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留下多少积蓄？

1976年9月8日深夜，中南海里的灯光依旧通明，值班护士轻声提醒：“主席，得按时吃药。”老人挥了挥手，“先把那本书递来。”桌上摊着账本，封皮已被汗迹浸出暗痕。谁也没料到，这本看似普通的账册，将成为外界探寻他身后财产的唯一线索。

账本能追溯到1955年春天。那一年，行政级别工资方案出炉，最高薪级六百余元。毛主席在批示栏里只写了六个字——“下调，四百余”。会计赖祖烈看完愣住了，隔天又去请示，答复仍是那六个字。自此，他的工资数额再未改变。

紧接着是一笔又一笔稿费入账。1950年，《毛泽东选集》外文版在十余国同步发行，首批汇来七百余万旧卢布。外务部准备开专户，他却批注：“退还原处，转交各国共产党。”国内稿费无法退回，集中存入特别会计室。数额逐年递增，可动用的频率极低。

账页旁偶尔夹着便条——“购《资治通鉴》二十套，各地高校图书馆分送”“湘潭老乡缺种子，拨款五百”“贺子珍在沪，生活补贴二百”。数字不大，却密密麻麻。吴连登后来感叹，主席从来不是不会花钱，只是不花在自己身上。

同事们曾试图为他添置新装。1959年国庆前夕，供给部送来一排崭新中山装，他摸了摸料子：“还行，别全留我身上，统统发给警卫班。”真正落在他柜子里的，依旧是几套补丁摞着补丁的旧衣。对外会见时，李银桥急得直抹汗：“袜子露洞了，换双新的吧？”老人笑了笑：“他们又不盯着脚看。”

1960年初，三线建设告急，大量物资北调南运。毛主席计算了一天，随手写下：“个人节约一条毛巾，全军便是一场战役。”这句话并未公开发布，却牢牢贴在会计室墙上，成了经年不变的座右铭。

时间回到1976年9月9日凌晨。医疗小组记录血压时，那本账册静静停留在最后一页。最后一次支出，日期写着8月28日：“给李敏、李讷各二千，生活费一次性解决。”之后的空白，再无新字。

吴连登在整理遗物时，清点现金只有五百余元；银行账户零余额；房产、债券、金银等项一栏，全部划去。稿费一百二十四万，早于1975年6月集中划给财政部图书专项。子女们得到的，仅是八千元生活安置费、一台彩电、一台冰箱——都在账本上能找到对应条目。

整理完毕，吴连登让会计在最后写下说明：“此册为毛主席生前全部个人收支，合计结余五百一十二元。”落款日期，1976年9月10日。

外界多年间猜测不断：领袖身后该有怎样的财富？账册给出了干脆的答案——钱不是没有过，只是源源不断流向更大的池子。有人感慨：“把一生稿费都写进国家预算，古今少见。”这话不算夸张。百万稿费足以置办数幢洋房，他却换来了一摞借书条和数十封汇款单。

毛主席曾对卫士随口说过一句：“人嘛，总得留下点什么。”如今看来，他留下的是那本账册里密密的数字，更是数字背后的态度——宁肯让钱流向书籍、农田、工棚，也不在自己衣食上多添一分。五百元，既是余款，也是注脚，一切尽在不言中。