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黑老大邹显卫狱中开“后宫”,女狱警竟甘愿当情人,是谁在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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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你小子在监狱里过得比外面还风光啊！”
狱警半开玩笑半讥讽地对邹显卫说道。
在大连，黑老大邹显卫本被判死刑，却凭借金钱与人脉，在监狱里住套房、喝拉菲，甚至还有女子陪伴，日子过得如同度假。
可这看似逍遥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他的“好日子”，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他身后的大老虎就这么厉害......
在大连金州区那片弥漫着烟火气与岁月痕迹的老居民区里，邹显卫于1963年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家的日子过得普普通通，父亲每日早出晚归，在附近的机床厂里挥洒着汗水，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母亲则留在家里，操持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把那间低矮的砖瓦房收拾得井井有条。
这砖瓦房有些年头了，门口堆满了煤块和各种杂物，邻里之间挨得很近，哪家要是吵个架、拌个嘴，那声音能清晰地传进每家每户。
邹显卫这孩子，从小就对读书提不起兴趣。
课堂上，别的孩子都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听老师讲课，可他呢，总是趴在桌上，脑袋一点一点的，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老师发现后，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他要么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要么就梗着脖子顶嘴，气得老师常常把他家长请到学校，一脸无奈地诉说他的种种“劣迹”。
好不容易初中勉强读完了，邹显卫考上了当地的一所普通高中。
可这高中生活还没过半年，他就彻底没了心思。
每天早上，他背着书包，装模作样地出门，实际上却跟街上的几个混混凑到了一起。
他们一会儿跑到郊外，像个调皮蛋似的掏鸟窝，看着那惊慌失措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走，他们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一会儿又跑到菜市场附近，跟着人群瞎起哄，那嘈杂的声音里，时不时夹杂着他们兴奋的呼喊。
偶尔，他们还会把目光盯上小学生的零花钱，趁着小学生不注意，伸手就抢，然后一溜烟地跑开，留下那哇哇大哭的小学生。
高中没毕业，邹显卫就彻底辍了学，从此与那群小混混形影不离，整天四处惹是生非。
不过，他这人有个特点，为人仗义。
只要兄弟有事找他，他肯定二话不说，第一个冲上去。
有一次，邻街的混混来抢地盘，邹显卫的兄弟“猴子”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鲜血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染红了衣领。
“猴子”痛苦地呻吟着，邹显卫看到这一幕，眼睛瞬间瞪得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他四处张望，看到旁边有一根木棍，一把抄起来，怒吼着冲向对方。
他挥舞着木棍，一下又一下，一口气打倒了三个混混，然后把“猴子”紧紧地护在身后，大声喊道：“有本事冲我来！”
打架的时候，邹显卫就像一只凶猛的老虎，别人围攻他，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能顶着打。
他的身手又十分敏捷，就像一只灵活的豹子。
对方挥拳过来，他能迅速地一闪身躲开，然后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反手就给对方一拳，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时间久了，兄弟们都亲昵地叫他“虎豹”，觉得跟着他特别有安全感。
1979年，邹显卫刚满16岁。
这一年，他的发小“石头”在夜市摆了个小摊，卖着各种各样的袜子。
可没想到，有一天，几个外乡混混来到夜市，看到“石头”的小摊，眼睛里露出了贪婪的光。
他们不由分说，抢了“石头”的钱，还把“石头”打得鼻青脸肿，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还流着血。
“石头”捂着脸，哭着找到了邹显卫，向他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邹显卫一听，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他咬着牙，恶狠狠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气！”
当晚，邹显卫就带着“石头”和另外两个兄弟，在夜市附近的小巷子里埋伏起来。
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眼睛紧紧地盯着巷子口，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不一会儿，那几个外乡混混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邹显卫攥紧了拳头，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眼神里透露出一种让人害怕的凶狠。
他大声喊道：“你们凭什么抢我兄弟的钱？”
外乡混混的头头不屑地笑了笑，轻蔑地说：“小屁孩，少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打。”
邹显卫听了，二话不说，像一头猛虎一样冲了上去，跟对方打了起来。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拳脚相加，喊叫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
混乱中，邹显卫看到地上有一根断棍，他赶紧捡起来，朝着那混混头头的胳膊狠狠砸下去。
只听“咔嚓”一声，那混混头头疼得大叫起来，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胳膊当场就断了，软绵绵地垂了下来。
后来，那混混报了警。
邹显卫因为重伤他人，被警察带走了。
在法庭上，他低着头，听着法官的宣判，最终被判入狱两年。
那一刻，他的心里或许有过一丝后悔，但很快又被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给压了下去。
出狱后，邹显卫回到了金州。
家里人看着他，满脸都是担忧和无奈，劝他说：“孩子啊，找份正经工作吧，去机床厂当学徒，好好学门手艺，以后也能有个出路。”
可邹显卫根本听不进去，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根本拉不回来。
没过多久，他就又跟以前的那些混混联系上了，依旧是死性不改，继续过着那种惹是生非的生活。
有一天，邹显卫来到一家小饭馆吃饭。
饭馆里人不多，靠窗的位置坐着一对年轻情侣。
那女孩长得眉清目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邹显卫喝了点酒，看着那女孩，心里突然痒痒起来。
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伸出手，想去摸女孩的头发。
女孩吓得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体不由自主地往男友身后躲。
女孩的男友看到这一幕，立刻站了起来，像一堵墙一样挡在女孩前面，生气地说：“你干什么？放尊重点！”
邹显卫眯着眼睛，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嚣张和不屑，他大声说：“我跟这姑娘说话，有你什么事？”
说着，就推了女孩男友一把。
女孩的男友也急了，跟他扭打起来。
邹显卫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他从口袋里掏出大哥大（当时俗称“大哥大”，和后来的8848手机可不一样，这可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拨通了兄弟的电话，大声喊道：“我在向阳饭馆，有人找事，赶紧带兄弟过来！”
没过十分钟，邹显卫的五六个兄弟就匆匆赶到了。
对方看到他们来了这么多人，也不甘示弱，赶紧打电话叫人。
不一会儿，双方的人就聚齐了，在饭馆里火拼起来。
桌子被掀翻了，碗碟碎了一地，饭菜洒得到处都是。
有人被打破了头，鲜血直流，顺着脸颊滴在地上；有人被打断了胳膊，疼得直咧嘴，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事后，警察开始调查这件事。
因为这事起因是邹显卫骚扰女子，他又主动叫人火拼，影响十分恶劣，所以最终他以“流氓罪”，再次被判两年。
在监狱里，邹显卫一点儿也没有悔意，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他跟狱友们吹牛说：“我这是为兄弟出头，为自己争面子，没什么错！你们看看，我在外面多威风！”
狱友们听了，有的露出羡慕的神情，有的则默默地摇头。
出狱后，邹显卫觉得自己在监狱里“镀了金”，更有“资历”了。
他很快就召集了一群以前的兄弟，开始对金州的小店铺下手。
他们专挑那些小卖部、小饭馆、理发店，每个月月初就像一群恶狼一样上门。
一进门，他们就大摇大摆地往柜台前一坐，其中一个兄弟敲了敲柜台，大声说：“老板，这个月的保护费该交了，五百块，少一分都不行！”
有次，一家小卖部的老板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说：“我这就是小本生意，赚不了多少钱啊，能不能少交点？”
邹显卫听了，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他拿起柜台上的酱油瓶，“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酱油洒了一地，溅得到处都是。
他恶狠狠地说：“你交不交？不交我就砸了你这店！”
老板看着他那凶狠的样子，吓得浑身发抖，没办法，只能乖乖地掏了钱。
短短几年时间，邹显卫就靠敲诈勒索发了一笔横财，手里有了几万块钱。
他看着手里的钱，心里美滋滋的，想着怎么才能让这些钱变得更多。
他喜欢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觉得开歌舞厅既能赚钱，又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于是，他开始在大连市区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
终于，他看中了一个门面，赶紧租了下来，然后花钱进行了装修。
歌舞厅开业那天，邹显卫兴奋极了。
他早早地就来到了歌舞厅，指挥着兄弟们做最后的准备。
他请了所有兄弟来捧场，还请了个乐队驻唱。
门口挂上了红色的招牌，晚上亮起了五彩斑斓的彩灯，十分耀眼。
里面摆着十几张桌子，还有一个小舞台，舞台上摆放着音响设备。
邹显卫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还让人在门口放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吸引了不少人。
因为当时歌舞厅不多，“一步天”歌舞厅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每晚，歌舞厅里都坐满了人，人们喝着啤酒、饮料，听着乐队唱歌，还有人点歌送花，气氛十分热闹。
邹显卫也借着这个机会，赚取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不到一年就回本了。
然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难免会遇到同行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邹显卫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一点儿也不怕打架斗殴，也不怕得罪人。
当初他刚开“一步天”歌舞厅的时候，邻街有个叫“二柱子”的混混，看到歌舞厅生意这么好，心里十分眼红，觉得这钱太好赚了，想过来分一杯羹。
他带着两个兄弟，大摇大摆地来到歌舞厅，进门就大声说：“以后这歌舞厅的保护费得给我一半，不然我让你开不下去！”
邹显卫当时正坐在吧台后面，低着头认真地算账。
听到“二柱子”的话，他缓缓地抬起头，看了“二柱子”一眼，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屑和冷漠。
他冷冷地说：“我开我的店，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敢捣乱，我让你走不出这门。”
“二柱子”听了，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挽起袖子，就想动手。
邹显卫也不含糊，直接从吧台下面抄起一根钢管，“二柱子”看到那钢管，吓得脸色一变，赶紧转身跑了。
后来，邹显卫手头有钱了，手下的混混也多了起来，像“阿力”“小涛”这些人。
再有人来找事，就不用他亲自出面了，手下的兄弟就能处理。
凭借着人多势众，邹显卫迅速压制住了很多竞争对手。
有几家小歌舞厅因为怕他找麻烦，要么无奈地关门，要么每月乖乖地给他交保护费。
但邹显卫并不满足于此，他心里有着更大的野心。
手里有了更多资金后，他又在大连的其他区域开了几家歌舞厅，比如“夜来香”“金夜”。
每家都按照“一步天”的模式经营，还加了包厢。
一时间，他几乎把大连市区的歌舞厅行业垄断了下来。
别家想新开歌舞厅，都得先跟他打招呼，不然根本开不起来。
在那十年里，邹显卫赚得盆满钵满。
光是歌舞厅的月收入就有十几万，再加上之前敲诈勒索的钱，还有偶尔放高利贷的收入，他坐拥千万身家。
他出门开着进口轿车，那轿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十分耀眼；他穿的是名牌夹克，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十分神气；他戴的是金项链，在阳光下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走到哪里，都有人恭恭敬敬地叫他“卫哥”，他感觉自己就像大连的“土皇帝”一样，风光无限。
要知道，在90年代，大连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家当能有百万的人都不多，所以邹显卫这个名字在大连的黑道和生意场上，都十分有名气。
1992年的一个秋天，天气渐渐转凉，街上的行人都穿上了薄外套。
一阵秋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变故。
一个消息像一颗炸弹一样，传到了邹显卫的耳朵里：高氏兄弟的势力杀进了他的地盘。
高氏兄弟是两个人，大哥叫高建军，二哥叫高建明。
他们之前在大连开发区混得风生水起，靠收保护费、开赌场赚了不少钱。
他们听说邹显卫靠歌舞厅赚了很多钱，心里十分嫉妒，就像一群饿狼看到了肥美的猎物，自然是想过来黑吃黑。
他们决定先从邹显卫在西区的“夜来香”歌舞厅下手。
有天晚上，高氏兄弟带了十几个马仔，气势汹汹地来到“夜来香”歌舞厅。
他们一进门，就把音乐关了，现场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人们的议论声。
高氏兄弟的一个马仔走到老板面前，恶狠狠地说：“以后这店归我们管，每月的收入分我们七成，不然就砸了你的店！”
老板吓得脸色苍白，身体不停地颤抖，他赶紧跑到一边，拿起电话，颤抖着双手给邹显卫打电话汇报。
邹显卫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愤怒，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仿佛要把对方吞噬。
他立刻在“一步天”歌舞厅召集马仔，二十多个兄弟很快就到齐了。
他们围在邹显卫身边，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兴奋和期待。
邹显卫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根钢管，用力地敲了敲地面，大声说：“高氏兄弟想抢我们的地盘，你们说怎么办？”
兄弟们齐声喊道：“跟他们干！”
邹显卫点了点头，说：“都把家伙带上，砍刀、钢管都拿上，跟我去西区，让他们知道谁是大连的老大！”
说完，一群人分乘几辆面包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夜来香”歌舞厅。
到了地方，高氏兄弟的马仔正在门口悠闲地抽烟，他们看到邹显卫他们来了，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
邹显卫一挥手，兄弟们就像一群猛虎一样冲了上去，双方立马厮打起来。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钢管碰撞的声音、人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高氏兄弟本来以为邹显卫只是个靠歌舞厅赚钱的软蛋，没想到他不仅敢带人来，兄弟们下手还这么狠。
高建军的胳膊被砍了一刀，鲜血直流，他疼得脸色煞白，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高建明也被打得头破血流，脸上全是血，看起来十分狼狈。
原本双方打得难舍难分，邹显卫的胳膊也被高氏兄弟的马仔用钢管砸了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
他看着眼前的混战，心里明白这样打下去，一时分不出胜负，还可能让自己这边吃亏。
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他往后退了两步，腾出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AK47——这把枪是他之前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一直藏在车里，今天出门特意带在身上。
他端起枪，眼睛里透露出一种疯狂和决绝，对着高氏兄弟一伙人就是一通乱扫。
“砰砰砰”的枪声在夜里格外刺耳，仿佛是死神的召唤。
高氏兄弟的马仔没料到他会带枪，吓得四处躲闪，像一群受惊的兔子。
有人被打中腿部，倒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有人被打中胸口，当场没了动静，身体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高氏兄弟也慌了，他们顾不上手下，转身拼命地跑。
这一仗，高氏兄弟这边死伤无数，直接败北。
邹显卫的兄弟也有几个人受了轻伤，但总体来说，他们取得了胜利。
然而，出了人命，事情就变得严重了。
第二天，警察就迅速封锁了“夜来香”歌舞厅周围，开始调查这起枪击案。
警察们四处寻找线索，询问目击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很快，他们就锁定了邹显卫。
警方下了通缉令，到处张贴他的照片，四处寻找他的踪迹。
邹显卫知道待在大连迟早会被抓，他心里十分焦急，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他四处打听偷渡的渠道，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条偷渡的路，逃到了海外。
他在国外待了一年多，住的地方虽然比大连的房子宽敞，吃的也都是以前没吃过的西餐，可他总觉得不自在。
每天，他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和行人，心里十分想念大连的一切。
他想念在大连那种说一不二的感觉，走到哪里都有人捧着；他想念自己的兄弟们，想念和他们一起喝酒、打架的日子。
正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当时的国外再发达，对于邹显卫来说都没半分滋味。
一年多过去了，邹显卫通过以前的兄弟打听，知道国内的风声好像松了点，警察也没再大规模找他。
他心里开始蠢蠢欲动，想着风头应该过了。
于是，他偷偷折返回到大连，藏在一个以前没怎么来往的远房亲戚家。
他以为自己藏得很隐蔽，可他没想到，警方一直没放弃追查他。
警方通过监控和线人，很快就查到了他的藏身之处。
1994年3月的一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可邹显卫的心里却充满了恐惧。
警察突然冲进那个远房亲戚家，当时他正躺在床上睡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戴上了手铐。
他看着警察严肃的脸，心里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邹显卫知道自己犯的是命案，肯定难逃一死。
可他的求生欲很强，他不想就这么死了。
在关押期间，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突然想到，也许检举其他人可以让自己从轻发落。
于是，他赶紧找到负责案件的法官，撕下平时“重义气”的面具，一五一十地检举了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一伙江湖人物。
他把这些人的名字、住址、做过的坏事都详细地告诉了警察，还提供了不少证据。
邹显卫提供的线索，让警方十分兴奋。
他们顺着这些线索，连破几桩大案，抓了十几个犯罪嫌疑人。
法官考虑到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对他从轻发落，最终给了他一个死缓的机会，没有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邹显卫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命暂时保住了。
当然，他也没有因为被判了死缓就坐以待毙，心里还想着怎么能早点出去。
他开始在监狱里谋划起来，每天都在思考着怎么才能找到机会。
当时，邹显卫被关在瓦房店的牢房，这间牢房关的都是重犯要犯。
高墙电网，守卫极为森严，每天除了放风时间，犯人们都只能待在牢房里，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一样，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邹显卫在里头踩缝纫机踩了一段时间，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活，看着铁窗外的天空，他感觉自己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毫无生机可言。
他的心里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他想换个监狱，找机会跟外面联系，甚至想办法保外就医。
1996年，邹显卫通过牢房里一个以前认识的犯人，托关系找到了杨福玉。
杨福玉在大连有点人脉，平时靠帮人牵线搭桥，赚点好处费。
邹显卫让那个犯人带话给杨福玉，说只要能帮他联系上监狱里的人，事后给杨福玉一大笔钱。
杨福玉一听有利可图，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的光，他立刻答应了。
很快，杨福玉就帮邹显卫和大连监狱的狱长谢红军取得了联系。
两人见面那天，邹显卫心里十分紧张，但又装作很镇定的样子。
他当场就给了谢红军五千块的大红包——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谢红军看着手里的红包，眼睛都直了，他的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只要邹显卫来到他看管的大连监狱，以后邹显卫肯定还会给更多好处，那能得到的利益就更多了。
于是，他利用他的人脉，找了个借口，说瓦房店牢房人满为患，将邹显卫转移到了大连监狱。
邹显卫被关进大连监狱后，没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胸口经常疼”为由，向监狱方面请求保外就医。
谢红军收了他的钱，自然愿意帮忙。
他很快就帮邹显卫办好了手续，邹显卫心里十分得意，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一半。
邹显卫趁此机会，在外面找了个小饭馆，设宴款待谢红军和杨福玉。
饭馆里就他们三个人，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有红烧肉、清蒸鱼，还开了一瓶白酒。
三个人坐在一起，喝着酒，谈笑风生。
谢红军拍着胸脯说：“以后在监狱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一定帮你解决。”
杨福玉也笑着说：“以后有需要帮忙的随时开口，我一定尽力。”
那场面，十分热闹，仿佛他们真的是多年的好友一样。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而已，实际上他们也算是各取所需。
杨福玉因为帮邹显卫牵线认识了谢红军，两人成了一条船上的人。
之前杨福玉在监狱系统只是个普通职员，跟着谢红军后，不仅时常能拿到邹显卫给的好处，谢红军还在上级面前帮他说话。
没过多久，杨福玉就升了职。
他看着自己的新职位，心里十分满足，自然不敢再多求什么，平日里只想着好好跟着谢红军，保住眼前的好处。
而谢红军则不一样，他看着邹显卫出手阔绰，心里的贪念越来越重。
有一次，两人单独见面，谢红军端着酒杯，状似随意地说：“显卫啊，你看我这房子还是老破小，家里人多住不下，你在大连人脉广，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邹显卫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他心里想，只要能让谢红军继续帮他，这点钱不算什么。
没过几天，他就托人送了一本大连市区三室一厅的房产证给谢红军，房产证上写的是谢红军老婆的名字。
谢红军拿到房产证，笑得合不拢嘴，他拍着邹显卫的肩膀说：“显卫，以后有我在，保你在监狱里不受委屈。”
那个时候，全国的牢房掀起了一波改革潮。
改革要求监狱要实现自给自足，不能只靠财政拨款，具体就是普及犯人们去踩缝纫机、剪线头，做一些服装加工的活，用犯人的劳动产出养活牢房里的工作人员，还能给监狱创收。
这个政策下来后，谢红军愁坏了。
他看着监狱里的犯人，大多没什么技能，而且缺稳定的业务来源，要是完不成生产任务，年终考核肯定过不了关。
他整天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正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了邹显卫。
邹显卫在大连混了这么多年，开歌舞厅、搞敲诈勒索，认识不少生意上的人，手眼通天，说不定能帮监狱拉来业务。
谢红军立刻去找邹显卫，开门见山地说：“显卫，监狱现在缺服装加工的业务，你能不能帮着联系联系？只要能拉来业务，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的差事。”
邹显卫本来就不想天天踩缝纫机，一听这话立马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谢红军就以“邹显卫有管理经验”为由，给他安排了个“基建主任”的头衔。
邹显卫心里十分高兴，他知道自己终于不用再干那些体力活了。
他凭借在商场上多年摸爬滚打积累的人脉，还有以前在江湖上的影响力，很快就联系上了几家服装加工厂。
这些厂家要么是怕他以前的势力，不敢得罪他；要么是想跟他搞好关系，以后能得到一些好处。
于是，他们纷纷把加工订单交给监狱来做。
短短几个月，监狱的生产任务就超额完成。
在年终考核中，谢红军所看守的监狱还荣获了“优秀生产监狱”的称号，谢红军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他穿着崭新的制服，站在领奖台上，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有了邹显卫这个“财神爷”，谢红军天天乐呵呵的，看邹显卫的眼神都带着讨好。
他心里清楚，邹显卫能给监狱带来利益，也能给他个人带来好处，自然要把邹显卫“供”起来。
没过多久，谢红军就以“邹显卫负责业务需要安静环境”为由，给他安排了一间独立包间。
包间里有床、有桌子，还有一台小电视，比普通牢房的条件好太多。
邹显卫走进包间，看着里面的设施，心里十分满意。
他躺在床上，感觉十分舒服，仿佛自己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家里一样。
不仅如此，邹显卫的伙食也得到了特殊照顾。
每顿都能吃上六菜一汤，有鱼有肉，有时候还能加个水果，简直比外面普通上班族吃得还舒坦。
普通犯人每天只能吃咸菜配馒头，看着邹显卫的伙食，都敢怒不敢言。
他们心里十分嫉妒，但又不敢说什么，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谢红军还怕邹显卫一个人在包间里太闷，影响了心情，进而影响拉业务。
偶尔他会从家里带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晚上偷偷溜进邹显卫的包间，两人一起喝酒聊天。
他们在包间里谈笑风生，分享着彼此的心事和想法。
监狱里的狱警们看在眼里，都知道邹显卫是谢红军面前的红人，没人敢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有年轻狱警见了邹显卫，还得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邹显卫在监狱里的地位，比普通的狱警还高。
按照监狱规定，犯人亲属每月只能探望一次，每次探望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还得隔着玻璃用电话交流。
可邹显卫的老婆却不一样，自从邹显卫成了“特殊犯人”，她的探望时间从原本的有限制，变成了天天都能来。
每天早上狱警换班的时候，她就提着保温桶过来，直接走进邹显卫的独立包间，有时候一待就是一天，直到晚上狱警快下班了才走。
其他犯人不知道他们在包间里做什么，狱警们也没人敢去打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装作没看见。
不过，就算条件再好，邹显卫终究是个犯人，每天都待在同一个包间里，面对的除了谢红军就是自己老婆，时间久了难免会觉得厌倦。
有一次，谢红军又带着一瓶茅台来陪他聊天，两人喝了几杯后，邹显卫靠在椅子上，语气带着不满地说：“这日子太无聊了，好久没被人服务过了，浑身都不自在。”
谢红军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他明白邹显卫的意思。
但转念一想，只要能留住邹显卫这个“财神爷”，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第二天，谢红军通过杨福玉联系上了一个青楼女子，给了对方一笔钱，趁着中午狱警换班人多手杂的时候，把女子偷偷带进监狱，直接扔进了邹显卫的房间里。
监狱本是惩戒犯人的地方，却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在全国的监狱史上，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邹显卫看到那女子，心里十分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