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孩子“外包”，代替不了家长尽责

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明薇发现，家长们有不少育儿“外包”的需求：他们时间匮乏，渴望有人进入家庭承担一部分父母的工作，陪伴孩子，“德智体美各方面都要培养一下。”而像明薇这类提供陪伴式服务的大学生，正成为大城市家庭教育生态中一个悄然兴起的群体。

为孩子提供陪伴式服务的这些大学生，既不同于注重课业辅导的家教，也不同于侧重生活服务的保姆。他们因为能陪孩子做作业、读绘本、学拼音、捉迷藏、出门玩耍以及哄睡，而成为承接“外包”的陪伴师。忙于事业、无暇陪伴孩子的父母，则花钱聘用大学生陪伴自家孩子成长，这是种新现象。

表面看，这是一种多赢局面。相关大学生通过陪伴式服务获得一种兼职、一份报酬。相关家庭的孩子，在父母陪伴缺失的情况下，可得到“临时父母”的陪伴。相关家长将孩子交给大学生来陪伴，就可以安心搞个人事业。从职场角度看，陪伴孩子成长有望成为一种细分的职业，可解决部分人就业。

当“陪伴‘外包’”是供需双方自愿选择，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家长表示，“我们做父母是失职的”，这能看出为人父母的内疚与无奈。自古以来，很多事情就很难“齐美”，通俗地讲，“忙了这头，顾不上那头”，多少能理解家长。而相关大学生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家长陪伴孩子的缺失。

不过，仍然要指出，陪伴“外包”以及再好的陪伴师，也代替不了家长陪伴孩子的责任。因为父母除了给予孩子生命，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该承担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虽说家长花钱聘用大学生陪伴孩子，也算履行责任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与孩子的期待和法律规定有差距。

坦率地说，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陪伴自己成长。这种自然、朴素、基本的愿望，按说应该得到满足。因为亲子陪伴是这个世界最好的陪伴方式之一，既可以促进感情发展，也能让孩子形成良好性格，还能增强孩子安全感等。比如明薇接触过的8个孩子大多性格内向，亲子陪伴缺失或是原因之一。

从法律角度来看，《家庭教育促进法》主要明确了家庭责任。根据其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合理运用以下方式方法：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只有家长陪伴孩子，这些教育方式才能实现。

问题在于，将陪伴孩子“外包”的家长，被事业所牵绊，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即在发展事业与陪伴孩子上很难做到两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笔者以为，家长可以选择大学生来陪伴，但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让“外包”陪伴成为补充，而非扮演“主角”。

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家长很无奈、很自责，但更需要通过改变来修正自己，即在发展事业和陪伴孩子方面进行平衡和兼顾。比如事业上可以通过明确岗位分工、聘用职业经理人等方式，为自己适当“解绑”，就能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甚至不妨牺牲部分事业陪伴孩子，因为孩子才是最大“财富”。

陪伴孩子成长是家庭教育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长履行责任的重要体现。这应该成为所有家长的共识。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只有一次，家长陪伴不可“掉队”。另外，已经形成的陪伴市场，也需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