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些记忆，像西北戈壁滩上的风，看似早已了无痕迹，却把沙子吹进了骨头缝里，偶尔一动，还是会隐隐作痛。
周雪梅，就是我骨头缝里的那颗沙子。
1984年，我是通讯营里一个不起眼的农村排长，她是师范学院毕业、万众瞩目的女报务员。
我以为我离她很近，近到能闻到她洗头发时淡淡的皂角香。
可最终，她还是选择站在了前途无量的参谋长身边，离我越来越远，远到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
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把一身军装换成了西装革履，把对她的念想，换成了存折上一串不断增长的数字。
我以为我已经百炼成钢，早已忘记了当年那个穿着军装、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直到多年后，她突然出现在我公司楼下，满面风霜，憔悴不堪，不由分说地在我面前，跪了下去。
那一跪，不仅跪碎了她的尊严，也跪开了尘封多年的往事，露出了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令人窒息的秘密。
01
1984年的秋天，西北的风，已经带着凛冽的寒意了。
我叫陈建军，二十二岁，是通讯营三连的排长，一个除了年轻和一腔热血，什么都没有的农村兵。
那年秋天，我们营里来了一个宝贝——大学生女兵，周雪梅。
她被分配到通讯连，当了一名报务员。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营区那块漆着红漆的宣传栏前。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还有明显折痕的军装，扎着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皮肤白得不像我们这些在戈壁滩上摸爬滚打的兵。
秋天午后的阳光，透过白杨树稀疏的叶子，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的战友张强用胳膊肘狠狠地捅了我一下，压低了声音，嘿嘿直笑。
“建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吧？别看了，这朵花，可不是咱们能摘的。”
他指了指周雪梅，“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市里专门特招进来的技术骨干。”
那个年代，大学生参军，比大熊猫还稀罕。
更别说，周雪梅的父亲还是县城重点中学的教师，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我们这群大部分都是农村出身的士兵里，简直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的身影。
在吵吵闹闹的食堂打饭时，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跑操时，在周末坐着小马扎看露天电影时。
我想跟她说话，却总是鼓不起勇气。
我一个大头兵出身的排长，去找一个大学生女报务员搭讪，怎么想，都觉得唐突和不合时宜。
直到那年冬天，一场说来就来的演习，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我带着我们排，在祁连山的一个山沟里埋伏，天寒地冻，每个人的眉毛上都挂着白霜。
傍晚时分，我们和指挥部的通讯，突然就中断了。
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一个娇小的身影，背着沉重的电台设备，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朝我们的阵地跋涉而来。
是周雪梅。
她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长长的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细密的冰霜。
“陈……陈排长，”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把背上的备用电台卸下来，“你们的电台……坏了，营里派我……我来给你们送备用的。”
那一刻，看着她被冻得通红的脸颊和清澈的眼睛，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融化了。
演习结束后，我主动找她道谢，还用我的军用水壶，给她灌了一整壶滚烫的热水。
从那以后，我们总算，算是认识了。
周雪梅性格开朗，特别爱笑，她总能把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说得妙趣横生。
我们渐渐熟悉了起来，有时候我值班，恰好她也在通讯室值班，我们就会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用营里的内部对讲机，偷偷地聊上几句。
那些信号里夹杂着“沙沙”声的对话，成了我那段灰暗军旅生涯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我天真地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一直地持续下去。
02
1985年的春天，营里来了新的参谋长——李向阳。
他三十八岁，是从人才济济的军区机关，直接下调到我们这个野战部队的。
李参谋长是个厉害角色，听说打过仗，立过功，那身笔挺的军装上，总是挂着一枚擦得锃亮的三等功勋章。
他长得高大英俊，说话条理清晰，走路带风，来部队的第一周，就把我们营区那套陈旧的训练计划，从头到脚地梳理了一遍，让营长和教导员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更关键的是，他未婚。
李参谋长对通讯工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他隔三差五，就往我们通讯连跑，名义上是检查工作，指导业务，但全营的兵都看得出来，他是冲着那朵最娇艳的花——周雪梅去的。
那天下午，我去通讯室送一份紧急文件。
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李向阳正站在周雪梅的身后，身体微微前倾，几乎是半俯身的姿势，手搭在她的椅背上，指着一份电报译码，笑着说：
“小周啊，你这个译码的速度，还是有提升空间的。来，我教你一个独门诀窍……”
周雪梅仰着头，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名为“崇拜”的光芒。
我像一尊雕像一样，僵在门口，手里的文件，沉甸甸的，几乎拿不住。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那天晚上，张强拉着我，在操场的角落里，抽着闷烟。
“建军，你别怪我说话直，不好听。”他吐出一口浓烟，叹了口气，“你跟李参谋长，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你一个月十几块钱的排长津贴，人家李参谋长是团级干部，一个月工资加补贴上百块。”
“你家是渭南农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人家呢，是从小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父亲是军区后勤部的老领导。”
“这差距，你自己心里，难道就没点数吗？”
我当然有数。
可喜欢一个人，哪里是靠算数就能算得清楚的。
我像一头不服输的犟牛，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周雪梅的视线里。
我主动帮她检修那些娇气的电台设备，我托老乡从家里给她带来最好吃的陕北红枣，周末团部放映《庐山恋》的时候，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去给她占好了最好的位置。
周雪梅对我，也很好。
她会给我带食堂里新出的大肉包子，会在我感冒的时候，偷偷塞给我几片感冒药。
可我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是一种战友之间的关心，是姐姐对弟弟一样的照顾，而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
1985年的夏天，部队为了庆祝建军节，搞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汇演。
周雪梅报名唱了一首歌，李向阳，亲自抱着一把部队文工团淘汰下来的旧吉他，上台为她伴奏。
他们一个弹，一个唱，那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
我坐在最后一排，最黑暗的角落里，只觉得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喘不过气来。
演出结束后，李向阳当着全营所有官兵的面，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淡蓝色的的确良围巾，亲手递给了周雪梅。
那是他专门坐了两个小时的军车，去县城里唯一一家百货商店买的。
周雪梅接过那条在灯光下泛着柔和光泽的围巾，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那一刻，我知道。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03
1985年的深秋，部队里评选年度优秀士兵。
我们通讯连一共只有两个名额，周雪梅凭借着她出色的业务能力和大学生身份，毫无悬念地占据了其中一个。
评选结果公布的那天下午，她特意跑到我们排的宿舍来找我。
“建军，谢谢你……谢谢你平时在工作上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我笑着，故作轻松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要还是你自己工作出色，业务能力强。”
“建军，”她犹豫了一下，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我……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跳了一拍。
“什么事？”
“李参谋长……他，他对我挺好的。”周雪梅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
“他说，等我两年服役期满了以后，可以帮我转成志愿兵，直接提干，留在部队里。”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我家里条件一般，我下面还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花销很大。我父母……他们都希望我能有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歉意。
“建军，其实……其实我知道你对我……可是，我……”
“我明白。”我打断了她，我怕她再说下去，我自己会控制不住。
我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显得轻松，而又大度。
“李参谋长是个好人，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你们……你们俩挺合适的。”
周雪梅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对不起。”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我猛地转过身，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你要幸福。”
那年冬天，李向天和周雪梅的关系，在部队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了。
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地宣布什么，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们走得很近。
1986年的春节前夕，我以母亲病重为由，申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逃一样地回到了我那个位于陕西渭南的，贫穷的小山村。
父亲看着我明显消瘦了的脸庞，和我眼底藏不住的憔悴，长长地叹了口气。
“建军，在军营里，待得不开心？”
“没有，挺好的。”我低下头，扒拉着碗里那没什么油水的饭菜。
母亲试探着问我：“建军啊，你今年都二十四了，不小了。隔壁村你王叔家的闺女秀芬，可一直都念着你呢，要不……这次回来，就把事给办了？”
“妈，我还不想这么早成家。”我“啪”地一下放下碗筷，“我要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立功提干，以后转业了，也能有个好出路！”
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是不想成家。
我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个我根本无法企及的背影，逃避那段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感情。
探亲假结束，当我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军营时，听到了一个意料之中，却依然让我心痛不已的消息。
李向阳和周雪梅，订婚了。
04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酷的刻刀。
转眼，就到了1992年。
我在部队，一干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我从排长，干到了连长，靠着在演习中不要命的拼劲，拿了两次三等功。
但我心里清楚，以我的出身和背景，连长，基本已经是我在部队里能摸到的天花板了。
那年秋天，我递交了转业申请。
离开部队前，老营长特意在军官食堂的小灶，请我吃了顿送行饭。
“建军啊，你这一走，咱们通讯营，可就少了一员能扛事的大将喽。”营长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白酒。
“以后回了地方，有什么打算啊？”
“还没想好，先回老家看看情况再说。”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对了，”营长放下酒杯，突然看着我，问了一句，“你……还记得周雪梅吗？”
我的手，猛地一抖，杯里的酒，差点就洒了出来。
“她和李向阳结婚，快八年了吧，日子过得挺不错的。李向阳争气，去年刚提了副团，她呢，也顺利转了志愿兵，提了干，现在在师部的通讯科，是个上尉了。”
营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建军啊，当年的事，我这个当营长的，其实都看在眼里。不过啊，这人跟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回事，强求不得。”
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营长，您看您说的，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早就不记得了。”
办完所有转业手续的那天下午，我在营区那条种满了白杨树的主干道上，迎面，撞上了周雪梅。
八年不见。
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只是当年的麻花辫，已经变成了利落的齐耳短发。
她穿着一身合体的军装，肩上那两杠一星的上尉军衔，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女军官的干练和韵味。
“陈……建军？”她也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喜。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办完转业手续，今天就走。”我扬了扬手里那个牛皮纸的档案袋。
“你要……走了？”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回哪儿？”
“回陕西老家。”
我们就这样站在营区的大门口，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从我们脚边吹过。
许久，还是她先开了口。
“建军，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云淡风轻，“你呢？”
“我也……挺好的。”她低下头，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向阳他对我很好，我们有个女儿，今年都六岁了。”
“那就好。”我抬起手腕，看了看那块戴了十年的军用手表，“我得走了，还要去车站赶火车。”
“建军，”在我转身的那一刻，她突然叫住了我，“以后……保重。”
“你也是。”
我背起那个沉甸甸的，装满了我十年青春的军用帆布包，没有再回头，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那扇我进出了十年的，军营大门。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
陈建军，这一切，都彻底地，翻篇了。
05
回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老家，我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父母都老了很多，背也驼了，满头的黑发，变成了花白的银丝。
村里那几间土坯房，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显得破败不堪。
弟弟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的转业安置，有三个选择：去乡镇的武装部当个干事，去县里的人武部看大门，或者，自谋职业，一次性拿两万块钱的安置费。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路。
那个年代，正是“下海”经商最热火朝天的时候。
我用那两万块钱的安置费，在县城里，租下了一个临街的小门面，开了一家“建军通讯器材店”。
主营业务，是卖当时最时髦的BP机、寻呼台、对讲机，顺便，也帮人维修一些简单的电器。
刚开始的那几个月，生意惨淡得让我怀疑人生。
我常常一个人蹲在店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金丝猴”香烟，看着街上来来往往，却从不为我停留的人群，心里发慌得厉害。
转机，出现在1993年的春天。
县里的公安局，要更新一批警用对讲机，公开招标。
我凭着在通讯营里学到的那点专业技术，和我那股不服输的拼劲，硬是熬了几个通宵，做出了一份最详尽，也最专业的方案，最终，奇迹般地拿下了这笔订单。
这一单，我净赚了五千块钱。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几年，我像一头上了发条的疯牛，不知疲倦地往前冲。
白天，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跑遍了县城周边的所有厂矿企业，推销我的产品。
晚上，我就趴在店里那张小小的桌子上，自学无线电技术和企业管理。
周末，我就坐着最慢的绿皮火车，去省城进货。
1995年，我在市里，开了第二家分店。
1997年，我正式注册成立了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建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后来拿下了摩托罗拉的代理权，再后来，又成为了诺基亚手机在本省的总代理。
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市里商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
公司里有五十多个员工，年营业额，已经突破了千万。
我在市中心最好的小区，买了房子，开上了当时老板们标配的黑色桑塔纳。
我也在家人的安排下，娶了老家那个一直等着我的姑娘——秀芬。
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话不多，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给我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开水，平淡，却也安稳。
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忘记了那段尘封的军营往事，忘记了那个在舞台上，唱着《小城故事》的，叫周雪梅的女人。
直到，2003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
那天中午，我正在公司的会议室里，给部门经理们开着周会。
我的秘书，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突然神色慌张地敲门进来。
“陈……陈总，楼下……楼下有个女的，说要找您，她没有预约，我们保安不让她上来，她就一直等在大门口，已经等了快两个小时了。”
“什么人？”
“她说……她说她姓周，是您的……老战友。”
我手里的那支派克钢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光亮的会议桌上。
会议结束后，我站在我那间宽敞明亮的，位于顶楼的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向下望去。
远远地，我就看到公司那气派的大门口，站着一个瘦弱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T恤和一条磨得起了毛边的牛仔裤，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脸上没有化任何妆，在烈日下，显得憔悴不堪。
她的手里，还拎着一个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破旧的帆布包。
她就那样，执拗地，站在那里，眼神焦急而又期盼地，盯着我们公司的大门。
是周雪梅。
可她，已经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穿着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报务员了。
岁月的风霜，在她身上，刻下了太深太深的痕迹。
我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最终，我还是坐着电梯，下了楼。
她也看到了我。
四目相对，我们之间，隔着十八年的光阴，和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往。
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瞬间就涌了出来。
“建军……”她的声音，在颤抖，带着哭腔。
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看着台阶下的她，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周雪梅往前走了两步，然后，突然“扑通”一声，在我面前，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06
我赶紧快步上前，一把将她从冰冷的水泥地上扶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快起来！”
周雪梅却死死地抓住我的袖子，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泪水混着尘土，在她憔悴的脸上划出两道狼狈的痕迹。
“建军，求你……求你救救向阳……求你了……”
周围公司的员工和过路的路人已经围了过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顾不上那么许多，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她带进了公司，直接拉进了我顶楼的办公室。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脸，压抑了许久的哭声再也控制不住，那是一种绝望到极致的，撕心裂肺的呜咽。
我给她倒了一杯温水：“先喝口水，定定神，有什么事，慢慢说。”
周雪梅接过水杯，却没有喝，那双曾经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此刻红肿不堪，她死死地盯着我，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建军，向阳……他出事了……他被纪委的人带走，关起来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怎么回事？”
“他……他两年前不是转业，去了市里的规划局当副局长嘛。”周雪梅断断续续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去年，他经手了一个新城区的开发项目，有人……有人给他送了十万块钱……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给捅了出来……纪委立案调查，说他构成受贿，要……要判刑……”
我沉默了。
官场上的这些事，我虽然没参与，但也听过不少。十万块，不多不少，但足以毁掉一个干部的前途。
“建军，我求你，你一定要帮帮我。”周雪梅突然抬起头，眼睛里燃起最后一丝希望，“我知道你现在生意做得大，人脉广，有关系，你求你帮向阳找找人，疏通疏通，哪怕……哪怕少判几年也好啊……”
她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切地说：“我们有个女儿，今年十七岁，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是她爸爸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判刑进了监狱，这孩子的一辈子……就毁了啊！”
“雪梅，”我叹了口气，不得不给她泼一盆冷水，“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不是钱和关系能解决的。”
“我知道！我知道！”她像是被我的话刺激到了，突然站起身，从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存折。
“建军，这是我们家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一共八万块钱，我全都给你！只要你能帮忙，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命运真是一个可笑的轮回。
十八年前，她是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参谋长夫人，我是个前途未卜的农村兵。
十八年后，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而她，却跪在我的面前，为了那区区十万块钱，卑微到了尘埃里。
“你先把钱收起来。”我把那个存折推了回去，“这件事，让我先托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
周雪梅的眼里，瞬间闪过一丝光亮：“真的吗？建军，你……你愿意帮我？”
“我只是说了解情况，没说一定能帮上忙。”我刻意保持着距离，提醒她，“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我动用了自己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一些人脉，去打听李向阳的案子。
得到的结果，却让我心里猛地一沉。
事情，远比周雪梅说的要严重得多。
李向阳收受的，根本就不是十万，而是五十万。
更致命的是，他经手的那个项目，因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施工方偷工减料，导致其中一栋居民楼的地基出现了严重下沉，虽然还没交付使用，但已经成了危楼，差点就酿成重大安全事故。
这种性质的案子，别说是我，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把他捞出来。
我把这个残酷的实情，约在了咖啡厅，告诉了周雪梅。
她听完后，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灵魂，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所以……他至少要被判十年以上？”她的声音轻得像耳语。
“如果没有别的意外，只会更多。”我如实说。
她的眼泪，一滴，一滴，无声地掉在面前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里，晕开一圈圈苦涩的涟漪。
“雪梅，”我看着她，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底的疑惑，“向阳拿了那么多钱，你们家的生活，为什么……”
“那些钱，我一分都没见过。”周雪梅缓缓抬起头，眼神空洞得可怕，“他跟我说，都拿去上下打点关系了，他说他要往上爬，要当更大的官。”
“我们现在住的，还是部队分的旧房子，女儿上重点高中的钱，都是我省吃俭用，从我那点工资里抠出来的。”
我明白了。
李向阳还是那个李向阳，野心勃勃，永远都想往上爬。
可惜，他走错了路，也跌得更惨。
我最终还是心软了。
看在昔日战友的情分上，也看在她那个即将高考的女儿的份上，我给了她五万块钱，让她先解燃眉之急。
她坚持要给我打一张欠条，我没有拒绝。
送走周雪梅后，我站在公司楼下，看着她那瘦弱而孤独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是释然？还是遗憾？
我说不清。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妻子秀芬正在厨房里忙碌。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饭菜都快凉了。”她探出头，笑着嗔怪了一句。
“公司临时有点事，耽搁了。”我一边换鞋，一边随口应道。
“对了，”秀芬突然从厨房走了出来，擦着手，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心里猛地一跳的话。
“今天下午，有个女人来家里找过你。”
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什么女人？”
“不知道，看起来挺憔悴的，说是你的老战友。”秀芬的目光，紧紧地锁着我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
“她等了半天，你没在家，就走了。不过……她留下了一样东西。”
秀芬说着，转身从客厅的茶几上，拿起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递给了我。
“她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报纸包，心里的疑惑和不安，达到了顶点。
她为什么还要来家里？她到底还想干什么？
我当着秀芬的面，一层一层地，撕开了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旧报纸。
报纸里面包着的，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者照片。
而是一块，冰冷的，坚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