也许是便于推算和账面上数字好看，他居然在没有扩大蒸酒窑子和销售市场的情况下，下达指令盲目增加制曲量，来了个“悬空倒挂”。于是，我们从一周踩一次曲，增加到一周踩两次曲，甚至三次。并且，蒋厂长还为我们车间重新定做了一批崭新的曲模子。我表叔对这种明显本末倒置的安排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并带有抵住情绪，当他看到工人们搬来一大堆新模子的时候眼睛都气绿了，他拿起一个新模子掂了掂，随手像扔烂茄子一样把它扔进垃圾堆，然后咧了咧嘴，露出发黑的牙齿，愤愤地说：水货！这东西咋能用？一踩就炸！扔掉，全部扔掉！

问题很快反映到经营厂长田秀生那里，田秀生是个和事佬，说话一脸笑，他知道我表叔是个驴脾气，弄不好会整出事儿来，于是他就来到制曲车间化解矛盾，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嘿嘿，老莫，算了，算了，你是个明白人，还是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将就着用吧。

将就着用？踩曲是将就的事儿吗？你看看，他们怎样在指挥生产？你再看看，他们都用了些啥木料？踩炸了咋办？扎到工人脚了咋办？产品不合格咋办？我表叔脖子一硬，连续问了几个“咋办”，根本没有妥协就范的意思。

田秀生被问得满脸通红，但还是苦口婆心地说：嘿嘿，老莫，人家才来，对厂里的工作不太熟悉，错误难免嘛。嘿嘿，再说，人家也不知道曲模子要用楸木做，情有可原嘛。

情有可原？人活在世上，每个人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嘞，难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问吗？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刚上阵，便哇哩哇啦，不可一世！没有初一，就想过初二？这样下去，整个酒厂都得喝西北风！表叔不服，犟得面红耳赤。

田秀生无奈，又怕我表叔驴脾气继续发着，惹出麻烦，弄得蒋厂长面子难堪，不好下台，只好想出了一个疏导的办法，以厂里准备改造蒸酒窑子为由，派技术人员出门考察，以此支开我表叔。我表叔虽然知道这是在玩调虎离山，但考虑到厂里的蒸酒窑子确实容量小，设备老化，确实急需要改进扩大，走出去，瞅一瞅，开开眼界，对酒厂今后的发展也许是件好事儿，于是就勉强同意了厂里的安排。

表叔走后的第二天，那批新做的曲模子就被全部投入使用，也就在那天晚上，新模子被我们十五人踩炸了一半，其中的一个被踩炸后，木楔子还扎进了工人的脚板儿，弄得鲜血淋漓。

这次事件虽然不大，但动摇了蒋厂长在酒厂工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加上这年冬天蒋厂长和酒厂年轻的女会计在办公室搞男女关系被保卫科的人逮了个正着，导致上面主管部门决定对酒厂领导班子大整顿，大换血。我表叔因为人正直和出色的技术被厂广大职工推举为代理厂长。

有人说，我表叔的这个代理厂长是明白人捡了个面南瓜。嘿嘿，不得不承认，这话说得恰切，实在！当时的酒厂被蒋鼎新一伙人弄得乌烟瘴气，工人们怨声载道，消极上班，积极谋私，偷酒的，偷曲的，迟到的，早退的，混天天的，比比皆是，生产和销售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沿。主管部门急于想出手拯救，但凭他们的作风和眼力，想在他们身边短时间内找出一个有魄力、懂技术、能吃苦，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确实很难！再加上蒋鼎新的前车之鉴，有谁还愿意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指派成了问题，被指派也成了问题，倒逼无奈，职工选举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成了有效的办法。

我表叔走马上任，制曲车间就少了一个炒曲师傅。咋办？从下往上，一级一级地倒着往前撵，选一个装曲工接替炒曲师傅，再选一个踩曲工接替装曲工。如此一来，踩曲拔了个萝卜就空出了一个坑儿。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空出的这个坑儿竟然留给了全酒厂出了名的“秀才”朱福生。

大家都疑惑，咦，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大才小用了吗？

我单独问过我表叔，朱福生从蒸酒车间调到灌装车间当主任干得好好的，干嘛要把他从灌装车间调到制曲车间来踩曲？我表叔若有所思地说：要想懂行，必须在行。我知道，表叔的心思只说出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只有由我自己去想，去悟。可让我不明白的是，踩曲不就是动动手脚、喊喊“吼”“哈啊”吗？能从中懂个啥行？

我表叔见我一脸懵逼，接着说：有福啊，你听说过没？脚踩三年曲，就能当经理。哎吆我的妈呀，这，哪儿是哪儿啊？越说越玄乎！当时我甚至怀疑表叔当了代理厂长也开始打起了官腔儿！

可接下来的事实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不得不承认，朱福生这小子不愧为“秀才”两个字儿，真有两把刷子。他到制曲车间后，首先把屋外的两个锅炉工归并到制曲车间，他说，这是变两张皮为一张皮。然后，他身体力行，把自己安排到接曲踩模的第一位，也就是十五个踩曲人当中紧挨着装曲师傅的那个人。他把我安排到踩曲的最后一个人，也就是紧挨着晾曲工的那个人。他还要求大家步调一致，喊声一致，下模，先下左脚，上模，先上右脚，翻模的时候，左手扣着曲模的左边帮子往上抬，右手搭在曲模的右边帮子往下压，顺势把“啊哈”两个字儿用快速连贯的声音喊出来，并且不能让人听出喊的是两个字儿，只能让人听出喊的是完整的一个字儿。

虽然他只是规范调整了这些小小的细节，但让人感觉到干活的时候一下子自然了许多，顺畅了许多，轻松了许多。

更让人叹服的是，朱福生还把踩出的曲砖按顺序编成了号，每天进出都有记录，从根本上杜绝了丢曲的现象。这些措施，如果放到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真的算得上是少有的改革之举。我表叔为此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朱福生，说他人年轻，爱动脑子，善于在工艺和细节上做文章，是一块酿酒的好料子。就凭这些话，我猜想，朱福生这小子，往后必受重用。

果然，这年冬，正是酒厂往外出酒的最佳季节，田秀生退居二线，任厂工会主席，朱福生被厂里破格提拔任命为经营厂长，主管供销，成为了我表叔的左膀右臂。

朱福生临走的时候，他把我喊到一旁，笑着问我：赵有福，你知道我为啥把你放在踩曲工的最后吗？我摇摇头儿，表示不知道。朱福生以一个同事的口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你天生是个“鸭子脚”，脚板儿是平的，缺乏向下的勾劲儿，这种脚最适应放在踩曲最后给曲砖打光。

嗬，还有这事儿！这么说，歪打正着，我的“鸭子脚”正好派到点子上了！赵有福啊，赵有福，你自己是“鸭子脚”，你自己咋不知道？我惊叹之后，赶紧脱下鞋子，翻起脚板儿定睛一看，呀，还真是！

我不得不服气我自己，在踩曲的最后一个岗位上，我用“鸭子脚”一踩就是十几年。这期间，我见证了我们酒厂在我表叔的带领下经过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怎样走出困境，怎样突飞猛进，怎样把产量和利润翻了好几翻的历史。这期间，我表叔从代理厂长转正为正式厂长，成为全国劳模。我也从一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后来企业改制，我表叔告老还乡。朱福生买断经营，成了酒厂的法人。

接下来，制曲车间被砍了，发酵车间也被砍了，蒸酒车间被砍得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儿，好像专供外人看的，而灌装车间却由一个发展到几个，销售科更是高歌猛进，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发展到几十个人的大团队。当时我就纳闷儿，没有制曲，看不到发酵，没有蒸酒，看不到冒烟儿，哪来的罐装？哪来的销售？哎呀，怨我一孔之见，孤陋寡闻，后来我才知道，厂里从外地花高薪请来了一个品酒师和两个勾兑师替代了我们。厂里所出的酒几乎都是从外地购回食用酒精经勾兑加工而成。

接下来的情形就像大浪淘沙，我们踩曲人被彻底清场。

那天，我从厂部办完买断手续，拿着三万块钱的买断款正准备离去，朱福生把我叫到厂长办公室对我说，有福啊，我打算把你留下来，返聘到销售科去推销酒，你看咋样？

我望着曾经非常熟悉，并且在心里非常敬佩，现在却有些陌生的朱福生，不，应该叫朱厂长，心情复杂地说，朱厂长啊，我赵有福的底细你是知道的，老实巴交，没啥能耐，前些年，多谢表叔和大家抬爱，凭着一双“鸭子脚”靠踩曲从临时工混到了正式工，现在改制了，用不上“鸭子脚”了，我最好的归宿就是像我表叔那样离开酒厂，回老家种地，图个心静。那种没有酒曲，看不到酒糟子的酒，我赵有福不会卖，也不能卖！

啥？好心当着驴肝肺！朱福生一听我的话，满脸地不高兴，他用指头儿敲了敲办公桌面，小声而严肃地说：赵有福，咋说话呢？你咋知道没有酒曲？看不到酒糟子就不叫酒了？现在是高科技时代，这叫新工艺，新工艺！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但我没有吭声儿，也不想往下说，只是默默地把那三万块钱揣进怀里，然后用手狠狠地按按，准备离去。

朱有福慢慢地喝了口茶，没有再挽留我，只是“恨铁不成钢”地用鼻子沉重地哼了一声，意思是“麻绳儿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像没听到一样，扯扯衣服，头也不回地走出厂长办公室。此刻，外面的阳光非常明媚，柔和的风吹得我非常舒服，可不知为啥我的贱眼泪竟不知不觉地涌出眼眶。我仰起头，透过滚烫的泪水，望了望不远处我曾经战斗过的踩曲车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种热火朝天的从前。

“吼”，“哈啊”——“吼”，“哈啊”——

幻觉中，那熟悉的踩曲声，此起彼伏......

作者简介

林濡，本名赵林，湖北襄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