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统特务罗炳乾被抓，为了活命，他供出一仍在潜伏的女特务

上海解放才半年多，市面上歌舞升平，可夜深人静时，空中偶尔窜出的莫尔斯电码，总在提醒人们：危险仍在暗处。解放军占领城市靠的是枪炮，巩固政权却得靠一盘看不见的棋。为了摸清这盘棋子，公安系统专门组建了“无线缉捕组”，罗炳乾正是他们连续追踪数周的目标。

抓捕过程几乎没有悬念。电台一停，罗炳乾拎着一只旧皮箱刚走出弄堂口，前后左右四道身影合拢，他还没来得及关机的袖珍发报机便掉在地上。传闻中狡猾的军统“万能报务员”这一次安静得像只冻僵的鹌鹑，被带进福州路的审讯室时，裤脚还滴着雨水。

接下来的三天，是心理与意志的对决。审讯室灯泡不算亮，桌面却摆得密密麻麻：暗号本、目标示意图、民宅示意照片。罗炳乾先是死咬着牙不吭声，直到审讯员轻轻拍了拍那台袖珍机：“你用五进制编码写的‘E’字少了一横。”这句话像钝刀子划在他心口，他知道对方真正懂行。十分钟后，他的肩膀彻底垮了，只剩一个念头——要活下去。

“我给你们一个名字。”罗炳乾低声说。审讯员没吭声，递给他一支铅笔。纸张铺开，罗炳乾写下三个字：钮梅波。写完又抬头：“她比我危险得多，擅长尾随、爆破，胆子比我大。”短暂沉默后，他补充一句，“抓她能救我一命，对吧？”审讯员只是淡淡回了句：“实话实说，是你的唯一机会。”

公安局立即对这名女特务展开梳理。档案零散却露出惊人轨迹：原神户华侨女学生，1941年被军统吸收，曾在郑州站任报务兼外勤，四八年潜入沪西，代号“花影”。解放前夕，她负责向台湾发出城市工事与码头装卸计划，多次为空袭提供坐标。更棘手的是，罗炳乾坦言，她独立掌握一套替换电台，行踪飘忽，还习惯单线联系，几乎留不下尾巴。

要把人逼出来，只能布局。缉捕组设计了一份“高层检阅东华码头”的伪情报，用罗炳乾前后呼应的暗号渠道放出去。为了让钩饵更具吸引力，内容里写进“22号夜航船次及陈毅市长出席”等关键词。资料发出后，警方假装中断联系，并悄悄将联络地点设为外滩景福里的一间弄堂杂货铺。

三天过去，对方毫无动静。第四天傍晚，杂货铺老板忽然收到一封加贴粉红邮票的平信，只写一句话：“货单需面签，旧时八点见。”信件墨迹未干，警方立即确认：这是“花影”特定行话——八点代表次日清晨八时，旧时则指外滩老码头区域。

1月9日清晨，十几名侦查员分散驻守在外滩两侧。罗炳乾戴着灰呢礼帽、脖子上围着绣字围巾，按约定时间出现。他身后始终有人监视，却假装不经意。他走进一家叫“大沪舞厅”的旧洋楼，灯罩昏黄，墙上还挂着褪色海报。二楼回廊里，一个身穿灰呢长裙、脚踩细高跟的年轻女子正倚栏抽烟。两人视线对上时，她随手弹掉烟灰，轻声问：“文件带了吗？”罗炳乾把皮包推过去，嗓音压得极低：“就在里头。”

女特务并未急于打开，她环顾舞厅后门，眉梢微动，显然感觉到了异样。仅三秒迟疑，她转身推开舞厅墙角的暗门，沿旧式逃生阶梯快速下行。可楼外两侧早布满便衣，弄堂口还停着一辆空车。她冲出门口时，迎面就是一记口令：“站住！”钮梅波想要夺路，结果后方巷尾同时闪出两道身影。短促搏斗后，她的手腕被反铐，耳边只听见叮叮当当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荡。

押解返回途中，有意思的是，钮梅波突然笑了：“早知道你这家伙靠不住。”罗炳乾没说话，只低头咬着嘴唇。两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彻底翻篇。

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清晰地拼出他们的活动图。钮梅波承认，自蒋介石撤台后，她曾策划炸毁北站煤栈、暗杀市政领导等行动，并确实向台湾报送过军调署列表。罗炳乾提供的“立功”线索帮助补全证据链，但无法抵消之前犯下的死案：1949年12月29日航空轰炸引导信号，正是他报出的坐标，造成平民重大伤亡。

1950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检察署正式提起公诉，被告人罗炳乾、钮梅波同案审理。庭上，两人都试图以“被胁迫执行命令”作最后辩解，可爆炸案、大世界外线计划、机场定位图等物证一一呈现后，他们再无话可说。同年4月初，市人民法院宣判：罗炳乾、钮梅波犯间谍罪、反革命破坏罪，依法处以极刑，核准后当日执行。

枪声并不响，却让整座城市安静了片刻。短波监听日志上，再没有出现“沪12号”的滴答声。随后几个月，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与两人有关联的潜伏线全部斩断，冰冷器材被逐件封存。对普通市民而言，这份静默意味着夜里不再突闻警报，也代表火车站月台上的灯光可以整夜亮着。

1960年代，上海警备区汇编资料时，特意记录了这起案件，备注只有一句话：“无线电波里的对决，输者从不重来。”罗炳乾和钮梅波曾依赖密码与暗号穿梭风雨，最终却败在同样的电磁脉冲下。这并非传奇，只是新生政权必须打赢的地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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